中国传统对外观念对早期现代化的影响

人类明的产生是多元的。工业革命前,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中国形成了带有强烈“自我中心”色彩的对外观念,诸如“中国中心”的地理观、华尊夷卑的化观、封闭自足的经济观、“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对外认知观念等。这种传统的对外观念体系在地理大发现、西力东侵,人类明格局剧变的形势下,障碍了国人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影响了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和近代世界秩序观的形成,淡化了国人的危机意识,延缓了清王朝近代外交观念的产生,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发轫产生了巨大的滞阻效应．     

中国传统地理观念对早期现代化的阻力

中国古代由于地缘的孤立和中华文明长期居于东亚文明的中心地位,使得中国传统地理观念一直具有浓厚的“自我中心”色彩。这些传统观念在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始后遇到空前的挑战。传统地理学中中国中心观、华夷族类思想和风水观念等渗入社会思潮,沉淀于民众心理,障碍了国人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影响了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和近代世界秩序观的形成,淡化了国人的危机意识,对早期现代化起了极大的反作用。     

4-5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在东亚的传播与世界秩序——以倭国“天下”意识的形成为线索

“天下”原指中国领域,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肇端於五胡建国华北,逐渐形成了将四夷也包含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之内的新“天下”意识。这种新天下意识随着当时规模巨大的人口移动,被传播到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等国,并影响到古代朝鲜、日本的国家建设。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动向中,倭国王从倭王武时代既向中国皇帝称臣,同时又自称“治天下”之王,到隋炀帝时代倭王自称“天子”,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天下”意识。伴随着新天下意识在东亚的形成和传播,魏晋南朝的世界秩序最终被北朝隋唐的世界秩序所取代,东亚各地区也进入新的中华、天下纷然丛生的时代。     

中朝日近代世界秩序观的形成与外交取向比较研究

19世纪中后期,西力东侵,维系原来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关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东亚地区三个古老的国家开始相继实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三国在向近代外交迈进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姿态。中朝两国的统治者都不能以对世界变局的正确认识以及健康的心态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融入新的国际秩序。只有日本在新的形势面前适时摒弃传统的世界观,以近代世界观看待东亚秩序问题,进而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三国在19世纪中后期不同的外交取向,与其是否能够与时俱进,形成近代世界秩序观有着直接的关系。     

世界秩序：旧与新

本利用一种广泛的结构方法,考察了自公元前3500年以来国际体系与世界秩序的演变,特别是对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构成影响的单位(“UNIT”)规模与影响的变化,从而对世界秩序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并对美国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世界秩序理论进行了批判。     

关于中日"自治传统"的比较分析

近代中日两国在实行地方自治前,都存在着一定的“自治传统。”这种传统在日本日村落共同体,在中国日宗族自治、乡绅自治。但是虽然同为“自治”,实际上有着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也可谓是导致两国实行近代地方自治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中日“自治传统”在地方公选议会、地方公共财政的运营和地方公共团体法人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总结出中日“自治传统”具有的不同的特质。     

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与哲学和历史学关系的演变

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即指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历史理论。系统考察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过程,并探讨哲学和历史学的关系在其间演变发展的逻辑线索,有助于我们在方法论上搞清楚坚持和发展科学的“世界历史观念”的逻辑机理。本文拟就这方面问题谈一点浅见,旨在求教。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产生有其深远的思想渊源。但要正确地追溯其思想渊源,科学地考察其萌生过程,必须首先搞清楚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１．历史哲学与“对历史的哲学思考”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世界历史理论具有双重规定性：哲学历史观上的和具体的史…     

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

本文从儒家学术传统的变迁出发,考察考据在明清两代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在德川日本的影响,从比较的角度,检讨中日两国近代史学的传统资源及其不同之影响。考据的方法作为一学术思潮在明清交替之后盛行,则与明代王学之泛滥和清代的统治有关。这一思潮到了19世纪,在中国已呈衰颓之势时传入日本,逐渐主导了日本儒学和整个学术风气。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史学开始迈入近代化,其特征是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史学”,另一方面又因考据学的兴趣而对德国的兰克史学情有独钟。考据学在清末的衰落和今文经派的兴盛,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由于考据学兴衰在中日两国的“时间差”,使得两国的近代学术呈现出重要之不同。[编者按]     

读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

“在历史上,众多的研究已经将西方国家种族偏见的限度展现无余……然而,种族观念①在欧美以外的社会也同样兴盛,这一点就鲜为人知了。”冯客先生所著《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②“前言”第1页中的这段话,我认为有一定的根据。③在我们这里,尽管清末革命派曾大谈“种族革命”,但研究者一般都将之纳入“民族主义”范畴。其实,不只是今天的研究者,在清末民初,我们的前辈就往往将国家(国族)与种族混同起来。冯客指出,在20世纪初的留日学生那里,“种”与“国”是重叠的:“‘国’和‘种’在成组的短语如‘爱种爱国’或‘国界种界’中经常并置,这也对…     

观念与社会∶女子小脚的美丑与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

近代中国缠足与反缠足两种观念曾长期竞争 ,至少到 2 0世纪 30年代 ,小脚美的观念在民间仍广泛存在 ,而天足女性及其家庭则往往受到社会的歧视。这样的观念有力地影响到女性在婚姻方面的选择能力和选择范围 ,由于近代社会变动导致从价值取向到生存竞争方式都有较大的差异的“两个世界”的存在 ,多数不能受教育的女性很难享受与“新世界”相伴随的社会待遇 ,缠足实际成为保障她们婚姻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 ;这样的社会因素又反过来强化了这一“世界”小脚美的观念 ,故小脚美丑的观念竞争实与生活习俗的转变伴随进行 ,主张天足美的趋新士人观念直到整体的新旧势易才最后占了上风。     

中国的"村上春树热"

中国当代文学受到市场经济和西方现代派的双重影响呈多元化的走向。日本纯文学作家村上春树的创作准确地反映了当今社会,特别是生活在繁华都市的青年人的精神世界。村上作品的出现不仅给日本文坛带来震撼,也给多元化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其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特别是西化的思想性引起了当代中国年轻一代的共鸣。中国的“村上春树热”现象说明中国的当代文学已日趋接近西方现代艺术的潮流,同时也向中国作家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的作家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创作出既受读者欢迎,又有高度艺术性的文学作品。     

兰克史学在晚清的传播

兰克及其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通过翻译日本人编译的"万国史"、"西洋史"教科书以及"史学概论"、"史学研究法"性质论著.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对兰克及弟子多有简略的介绍,而这些教科书大部分又从日本编译而来,故受日本史学界的影响,清末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也带有一点"科学派"色彩;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和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是国人最初接触兰克史学方法的主要教材,而浮田、坪井对史学方法论的概述又渊源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伯伦汉则秉承兰克的严谨史料批评方法.兰克史学在20世纪初虽然已经传播到中国,但没有引起世人的太多关注.     

中国文化的流风遗韵与近代日本文人的汉学修养

本文通过对夏目漱石、森鸥外和芥川龙之介三位日本明治末年和大正年间的著名作家与汉文学的渊源的叙述和分析,试图说明尽管明治时期以后欧风美雨差不多席卷了整个日本,日本的文人、即便以近代文学先进著称的这些作家,其在思想意识的深处依然积淀着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或汉文化的底蕴。这种底蕴将会影响他们的整个世界观和人生情趣。由此可以透视出中国文化在日本的积淀之深。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对外贸易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改革开放使中国及时赶上经济全球化的高潮,对外贸易则是中国与世界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本文在概述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表现出对外贸易额迅猛扩张、外贸结构不断优化、不断深化的外贸体制改革以及波动之中的贸易条件等特征。展示了中国对外贸易空间分布不均衡的格局,无论国内对外贸易的分布还是主要贸易伙伴的构成都体现出这一特点,说明中国的对外开放仍然处在较低的水平,并分析了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的经贸发展的影响。     

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作家的小林多喜二认识

1933年2月,日本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小林多喜二被日本反动政权虐杀后,在中国文坛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鲁迅、郁达夫、夏衍、楼适夷等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们纷纷著文,抨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行径。同时,又满怀国际主义深情为小林多喜二的遗属募捐。由此,在中国文坛上,一大批留日归来的左翼文学者以小林多喜二等进步日本作家的作品为“火种”,进一步掀起了中日文学的交流高潮。     

世纪之交的问题意识与新范式探索--日本学者对中国"结构变动"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日本学者对现代中国研究的思想史范式提出质疑,开始系统地探索从政治结构的角度阐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到90年代,在历史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的维度上分析中国的"结构变动"成为日本学者刻意追求的新范式,他们尝试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外部世界关系诸方面的结构变动分析,提出对中国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认识.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日本55年体制的研究

本文就日本学术界对55年体制的研究即关于55年体制的提法、55年体制的概念、55年体制形成的时间、55年体制的崩溃、55年体制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同时对我国学术界关于55年体制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幕末与明治时期日本人的上海认识——从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到远山景直的《上海》

对于幕末与明治时期的日本人而言,上海首先是中国的上海;同时上海也是世界、尤其是西洋的上海,租界区域出现了与此前的中国本土迥然相异的新的样态;再次是与日本紧密相关的上海,19世纪末期以后,在虹口一带形成了以日本居留民为主体的日本人社会。这样一个多元组合、多重叠加、既相对分离又互相交融、同时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的都市,对于正在走向东亚乃至世界舞台的近代日本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因此,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于上海的认识,首先是对于以上海为媒介的中国的认识,其次是对于与上海相关的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于通过上海所体现出来的中日关系的认识因此,近代上海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实际上具有三层意义：观察中国的现场;透视世界的窗口;反观日本本身的泰照系,     

辽宁省与日本的经贸合作

自辽宁省与日本开展经贸合作以来,双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彼此都从优势互补的经贸合作中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但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东南亚一些国家及我国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愈益激烈,对辽宁省传统产品的出口构成了严重威胁,也影响着辽宁省与日本的经贸合作向纵深拓展。本文在分析辽宁省与日本经贸合作现状特点的基础上,探讨影响双方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推进双方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Going West and Going Out: discourses,migrants, and models in Chinese development

Abstract

In 1999 China announced the launching of the Open up the West campaign, sometimes called “Going West,” to help western China finally catch up to the much wealthier eastern, coastal areas after several decades of lagging behind. The same year, China also announced a “Going Out” strategy to encourage Chinese investment abroad. The 15 years since then have witnessed dramatic Chinese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various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n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as well as around the world. Though rarely considered together, we argue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parallels in development discourse, the centrality of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nature of migrant-local relation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odels from elsewhere” in Going West and Going Out. Considering these parallels can help shed light on Chinese development discourse and practice, as China become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e field of development once dominated by Western countries. Finally, we also consider direct connections and convergences between the two strategies i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of Asia and in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