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框架下的编辑出版学研究

本文基于库恩科学发展＂范式＂研究框架,对我国当前编辑出版学研究现状予以梳理和审视,并从作为编辑出版研究之核心范式的原理和规律角度来进行细致剖析,展示了当前编辑出版学研究方面存在的范式虚无、范式转移和范式杂乱情况。     

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围绕"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的讨论

“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把“现代化”主要看做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历史大变革进程,看做一个并不具备终极目标价值而且道路模式选择多样的历史范畴,从而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它和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现代化论有原则上的不同,也不同于建立在“五种生产方式序列”基础上的“革命范式”。东、西方两种对立的单线演进历史模式,在史学方法论上都有绝对主义和排他性色彩。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则是开放的、包容的、多面向的。现代化范式的出现打破了史学长期由单一范式支配的局面。史学范式的多样化,是中国史学繁荣之道。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分析

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热门话题,我国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行政体制改革浪潮。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设计和指导,理性官僚制和时下风行的新公共管理是当前西方国家存在的两种行政模式,我国的行政改革的模式选择应该依据我国的实际,科学选择理性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两只手"的协调运作的改革模式。     

人地关系操作范式探讨

把人地关系作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必须使人地关系理论具有操作性,要使人地关系走向操作,必须建立一整套人地关系的操作范式,本文总结了地理学人地关系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若干人地关系的操作范式     

旅游竞争力评价范式：反思与启示

旅游竞争力研究已经成为旅游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然而,国内外关于旅游竞争力的评价,基本上是沿用波特的国家竞争力评价范式,相互之间的差异无外乎“指标选择”或“权重配置”两个方面。本文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当前的旅游竞争力评价范式进行了反思。从理论分析来看,当前旅游竞争力评价范式的假设前提并不成立,对指标的选取也值得商榷;从实证角度来看,其所建构的模型难以解释诸多旅游地的发展。本文认为旅游竞争力的大小绝不等同于各个竞争要素“绝对数值”的简单求和,而是隐含在由旅游体验所决定的需求结构、竞争要素之间的结构性构造以及不同竞争目的她的“相对地位”之中。简言之,旅游竞争力的大小,从需求来看,取决于需求结构及其变化;从供给上看,取决于竞争要素的相对地位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旅游地的相对优势。     

新公共管理对官僚制是摒弃还是扬弃——基于制度层面的思考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先后开展的以“企业家政府”为理论模型、以市场化运作模式和私营部门的管理为研究方法、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为目的的一项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对政府流程再造的初期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仍然无法改变官僚制的人事制度。新公共管理所提出的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只是对官僚制的修正与补充,是对官僚制的扬弃,而不是摒弃。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

本章通过对章太炎的“反满说”、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等五个重要理论观点的形成及其基本涵义的历史考察,探讨了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在20世纪的变迁。文章认为,基于国粹意识的“反满说”,开拓了研究的新方向。“理学反动说”则是在此基础上的继往开来,并注入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科学的方法论思想,成为20世纪研究的重要范式。“每转益进说”与“内在理路说”,试图以继承与发展的观点重新解释,从而对“理学反动说”提出了新的挑战。“早期启蒙说”则勾划出由17世纪早期思想启蒙到19世纪近代思想启蒙的一条主线,首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清代学术的新范式。文章指出,上述研究范式之间的起伏消长,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而这种社会思潮的起伏消长反过来也影响甚至决定了研究范式的变迁。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正>"范式"(paradigm)这一术语,是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引入的学术概念。它表述为学术共同体成员在开展科学研究中所共享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或集合。在库恩看来,当科学发展到某一阶段,总会出现一种主导性的研究范式,并形成关于某一问题研究的主流观点;而当这种主导范式不能解释的"异例"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产生范式的更替和转换问题。(2)这一情况将促使关于某一问题的研究,重新进入"百家争鸣"的状态。其实,在百年党史的研究中,研究范式也常处在不断更替和转换中。也正是这种更替和转换,推动党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研究者认识的不断深化。     

浅探库恩的范式及反常

库恩以范式为基础,通过反常搭建起了他的科学革命演进的内在逻辑模式;他把科学知识发展看作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无限循环过程是其独具一格之处,科学知识发展的历史就是范式不断转换的历史,其实质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新的范式的建立意味着人类将踏入了一个新的认知领域。     

方志学学科发展的理论审视:一种范式的视角

在我国方志学学科的现代建构中,认清、梳理、把握方志学内在的研究范式,是现代方志学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对方志学研究范式的概念、功能以及历史进行简要考察和阐述,明晰现代方志学研究范式的基本范畴,便于更好地推动方志学学科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试析中国史学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一直为中国史学界所重视。从20世纪60年代发掘和整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开始到目前,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范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研究范式主要是带政治意义和民族主义的实证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开始转向以民族主义为原则的多种学科理论方法与实证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如运用社会心理学、国际法学、口述史学、法医学等等;当前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范式又有新的发展趋向,即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开始从人类文明史和和平学的视角来反思这一暴行,并注重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范式的转移将有助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深入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的亚洲经验与范式建构

亚洲国家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认定和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引领性的探索和尝试,结合经济发展,以当代设计观念转化"非遗"资源的传统文化样式,用当代设计语言转化传统文化元素,通过当代设计创意产业转化传统文化产业,以及通过当代设计创意产业发展转化传统文化产业,取得了一系列经验。从"解决问题的模式"角度看,形成了原生态、聚落化传承和发展的"手艺农村"范式和凝练传统文化元素和精神的"设计产业"范式。当前,云计算、大数据以及广泛互联的智能终端格局正在形成和发展,尤需进一步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计算条件下的数据化、信息化及其广泛的互联传播与应用问题。     

欧洲思想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学术路径

在西方学术界,一直具有重视思想史研究的传统。通过对思想史研究学术史的考察可以发现,长久以来,虽然思想史研究一直是欧洲学术界重点研究的领域,但还没有真正形成"历史性"的考察。20世纪80年代,"剑桥学派"的兴起才改变了这一研究范式。与此同时,以昆廷·斯金纳和德国的考斯莱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又提出"概念史"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学者们又在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思想史的"国际转向"。目前,思想史研究一方面正在深化对具体内容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同时展开了对思想史研究范式本身的反思和讨论。而对这种学术史的梳理和反思将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洲学术界研究范式不断推陈出新的基础和动力,以及重构思想史研究未来的取向与学术特性。     

从文本到实践:民间小戏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演进路径

民间小戏是中国戏曲的构成部分之一,也是中国民间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小戏研究长期滞后于传统大戏研究。在以民间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民间文艺学领域,神话、故事、史诗研究巍巍壮观,民间小戏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民间小戏研究自民国以来经历了从文本层面的小戏转变为语境层面的小戏和生活实践层面的小戏的认知过程,形成了文本作品研究范式、文化语境研究范式和艺人实践研究范式。民间小戏研究范式的转换与演进受到社会文化思潮、学科建设发展、代表性学术论著和研究方法应用等因素的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民间小戏振兴及民间小戏研究提供了机遇,在乡村振兴的文化实践中,民间小戏的艺人实践研究范式仍然是民间小戏研究的未来趋向。     

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与中国旅游本土化研究

研究方法是旅游研究者顺利开展旅游研究的必备工具,具体的研究方法又受到特定的研究范式的制约,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在努力掌握各种研究方法时,往往对其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限制了研究水平的提高。本文认为,中国旅游研究者要想提高研究水平,必须首先系统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思潮和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采用本土化和跨文化的研究策略。     

中国亟需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范式

海外学界、特别是欧美“汉学家”把国人一般学术著作视为“大中国沙文主义”,原因在于国内学界混乱无序的学术范式、信口开河的八卦观点、疏于引注的可疑文章等等,仍然大面积地占据许多学术刊物的显著版面,它说明,中国亟需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范式。     

范式人重返福建（二）

范式人回福建时。全省仍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范式人协助叶飞并同省委其他领导人一起,在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花了大量精力拨乱反正,狠抓经济工作。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从福建的实际出发,扎扎实实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制定了切实有效的措施。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推进经济工作的基本好转。     

范式人重返福建（一）

范式人同志1909年出生于福建省寿宁县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930年参加革命。是闽东工农红军、闽东苏维埃政权和闽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39年9月。他率福建代表团北上延安出席党的“七大”。之后,转战南北。在他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61年。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受命回福建担任省委第二书记,负责省委的日常工作和全省的经济工作,与家乡人民心心相连,休戚与共。本刊特选载《范式人传》的有关章节。以缅怀这位福建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范式人重返福建（三）

掌握“社教”。1963年初,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福建省委有重点地进行整顿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并在长乐、永定两个县和福州市的工交、财贸、手工业系统及街道等10个单位、35个党支部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和“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结合进行党员登记的试点。省委成立了由叶飞、范式人、叶松、许或青、郭述尧、王禹等参加的“社教”领导小组,并要求地、市、县委也成立领导小组,由第一书记挂帅。1月6日晚。叶飞在省委常委分工时指定范式人掌握“社教”运动。     

生产范式变革下集群企业的去地方化研究

在全球化和地方化共同作用下,经济活动的去地方化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与一般的产业转移概念不同,去地方化着重强调企业受到某种作用脱离地方生产网络,进而对地方生产网络产生的影响。目前关于去地方化的研究多集中在欧美国家,且多是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而由企业生产范式变革引起的去地方化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实际上,在中国沿海地区,集群内创新型企业进行生产范式变革,引起企业去地方化现象十分明显,对地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生产范式变革、组织协同与企业去地方化的理论架构,分别以东莞鞋业集群和华宏鞋业公司为例,分析鞋业集群和企业在生产范式变革下的去地方化现象,为地方政府更好地制定实施集群政策和产业转移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