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捺钵与辽朝政治——以长春州、鱼儿泊为视角的考察

从春捺钵的地点及其变化入手,论述了辽圣宗时期春捺钵地点的改变及其原因,春捺钵的内容以及辽朝后期的政治与春捺钵的关系诸问题。学界对于上述问题虽然有所涉猎,但是大多围绕四时捺钵等问题展开,而以长春州、鱼儿泊为视角的考察并不多见。春捺钵之地是契丹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的重要场所,契丹皇帝不但在冬夏捺钵之地处理军政大事,而且在春捺钵之地也同样处理军国大政。辽朝后期的长春州、鱼儿泊等春捺钵之地,与辽朝政治紧密相关,是辽朝后期的政治中心所在地之一。     

辽金元的夏捺钵——“阿延川”、“上京”及“爪忽都”辨

辽、金、元三朝皇帝每年皆例行驻夏活动,习称"夏捺钵",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以炭山避暑最为引人注目。作者从四库本宋元文献中所见"阿延川"、"上京"两名入手,认为"阿延川"本作"爱阳川","上京"实乃"上陉"之误,两地皆位于炭山(金莲川草原)范围,并对清人认为"爪忽都"亦指金莲川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辽太宗朝的“皇太子”名号问题——兼论辽代政治文化的特征

<正>《辽史.太宗纪》有一条看似很蹊跷的记载,天显五年(930)三月乙亥,"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子"。自元代以来直至今日,学者们都想当然地认为此处"皇太子"必系"皇太弟"之误(说详下文)。然而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个问题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实际上,这并非一个单纯的文献正误问题,它牵涉我们对契丹汉化进程中某些历史特性的理解和认识,需要从辽代政治文化的层面去进行新的解读。     

新发现的“屯氏”三孔币与相关问题发覆

新发现的“屯氏”三孔币与相关问题发覆黄盛璋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下旬,中国钱币博物馆征集到一枚三孔市新品,据了解,系出土于陕西神木县。近年神木一带随基本建设的开展,时有古钱币自墓葬或窖藏出土,此枚三孔币出土情况虽无法考查,但经审定,断为真品无疑,《中国钱币》１９９３年２期发表程纪中、童子玉、马汉民《三孔布新品》,已将铭文拓本和照片刊布,并提出讨论。三孔币面文皆为铸地,已发现见于著录有数十枚,不同的铸地达３０种,此枚背文“十二朱十”。“十二朱”表重量,“十”表编号,为三孔币背文所常见,至于面文二字则确为新品,过去没有见过,写法已比较特殊,在已刊布的先秦钱币文字中,没有与之完全相同者。它给先秦古文字提供两个新型写法,但更为重要者,是在历史地理上的价值,不论古文字,古钱币与历史地理都是我多年从事的研究领域,在此谨将这两方面研究结果供研究参考。此钱面文现已有两种不同考释：一是“封氏”,这就是程纪中三人文章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此枚三孔布面文为简笔和异书“封氏”二字。二是“毛（尾）□”,该文后面又指出：“对此市面文释读尚有不同意见,有的先生提出：或可考虑释为‘毛（尾）□’。”此布面文第一宇最为关键,首先排除它为“封”字的可能     

“四行孤军”壮士行——我的所闻与所见

“四行孤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在抗战初期可谓遐迩闻名,本刊今年曾刊发过两篇回忆文章,追述这一史事。惟岁月流逝,回忆难免有不确之处。本刊现再刊发陈临庄先生就此撰写的史料辨析专文,一则佐正史实,二则也是对前述两文的补充。     

“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兼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

在世界史研究中,存在着“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以及“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三种“欧洲中心论”。它们是一种同构关系。替代论、调和论和修正论是对“欧洲中心论”的三种批判形式。批判“欧洲中心论”不仅是创建“中国学派”的理论前提和实践路径,而且有助于中国世界史学界健康积极的心态和生态的生成。拒绝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培养理论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以及将本土学术资源与西方的学术成就结合起来,是创建健康的、自觉的、开放的“中国学派”必须跨越的路径。就中国世界史学界而言,最关键的是寻求和建构一种“中介”即对话和争论。只有构建世界史阐释的“多元主义”视角,非西方学术界（包括中国世界史学界）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并搭建起相对公允的学术对话平台,才能完成学术文化上的“解殖”任务。     

顾颉刚的沿革地理研究与“古史辨”关联发覆

顾颉刚的沿革地理研究与其"古史辨"宗旨一脉相承。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对古代地理问题的征实性考证,并非转向"建设"或"释古"的表现,而是其辨伪视角在历史演进方法基础上的调整,即顾颉刚研究沿革地理,乃是要利用比此前所用思想、观念等历史演进系统,更为客观可靠的古代地理知识为依据,来拆解传统古史说与客观上古史的关联,进一步坐实其战国、秦、汉造伪说。围绕顾颉刚及"古史辨"而出现的诸如"破坏"、"建设"、"疑古"、"释古"等概念,都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不宜仅取其字面意思随意使用。     

政治领导与马来西亚国族“打造”

与一般情况不同,马来西亚国族的“打造”有两个特点：一是文化上相对滞后的马来人企图同化文化上相对先进的华人;二是由于历史原因,在国族“打造”过程中没有采取独裁统治下通行的强制同化政策,而是采取妥协与合作的做法。文章认为,这两个特点既体现了政治领导对马来西亚国族“打造”的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各族群(ethnic groups)相互交往、自然融合并不是多族群国家国族形成的惟一模式。     

鲁迅与周扬等“四条汉子”的矛盾真相

鲁迅与周扬、夏衍等,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创建人。在“左联”初期,他们之间的关系还算良好,但到了1932年底却骤起风波,1933年下半年周扬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之后,他们间的矛盾不断爆发,至1936年因“两个口号”的论争而尖锐化,互成仇人。对此,周扬等历来怪罪于胡风的“挑拨离间”。其真相却并非如此。     

习近平的家国情怀——儒家“修齐治平”政治伦理的扬弃

《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既是孟子"内圣外王"精神传统的完整呈现,又是渗透在中国人文化血脉中的永恒执念。通过研究习近平对儒家"修齐治平"政治伦理思想的批判继承,解析他的修身之德、家风思想、爱民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此建构起习近平家国情怀"个人—家庭—国家—天下"的内涵框架,对挖掘儒家思想中的合理精髓,破除部分党员干部道德沦丧的困境,加强社会道德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辽代财产刑研究——契丹“籍没”刑及其相关问题试析

辽代“籍没法”是我国古代财产刑刑罚,是具有时代、民族特点的刑种,它和辽代政权中奴隶制残余有密切关系,既有现代刑罚中的共同性,也有它的自身特点,在中国古代财产刑中有许多长处,值得今天借鉴。这是辽代刑罚实践对中国刑罚学的有益贡献。     

辽代军事监察制度新探——兼析《辽史·百官志》“监军”、“都监”诸问题

前贤在论及辽代军事监察制度时,依据的史料多是《续通典》卷33《职官十一》,由于其史源为《辽史·百官志》,又《百官志》的记载存在各种问题,从而误导了对辽代军事监察制度的认识。辽朝建立了一套完整周密的军事监察制度,至少有行军监军、招讨司监军、驻军中的监军三种类型。监军的职责主要为监督地方官、管理驻军,有时亦亲自带兵执行作战任务。辽代方面性军事机构,如统军司、招讨司等,因带有军管性质,故其监军有时亦负责民政事务;根据辽代凡有军队之处,无论是行军还是驻军,皆设有监军这一特点,对《辽史·百官志》中关于"监军"、"都监"的记载重新进行审视。     

辽朝军事区划体系研究——兼论辽代“道”“路”诸问题

《辽史·地理志》所言“兵事隶/属”指州、军、城在军事上隶属相应军事机构;仅言“隶/属”者,指民政、军事皆由军事机构管理。《辽史·地理志》其他未载明“兵事”隶属关系的州、军、城隶属于五京留守或留守兼任之军事机构长官。《辽史·地理志》提及的军事机构,可分为高级与中级两个层级。二者辖区加上节镇,共同构成辽朝三级军事区划。高级军事区划“军事路”共九处,包括“五京路”和西北路、西南面、东北路、辽西路,覆盖辽朝全境;中级军事区划位于高级军事区划内,往往为高级军事机构分支机构或因事而置,且时常调整;低级军事区划即节镇辖区。辽朝军事路与五京道、财赋路划分并不完全一致,军事路的设置受到五京道影响,物资则依靠财赋路提供。     

真实还是传奇?——渤海国“紫瓷盆”问题

既往研究者经常援引唐代苏鹗《杜阳杂编》中关于"紫瓷盆"的记载来证明渤海国陶瓷工艺的发展水平以及唐武宗会昌元年(841)渤海与唐朝的朝贡关系。通过考索《杜阳杂编》记载的细节以及考古所见9世纪唐、渤海陶瓷生产的情况,可以认为所谓渤海国的"紫瓷盆"应是苏鹗铺陈缛艳的小说家言,是其虚构的灵异物品,不宜作为真实可靠的史料看待。     

里耶“户隶”简与秦及汉初附籍问题

秦及汉初附籍问题是户籍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过去由于材料阙如,未有探讨。据近年刊布里耶"户隶"简、岳麓秦简等相关材料,"户隶"之"隶"是民,非以往认为的罪隶、奴隶、眷属子弟等。"户隶"指民不"为户"者,将户籍依附于他户主名下,是为附籍。秦及汉初附籍现象的成因主要有三点:一、因年龄问题不立户而为附籍;二、无户籍无归属的女子重新编入户籍成为附籍;三、因"名田宅"制度的执行问题,一些民无法占有田宅便可不"为户",附籍他户主名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行”与“止”——兼及“十五年战争史”的开端问题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湖制造事端,次日占领沈阳,到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为止,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10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三倍之多的领土。3月12日,日本一手扶植的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粉墨登场;9月15日,日本政府以签订日“满”议定书的方式,对其予以了外交承认。至此,日方所谓之“满洲事变”,总算告一段落。     

《齐诗》“四始五际”与汉代政治

“四始五际”是汉代四家诗中《齐诗》的主要理论之一。历代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特别以清儒成绩斐然。但其中亦不免不足和偏颇。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齐诗》“四始五际”理论做进一步的探讨。     

探寻民初“满蒙问题”的真相——读中见立夫著《“满蒙问题”的历史构图》

正去年,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见立夫氏推出了他积淀近40年的力作《"满蒙问题"的历史构图》(『「満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该书的论题直接切入在近现代中国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影响深远的民国初年的"满蒙独立"运动,反映了日本学术界的最新看     

“谪仙人”与“谪仙歌”——天宝初李白长安行止探微

李白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是盛唐诗坛的一段佳话。关于李白初识贺知章的时间、李白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的时间,学术界存在开元说、天宝说两种说法。通过考辨可知,“开元说”欠允,当依詹锳、王运熙先生观点,李白、贺知章初识于天宝年间。李白被“赐金放还”有深层的原因,通过对校李白诗篇异文可以发现,李白“被贬”直接原因为“赋谪仙之歌”,深层原因是“北门厄”。“谪仙人”与“谪仙歌”象征着李白入长安与出长安的宦海浮沉。     

“山寨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分析

“山寨文化”已经在大学里普遍流行,并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研究山寨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说明了当代大学生身份的独特性,而且还能从更广阔的视域思考当今时代特征下如何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探讨“山寨文化”出现的原因以及意义,以期以一个更科学的态度来思索这类文化现象以及探索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