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埃時期材料的選擇与分类

在着手蒐集蘇維埃時期材料時,博物館工作者立刻遇到一個必需解决的問題:那就是作爲地誌博物館材料選擇與分類的基礎,到底應採取怎樣的一個原則? 這時應該遵循的總原則是:認識藏品部門與陳列的基本任務,‘用陳列地方曆史、經濟、文化、     

衡陽市區文化站是怎樣克服困難的?

衡陽人民文化宮,爲開展文化服務工作,擴大羣衆閱覽範圍,並便利各區讀者組織中蘇友協,進而推廣宣傳活動,特與中蘇友協衡陽支會會商於一九五○年四月起,先後在本市各區揀定適當地點設立文化站共七所。在進行籌設時,首先遇到的主要問題,就是:(1) 房屋(2) 工作人員(3) 用具(4) 書報雜誌設備等。這些問題都是需要經費解决,而該站的設立是以不化費而又能推動工作爲     

坪井九馬三與中國現代史學

史學方法論在中國現代史學專業化進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所依托的資源主要來自域外。既存研究對日本近代史學之父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在中國的譯介狀況及其影響,語焉不詳。本文根據最新發現的未刊講義、報刊資料,結合日文原著,用大量事實說明,坪著在民國史壇一直存在隱性傳播,對中國現代史學產生積極影響。首先,坪著是中國學人最早認識史學方法論的範本之一;其次,坪著最重史學的輔助科學。這是達成"科學史學"途徑之一,衆多中國史家爲了追求史學"科學化",對史學的輔助科學亦多所用力;再次,坪著所舉經典實例,作爲範例指示治學門徑,輾轉流行於中國史學界;最後,坪著有關史學定義、歷史之種類、《資治通鑑》乃皇帝教科書等,對中國史家影響頗大。中國學者雖然吸收坪井的觀點和實例,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創新或再詮釋。     

向達與張大千——關於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的學術史考察

作爲著名歷史學家和敦煌學家的向達與著名畫家的張大千,由於敦煌而結緣並結怨。1942年,向達因參加西北史地考察團到達敦煌,此前張大千已率親友在敦煌臨摹壁畫。由於對敦煌石窟藝術保護、研究、臨摹的不同看法和態度,雙方發生了矛盾。向達在1942年12月的《大公報》上發表了《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對張大千在敦煌的行爲作了批評和指責。向與張的矛盾或衝突,首先是是非之爭,即張大千在臨摹壁畫時對敦煌藝術的破壞,作爲學者的向達要保護敦煌,反對、制止這種破壞。其次,也有考察期間經濟、生活等特殊情況的因素,同時還應該是學術觀念之爭。他們之間的學術之爭,涉及了當時的學術理念、生活狀態、學術團體與個人、學界與政界的關係。     

不要籠統地使用“六朝”這個名詞

關於‘六朝’這名詞在鑑別文物年代上如何使用的問題,本刊曾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賀昌羣先生發表意見說:‘……以六朝概括南朝或以南朝稱六朝,是可以的,但以‘六朝’泛指兩晋南北朝便不對了。‘鑑別文物,如果不能決定它是北魏或東魏西魏或北齊北週的,概括稱‘北朝’是可以的,但如果以東西魏或北齊北周的文物,泛稱為北魏的,嚴格說便不可以(說北魏系統是可以的)。如果將東晋、宋、齊、梁、陳的文物泛稱為‘南朝’却是可以的。’特刊出以供文物工作者的參考。     

國外圕(宀博)文物簡訊

蘇聯人民紀念魯迅忌辰莫斯科文化科舉界人士爲紀念魯迅逝世十五周年,於十月十七日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舉行了特別會議,參加的有蘇聯漢學家、東方學家和高等教育機關的學生等。會議在蘇聯經濟學博士馬斯連尼柯夫致開會詞後,由蘇聯語言學學士愛德靈作了題爲‘偉大的革命作家魯迅’的報告。會上又宣     

守先待後:史學在中國的地位及演變

中國古人敬天而不曾尊崇一位絕對全能之神。在這樣的世界裏,歷史和史學具有特出的文化地位。通過歷史記載和敍述,史學說明並論證着關於天道、人世,以及文化和政治認同等各項基本理念,也驗證着君主統治的正當性。漢代獨尊儒術後,史學的功能有所變化,但仍注重記録和傳承,並越來越帶有守先待後的含義。歷史撰述的體制化帶來相應的約束,爲野史和傳說留下了發展的空間。不間斷的正史、相對隨意的野史,以及伸縮靈動的民間傳說,共同構成了今天的"歷史知識"。這一切都因19世紀西方對中國的入侵而改變,不僅史學的社會地位摇擺不定,學校和公衆所關注的歷史内容也有很大的改變,出現了一些帶有西方特色的中國歷史言說。     

關於“文參”誤解甲骨文寅字和兆文的兩點意見

本刊今年第五期封裏頁刊出的龜甲拓本,在說明上,由於我們處理稿件不够仔細,發生了文字抄錯和解釋模糊的問題,出版後很久我們也沒檢查出來,現在承周綱仁先生指出,這是我們應該深刻檢討,並對作者致以感謝的。這篇文章原來旁徵博引,考證甚詳,全文達六千字,因爲限於篇幅,商得作者同意,予以節略發表。周先生現年七十一歲,以如此高齡,對研究學問這樣積極和熱心,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和學習的。     

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关於輝縣百泉修建療養院破壞古蹟情况報告

查輝縣百泉爲我省名勝首區,所有建築,大體和萬壽山類似。此次我省衛生局爲修建療養院,佔用了百泉蘇門山南麓整個風景區正面地帶,正是人民大眾登臨遊覽的處所。計東西約一百六十米,南北最長處六十七米,多爲舊日古蹟與建築所在,在修建中遭到很多破壞,嚴重違反我人民政府保護文物古蹟政策。查中央政務院政文董字第三十五號指示:凡全國各地具有歷史價值的文物建築,均應加意保護,嚴禁毀壞;如確有必要拆除或改建時,必須經當地人民政府逐級呈報各大行政區文教主管機關     

中南行政委员会指示——关於禁止挖掘古墓砖充作建筑或其他工程材料

關於各地古代墓葬應予保護,以待科學的發掘研究,為祖產受到損失,這不僅與政府法令有違,亦為羣衆所不滿。有關方面針對以上情况必須進行檢查,     

中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中南財經委員會物資管理局,中國土產公司中南區公司擬定雜铜中之古文物檢查、保管、價撥辦法聯合通知

查我國爲歷史悠久的國家,歷代遺留下來的古銅器皿、貨幣,及銅質貴重古物爲數很多,這收購雜銅時應注意檢查保存文化遺物在案外。近據長江日報八月十六日所載南昌貿易公司所收廢     

國立南京博物院依靠羣衆搜集到大批彩陶

國立南京博物院最近依靠群衆完成一件重要的搜集工作。華東人民革大第八大隊董思勇同學,住在南京八寶前街十九號,星期日放假,在家生產種菜,偶然在地上發现有花紋的殘陶器和陶片,上面並寫有英文字。他想到在參觀博物院時,曾见到類似的東西,即携帶兩件由學校轉交南京博物院。該院在五月二十日派人携回殘陶片一件,經初步鑑定,確係     

迷霧中的變遷——省思宋代醫學知識的歷史圖景

宋代向來被視爲中國醫學變遷的時代,在十五年前,席文呼籲對宋代醫學的諸種變化作一個綜合性的分析。在近年宋代醫學史的研究中,疾疫的影響、皇帝的知識興趣、士大夫與醫學的關係、寫本到印本的轉化以及醫學與宗教性醫療的互動都被納入了宋代醫學變遷的敍事當中。但如果仔細審視這些敍事,會發現關於變遷的"綜合性"敍事依然在迷霧之中,而討論這個時代知識論及其可能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如何與社會文化的變化相關聯,應該是首先要回答的問題。     

史華慈思想史學的意義

在他以世界史的眼光,對中國古代思想全景的復雜多樣的透視中,史華慈(Benjamin I.Schwartz)先生對於他的繁復、具有内在“緊張”(tension)和含有未扣牢部分的題材,進行了深切的探索。他的治學途徑具有哪些特點?此一途徑在理論上是如何闡明的?又是如何在實踐中應用的?它獲得甚么樣的成果?它有甚么内在的限制?它對人文學科具有哪些普遍性涵義?它對史學研究又產生那些涵義?這些是重大而繁復的問題,我在這篇短文中無法加以適當而妥切的處理。不過,我擬在下文中提出一些個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重繪中古士族的衰亡史——以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爲中心

2014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譚凱(Nicolas Tackett)的著作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這是繼伊沛霞關於博陵崔氏研究之後歐美學界士族研究領域的又一力作。該書利用大量墓誌材料,運用數理統計的方法,對中古士族的崩潰給予了一個細緻入微的歷史圖景,作者繼承了歐美學者的研究傳統,爲郝若貝、韓明士的唐宋精英理論作了一個出色的注腳。本文借助對該書的介紹與討論,客觀地檢視中國史學界在中古士族崩潰這一問題上的利弊得失,並對今後如何重新繪製中古士族崩潰與衰亡的歷史圖景進行發散式的探討。     

歷史是講新東西的——史學雜話之五

历史上所講的都是過去的事情,當然都是些舊東西,怎么说是講新東西的呢?我可以這樣说,正由於許多研究歷史的往往把自已埋沒在那些舊東西裹面,失掉對於新鮮事物的敏感,所以才需要特別说破這一點,把他們提醒。(一) 歷史是个永久继续不斷的新陳代謝的大流。在這個大流中,新事物層出不窮地湧现着恳欢芜^程,每一幕場面,都要添上些新東西,我們常听到所謂具體的歷史特點。什麼叫作具體的歷史特點呢?就是這些     

论大衆图书馆分类目录组织方法的问题

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思想問題的各項决議,要我們徹底檢討圖書館目錄上現用的各種組織方法。我們的任務,是把目錄由一種純粹的供應工具,由一種客觀的"圖書館存書清冊",變爲一種對讀者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有效武器,祁西列娃那篇"論大衆圖書館分類目錄組織方法"(圖書館員,一九四九年第五期),就是企圖站在這樣立場上,檢討圖書舘目錄組織方法的各項主要問题。     

陸機《晉紀》與晉史的修撰起源

<正>司馬氏晉朝由司馬炎以禪讓方式代魏建立,其創業肇基,則要追溯到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父子在曹魏後期長時間的謀劃和經營。西晉建立之後,遵循前代舊例,設史官以修撰本朝史,其間遇到不少棘手的問題,如何爲司馬懿等"三祖"書寫傳記?晉史的起始時間限斷應該怎樣設置?這兩個互有關聯的問題,則是其中最緊要者。我們注     

新的编目形式和内容

(一)内容方面目錄內容以充分反映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爲主要條件。‘圖書館員應當細心處理有關在目錄各類目內,反映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諸著作的問題。應當在一定的徹底性上,在被研究之問題的有機聯系上,幫助讀者研究     

梁啓超兩封書信的繫年問題

正近來,湯志鈞、湯澤仁先生編注的新《梁啓超全集》出版。這部全面搜集、系統整理梁啓超著述言論的新全集,爲研究者帶來極大的便利。不過,其中個别書信的繫年,似還可進一步斟酌。其中兩封與英文《京報》相關的書信,繫年似存在問題。今在《全集》編者的成果之上,試對其再做考訂。一是梁啓超準備發表《中國與土耳其之異》一文時對其女梁思順的囑托。這封信的内容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