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望山摩崖三尊大石刻造像之考证

孔望山摩崖造像中,除了唐代前后的佛教造像外,有少数为道教与世俗内容者,其雕造时代与佛教遗像有别。本文所要提出讨论的是摩崖中三尊最大的石刻造像。 这三尊大型大刻,曾有数文进行过论证,但由于考察方法不同,对其内容尚未统一认识。《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七期《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只是笼统地将其与周围佛教造像混为一淡;同期发表的《孔望山摩崖造像年代考察》一文,俞伟超、信力祥同志根据《东海庙碑》认为是道教造像;步连生同志在《文物》第九期《孔望山东汉摩崖佛教造像初探》中又认为是佛教造像;同期上,李洪甫问志在《孔望山造像中部分题材的考订》中,则论为世俗内容,并进而考证为“西王母”等。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的楚文化因子

一、问题的提出 1990年,阮荣春先生在《东南文化》第1—3期上撰宏文指出;公元三世纪前后,从中印度秣菟罗地区到我国长江流域,直到东瀛日本,存在着一条横跨三个国度的早期佛教造像传播路线。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由北印度犍陀罗地区到我国北方丝绸之路直到黄河流域的“北传”佛教造像传播路线,他将兴盛于我国长江流域,以秣菟罗造像风格为其特征的佛教造像系统命名为“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中日两国学者又先后数次投足长江流域,他们上入巴蜀滇黔,中穿三峡洞庭,下探禹穴山阴,沿着早期佛教造像南传路     

佛国众生诸法妙相

自东汉“白马驮经”佛教从西域天竺传入中国,经长期弘传,逐步成为我国影响最大,传播最广泛的宗教。佛教的传入与迅速流布,最初是以“设像传道”为基本手段的,让人顶礼膜拜的佛教造像,便于系念观想的佛教绘画一一应运而生。故佛教在中国又被称为“像教”,反映了许多人是通过“像”来接受并认识佛教的。     

略论洛阳出土佛教造像座的装饰题材

1979年洛阳出土了一件佛教造像座,其四侧线刻有精美的佛教人物,原简报认为他们的身份是菩萨和供养人等。经过笔者仔细分析,认为这件造像座上的装饰题材是地神与香炉、四天王奉钵、十大神王等。     

浅析东汉至南北朝的佛像崇拜

佛教是一种制度化的宗教,由三宝构成,是信仰、仪式、象征体系的有机统一。其中,信仰是佛教的内在标志,而仪式和象征则构成了佛教的外在表现,在信仰中,对"法"的崇拜是佛教的核心要素,而佛像崇拜则属于佛宝的表现之一。按照学术界一般的说法,"公元1世纪以后,随着大乘佛教的流行,信徒开始造像礼拜。"同时,根据原始佛教     

“画纹带佛兽镜”质疑——与王仲殊先生商榷

近段时期以来,南方地区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反响.就目前南方各地相继发现的一些佛像和与佛像有关的文物看,似乎向我们揭示,在我国佛教传播的早期,存在着一条佛教造像的南传路线.对此,已有许多学者论及.在造像方面,大家所熟悉的铜镜,也是佛教造像的载体,它上面的佛教造像,也是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佛饰镜”.目前,很多地方都发现铜镜上存在佛像或与佛教有关的图纹,其中,湖北鄂州出土铜镜中佛饰所占的比例尤为突出,对此,王仲殊     

唐卡—信仰与生命塑造的永恒艺术

藏传佛教较具代表性的艺术表现形式有两个,一为“佛教造像”;二为“唐卡绘画”。“佛教造像”以明初者为最佳,十余年来更执收藏界涨幅之牛耳。一尊高40公分,品向上好的明初镏金佛像在1998年市场价值大约是7-9万人民币左右,现在则至少在百万元上下,佛教造像的世界最高拍卖纪录亦由数百万元升至现在的过亿元。     

豫北地区景明年间佛教石刻造像初探

北朝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鼎盛时期 ,然而各个阶段的造像风格却不尽相同 ,景明年间河南豫北地区的石刻造像所表现出的瘦削型“秀骨清像”风格 ,对北魏晚期的佛教造像影响极大 ,为佛教造像全面实现中国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几件佛教石刻造像为例 ,对北魏景明年间豫北地区佛教造像题材和艺术风格作以简要论述。     

甘肃省博物馆藏北魏石塔有关题材考证

甘肃省博物馆当年展出的一座北魏石造像塔,是参观颇感兴趣的一件佛教艺术品。造像塔原出土于陇东高原的庄浪县,后调至省博物馆。庄浪是陇东平凉地区的一个中等县,因境内有庄山水浪而得名,为陇东像石佛教艺术(包括石刻与造像塔等)保存较多的一个县。现展出于省博的此造像塔无纪年铭,但从造像型式、题材及佛与菩萨的风格来看,应是北魏孝帝改制之后的作品。其主要依据是造像皆为“秀骨清相”、“褒衣博带”式。     

北魏平城佛教造像与儒学中“礼”的关系——以美术考古重新解读

美术考古作为考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科的提出是以美术相关作品和历史语境来认识历史、解读文化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以期深入了解历史中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国古代社会崇尚“礼”,在礼制的影响下展现出了不同时期的文化交融与精神风貌。北魏是佛教初传入中国并尝试融入中国社会的关键时期,佛教作为一种源自域外且带有明显域外特征和文化的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深受当时魏晋南北朝广为流传的儒学的影响。同时,佛教造像的衍变和发展也受到“礼”的约束。文章试图从佛教传入中国后,传播过程中为保持其信仰的独立性和优先性,在与汉文化中“礼”的矛盾性处境中从造像方面衍化这一内容出发,浅析佛教造像的样式风格、题材与审美意象的衍变。     

北朝山西乡村佛教石刻造像考——以《山右石刻丛编》为中心

山西乡村佛教石刻造像最初源头已不可考,据《山右石刻丛编》所录石刻造像及其碑记可以看出其形制与石窟造像形制相似,其所制年代集中在南北朝时期,也是石窟造像流行的年代。可以推论,石刻造像是石窟造像在乡村的变体,是民间乡社自发开展的崇佛运动的产物。通过石刻造像的研究,可以探讨佛教思想在中国乡村传播的路径及其组织方式在乡村政权中的地位和影响。     

释迦伏膝冥思像考析

<正>在佛教题材的造像中,有一种特殊姿态的神祇,螺发大耳,广眉深目,顶有肉髻,一腿横盘,一腿向前支起,跣足,双手相叠搭在支起腿的膝上,作伏膝枕颔冥思状(图一)。造像或蹙眉凝思或莞尔一笑,巧妙地体现了主尊微妙的内心世界,显示出许多耐人寻味的深蕴。从现今所见情况看,这类图像是中国元以后佛教造像、绘画等中出现的新题材,不见于印度佛教图像,在中国早期佛教图像中也难觅踪迹。目前,此类造像的定名存在争议,多数情况被称为“雪山大士”^[1],有时也被称为“释迦牟尼佛像”^[2]。     

就日本文化厅藏画纹带佛兽镜(1)——论“褒衣博带式”佛像的产生

我国早期佛像主要有三种装束,即右袒式、通肩式以及褒衣博带(即褒大之衣,广博之带)式.前两种装束由印度传入,而褒衣博带式(又称“冕服式”、“绅带式”)则是佛教造像入传中国后“汉化”了的产物.在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等石窟中,“褒衣博带式”造像多处可见.龙门开凿前后,这种装束的佛像成了石窟造像中的主流.日本的早期佛教造像亦接受了“褒衣博带式”的影响,如著名的飞鸟大佛,法隆寺释迦三尊等均属这一装束.关于褒衣博带式佛像产生的源点,中日学者均认为在中国南方.北魏的“政教合一”和崇尚汉文化的政策,则是“褒衣博带式”在北方普遍推开的主要原因.就现存早期佛造像看,北方在北魏期间开凿的云岗第十六窟中,褒衣博带式佛像已置于窟中主要位置;在南方,四川茂县出土的齐永明元年(483) 佛坐像亦属此类衣式.这两处造像,是中日学者长期以来作为褒衣博带式造像研究的最早范例.     

中国佛教造像中的供养人像——佛教美术史研究的新视点

佛教造像中所表现的供养人像不仅是制作和礼拜佛像的佛教信徒的形象,同时,作为皇帝的臣民、国家和社会的一员,也是他们想确立自我存在的一个形象.本文阐述了佛教造像这一宗教活动是被利用为向统治者和社会表达意志的一个"场所",供养人像的一个主要功能即是其表现手段.现存佛像当中并非都是中央地区精美的作品,也存在很多地方和民间制作的拙劣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从美术史的角度评价较低,但实际上,作为向国家和社会传递意愿的一个纪念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在佛教美术研究当中不能只从美术史的角度去研究,也有必要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     

崇信县博物馆馆藏佛教造像浅考

崇信地处平凉境内,是佛教文化及其造像艺术传入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枢纽和活跃之地,历史上虽经历过四次灭佛事件的影响,但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因而佛教造像传世量依然颇丰。崇信县博物馆珍藏的佛教造像有10余尊,主要以金属、瓷、石等质地为主,其制造工艺精美,比例严谨,特色鲜明,基本涵盖了佛教造像艺术从吸收、发展、成熟直至鼎盛辉煌的各个阶段,客观反映了本地域各个时期佛教造像的制作风格和地域特色。     

从安岳大般若洞三教合一造像论其思想性和文化意义

我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的雕刻艺术,以石刻造像为主,基本上表现的是佛教内容,代表了千年的中国美术史,更是中国思想、化史的一部分。在这个历史阶段浩瀚的佛教石刻艺术中,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石刻造像所展示的思想、化、哲学内涵弥显特别与珍贵。四川安岳大般若洞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石刻造像是那个历史阶段的产物,不乏代表性。它不仅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化的多元;而且其洞顶的奇异字“ ”(暂称为颠倒双人字,下同)全国罕见,具有唯一性,堪称传达儒释道三教合一内涵的独特符号。因此,解析这些造像的构成关系和揭示其化背景,破译“ ”这个奇异字的密码,对于认识四川、重庆大足与其他区域石刻造像中的儒释道三教合一造像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不乏化意义。     

朔望烧香祭祖礼仪考源

朔望烧香祭祖礼仪在我国传统社会普遍存在,其历史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其形成与先秦以来的礼仪传统及道教、佛教有密切关系。一方面,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的"烧香"祭祀礼仪随着汉代以来香料的传入发生演变,后被道教所吸收。至南北朝时期,道教将烧香仪式运用于每月朔望为亡故先人祈愿等活动,使得朔望烧香祭祖礼仪得以形成。另一方面,自佛教传入后,烧香礼仪在我国获得推广和实践。南北朝时期,佛教烧香与先秦以来的朔望祭祀传统相结合,亦推动了朔望烧香祭祖礼仪的形成。     

佛教与和谐 心澄法师专访

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的文化。佛教寺院不只是烧香的地方,不能只单单把佛教看作一种宗教,还应该知道它也是一种文化。我们不能丢掉我们的信仰传统,一个民族的根是不能动摇的。——心澄法师语录     

峨眉山仅存的两通道教碑

峨眉山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与安徽的九华,浙江的普陀,山西的五台山齐名。但峨眉山在明代以前,却原是我国的一处著名道教胜地。《魏书·释老志》说:“道家之源,出于老子……授轩辕于峨眉,教帝喾于牧德。”这是把峨眉山视为道家仙山的最早史料。故晋人所撰《五符经》说:     

张龙达造像碑考释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中国的立碑供奉纪念的影响,与中国古代的碑刻相结合,于是产生了佛教造像碑。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制的宗教造像形式,是古代将佛像雕刻在石头上的碑刻,在其碑上开龛造像,并在碑上雕刻供养人、造像人姓名、官职、籍贯、造像缘由、祈福内容、造像时间、地点等。本文以张龙达造像碑为例,对其造像碑上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进行考释和分析,对其碑上体现的问题进行解读,得出张龙达造像碑的造像年代在西魏时期,造像碑上反映的是以张氏家族为主体的家族信仰,以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是由于政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