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权交易形式的多样化发展

基于原始契约与刑科题本,本文揭示了清代地权交易的三大类型,一是债权型融通,二是产权转让,三是股权交易出现.借助于土地但不发生产权最终转移的融通性债权交易的各种形式常被混淆,本文加以考辨与厘清:"押",以土地为担保并以地租或利租来还本付息;"典",约定期限内的土地使用权转移与收益占有来偿还借债;"当",以地权为中介的各种借贷形式;"抵",发生地权分割,并以此抵还欠债.清代出现的这些交易手段使农户在保有地权的同时实现其融通性需求,它们与现代金融工具相似,其名称与方式延续并沿用至今.地权转让与收益补偿等交易形式则包括活卖、绝卖、佃权顶退、找价、回赎等,其规则取向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地权所有者的权益.土地经营的合伙制与股权交易亦开始出现.凡此多样化的交易形式,不仅在金融工具缺失的时代充当了资金融通工具的替代,农户赖以济危解园,更促进了土地流转,使生产要素组合与资源配置通过地权市场得以活跃和发展.     

清代民法语境中“业”的表达及其意义

在清代的民间契约中,“业”是用来表达财产权利的一个基本概念。它实际上被用来指称地权、田骨权、田皮权、永佃权、典权、股权、井权等一系列财产性权利,在观念上并不以对物的占有为核心,而以收益的权利为其基本内涵。与现代民法将财产权划分为物权和债权的体系相比较,业权似乎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清代的民间契约在业权交易中起着确认权利转移的作用,在交易之后则起着证明业权归属的作用。     

清代回疆粮赋制度研究: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库车、沙雅尔署衙档案之探讨

本文利用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回疆档案文献资料和清代其他文献相互印证,对库车和沙雅尔两地的赋税征收制度中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清代回疆粮赋征收制度具有如下特点:主要土地占有形式"原垦地亩"和"官地"二者田赋的征收是"视岁收数目"而非土地面积,显示出与中原地区自古以来的赋税征收制度的差异。制度规定以籽种的十倍作为实际产量来征收田赋,在此基础上总体上确定某地田赋总额。回疆各城粮赋征收额是一个变化的数据,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粮赋实际征收中出现明显的负担不均衡的现象。     

清代京畿地区的土地典交易

清代京畿地区土地交易中的典,其内涵并不纯粹,而是跨越了从租佃到买卖这一地权交易体系的各个阶段,具有多样性表现。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是当地民间对典与抵押两者认识模糊的产物,也是规避土地买卖纳税和旗民交产限制的结果。在旗地、旗租地交易的历程中,通过"典租"等形式的应用又使得典与租佃发生内在联系,二者相互浸透,互相包含。当地自发"构筑"的这套与典相关的,灵活处理土地财产的方式是民间日常与国家制度、成文法之间相互博弈时不断进行调试的结果。     

黔籍甘棠蒋允焄遗爱台湾

在清代统治台湾二百多年间,不少大陆同胞在宝岛流下血汗,一些地方官在台湾的政绩也为台湾同胞所称颂,其中就有贵州先贤、贵阳蒋允焄的遗泽。笔曾得阅表兄余钟骥先生寄来的蒋允焄在台遗迹,其中包括有关蒋氏的碑拓片四件、台湾成功大学黄典权教授的《蒋允燕甘棠遗爱》一。这些献充分说明,台湾与大陆的亲情血浓于水,源远流长;与贵州这块土地,也有长期以来割不断的联系。     

试析明清山西折亩——兼论清代山西田赋地亩的形成

折亩与田赋税收直接相关,是明清土地登记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讨论明清土地数据问题的关键环节。基于资料发掘和多视角的考察,认为明清山西地区折亩存在较为广泛,主要由丈量标准尺度不一形成折亩、将土地数字合至"原额"形成折亩、不同生产力地亩与纳税亩的折算等方式形成折亩;垧、堆等大亩亩制习惯在山西地区广泛存在,并实际用于民间土地买卖和纳粮收租;清代山西田赋地亩形成的主要方式为折亩和级差赋税,其中部分级差赋税隐含折亩信息,所以很有可能实行建立在折亩基础上的级差赋税。     

从档案史料看清代喀喇沁左翼旗的乞求地

清代前期,在土地开垦中,喀喇沁地区最早成为农业半农业区。从清代喀喇沁左翼旗蒙古文档案中发现,至迟从清康熙末年开始这里存在一种土地买卖,被称作"乞求地"。通过分析,文章认为"乞求地"并不是简单的取得土地的手段,而是以乞求地的名义进行的土地买卖的隐形形态。     

地域空间中的国家秩序──珠江三角洲“沙田-民田”格局的形成

清代以来,珠江三角洲习惯上被划分为“沙田区”和“民田区”两大区域。这两个区域,不但土地的自然形貌有明显差异,在生态环境、聚落形态、产业结构、经济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面貌等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分。从字面意义来说,珠江三角洲的所谓“沙田”,指的是在沿海地带由江河带来的泥沙冲积而成的土地,①所谓“民田”则指按照民田科则征纳田赋的土地。这两个概念,从字面上看,并没有相对称的意义,②却被用作两类田地以至两种不同的地理区域的分类概念,这一事实本身,已经反映出这两个概念包含了比它们字面意思更丰富、更复杂的内涵…     

乾隆三十年的意义与不完全财政的奥秘——基于相关论著的思考

正清代地方财政史,向来是中外史学界关注的重点。202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周健《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下称"周著")一书,并于2021年3月获第二届"实践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最佳专著奖"。毫无疑问,该书是清代财政史领域的力作,     

清代华北农村人口和土地状况的考察

清代的农业成就和局限参半。探讨是何因素导致清代农业没有摆脱其局限性,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对改变目前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不少学者指出清代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是主要的制约因素,但对于“停滞”的解释却见仁见智。例如一种观点认为,清代华北人口增加,通过减少农户的田场面积,使单位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量,而单位土地的产量却不能与之同步增长,由此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停滞甚至下降①。换言之,人多地少是华北农业生产力落后的根源所在。笔者认为,清代华北更大范围的实证研究恐怕还难以引申出这个结论…     

明末以降鄱阳湖地区“水面权”之分化与转让——以“卖湖契”和“租湖字”为中心

在产权形态上,"湖权"可分为"水面权"和"湖地权"。由于鄱阳湖是个典型的季节性湖泊,存在两个变动的物理"表面"。在"春泛渺水"时"湖权"主要表现为"水面权",但是"冬干现洲"之后"水面权"与"湖地权"兼而有之。明末以降,鄱阳湖地区存在一个活跃的"水面权"交易市场。由于水面不能像土地一样进行空间上的物理分割,"水面权"的交易无法以面积为单位进行,只能以虚拟的"股"或"分"为单位进行转让。在清代,"水面权"的交易主要有一般租佃、永佃和杜卖三种形式。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永佃"这一概念不仅存在于民间社会,而且"永佃"这种交易形式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只不过,这种"永佃"并不是一种完全的市场行为,而是受到其他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所致。     

清代桂西白山土司的赋役制度考察——以《白山司志》为中心

一条鞭法改革后,明清时期的流官区主要依赖赋役全书登记的田亩户丁数,直接将钱粮徭役折银,向编民个体征派。清代白山司所见,国家赋役征派的主体是司官而非土民,而在土司内部,土司对土民的赋役征派仍主要依赖“城头-村”的基层组织,桂西土司区田地分类、田赋征收及劳役征派等仍保留原有的社会传统。不过,随着国家管治的深入,清代白山司赋役制度呈现出适应性调整,司官向国家承担的田赋与劳役部分,其田地丈量、粮赋征收与劳役征派均可见其深受一条鞭法的影响,尤其是粮田、垦田名义下越来越多土民进入国家赋役体系,劳役征派也实现了由役民向纳银的过渡。白山司个案呈现了国家制度与土司地方传统并存运行的转折中的形态,而土司逐步纳入国家体制的过程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浅谈北宋与南宋人物画的差异

宋代的绘画是继唐代以后,中国绘画史上的又一座艺术高峰。绘画的画体、画风的多姿多彩,也是前所未有的。唐五代以前,人物画一直占据着画坛的主导地位,到宋代则是山水画和花鸟画占有显著的地位,人物画在宋代虽不是主流,但也有它不容忽视的重要成就。宋代人物画的最大特色就是道释人物画渐衰,且逐渐淡化了其神权色彩,世俗色彩浓重。与此同时,风俗画和历史人物画却十分兴盛,反映了宋代社会生活百态。     

宋代土地价格研究

笔者在四十多年前,一度对宋代的土地价格问题感到兴趣,收集了较多资料,其中有正史、笔记、金石碑刻、地契、地方志、文集等,并于1963年11月制作了《宋代土地价格一览表》和《南宋地价参考资料表》。后一表主要列举南宋的土地价格及该田的地租数,藉以探讨土地价格和地租两者之间的关系,包括每亩土地的具体价格和地租数,每亩土地的价格应折算成多少年的地租数,土地的售价与典价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带着这些问题,总感到已经掌握的资料还不够充足,期待着考古学界发表更多的有关买地券、地契的报道,也希望自己以後发掘更加丰富的资料,因此一搁就是四十年有余。     

清至民国内蒙古土默特地区的水权交易——兼与晋陕地区比较

在内蒙古学者整理出版的土默特地区契约文书中,有45件是以水权交易为主要内容,其中展示了清乾隆以来直至民国初期当地普遍的水权交易行为。受清代国家政策的制约,蒙古土地和水是不允许买卖的,蒙民通过私契的形式,采用租、典、佃的方式将水权转让给自内地移入的汉民使用,完成对水权的交易。就本质而言,将水从土地上分离出来进行单独交易,晋陕两省自明万历以来就已经出现。蒙地自乾隆五十六年(1791)开始出现的水权交易契约文书,与山西介休乾隆三十四年(1769)买卖水权的官契内容一致,显示了区域之间的内在联系,可视为内地水权观念在蒙地的一种移植。从以土地为中心到以水为中心,凸显了明清以来北方区域社会日益强烈的水权观念,是理解乡土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一条新路径。     

对1927～1937年农民田赋负担的思考

国民政府初期,在增加财政开支的同时,却无力开辟财源,只能单方面地求助于提高税额或增添税种,从而使农民实际田赋负担远远高于"法定"田赋负担;而临时摊派和征收过程的积弊造成的额外负担,使得农民负担更趋沉重;此外农民缴纳的税费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是不等价的。这些情形表明,1927～1937年农民的田赋负担沉重且不合理。     

《读书志》的文献学成就

读书志作为一种特殊的私家目录体裁发轫于宋代,至清代才真正的成熟起来,它实质上是中国古代学术与中国古代私家目录双重发展的必然结果。《开有益斋读书志》是清代学者朱绪曾的一部目录学专著,也是清代私家运用"读书志"体例撰修的典型著作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代私家修目的最高水平。本文着重考察该志在目录学、校勘学方面的成就,揭示其所反映的学术思想。     

清代直隶的里社与乡地

由于频繁的人口流动和土地产权变更 ,清代里社的组织和功能均较明代发生很大变化 ,且雍乾以后渐趋废弛。与此同时 ,由地方和自然村两级组成的乡地组织形成 ,它与里社之间存在着历时态沿革和共时态并存的复杂关系 ,主要职能是催纳田赋、分派差徭及应付其它官差。从长时段角度看 ,里社的衰落和乡地的产生反映了秦汉以后国家日益强固、社会日益散弱的社会结构变化趋势 ,为近代化地方行政体制的建立留下了消极与积极的双重历史遗产     

清至民国婺源县“神会”资产的运作——兼论近代乡村地权的“精细化”

清至民国婺源县的乡村社会中,神会"会产"已经具备了"土地"的基本性质,不仅可以出租、买卖、继承、抵押,还可把"会权"分割为两部分,即"使用权"(会权,"做会"的权益)和"所有权"(会产,土地本身)。"神会"会产运作中,一块土地可被精细地分割成多份,可以有"四地主"、"五地主"、"六地主"乃至更多"地主"。神会组织在清代以来大量出现,反映出中国小农已经发展出非常灵活处理财产的方式——各家各户零散的资金通过"做会"的方式集中起来投资于土地等不动产,并获得收益。清代至民国,乡村土地物理形状的"零碎化"、土地表述的"租税化"和地权运作"精细化"是三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宋代的疆界形态与疆界意识

宋代存在着点状模糊疆界、片状模糊疆界、带状清晰疆界和线状清晰疆界等多样疆界形态。影响疆界形态的主要因素是关系形态,疆界清晰程度与关系的对抗程度呈正比。宋朝划分疆界的主要目的是现实安全应对,核心是分隔版籍与非版籍的民和地,保护赋役来源和直辖郡县的安全,显示了宋朝对待周边关系时构建华夷秩序之外的实用主义面向。宋代疆界形态及其反映的观念有其时代特殊性,但总体上是对中国古代自有传统的承继,并不具有变革意义,也不必用"近代性"加以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