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明户役当差与吏民依附奴化的回潮

元诸色户计当差,肇始于军前掳掠"生口"的强制役使,经乙未(1235)、壬子(1252)和至元七年(1270)的"抄籍",以汉地为重心,终成定制。"工作征戍"专项役与"全户应当"户役混合的元诸色户计当差,其据籍当差、户役世袭、各有所属、主从役使等特色鲜明。该制因征服先后、行汉法不一及原有社会经济结构,在草原、汉地和江南实施有别。明不分南北"配户当差","既以粮赋天下之田,而必以丁定赋役之则"。"配户"役皆永充,役因籍异,各有役田,以户供丁,实沦为国家农奴。其里甲正役的实质就是"催办钱粮"背后始终隐藏着催征、经收和解运等沉重徭役,此即所谓"纳粮也是当差"。元明"户役法"所缔造的全民当差服役秩序,明显是对"唐宋变革"身丁劳役消逝大势的逆转。百姓当差与官僚当差,百姓依附奴化与官僚依附奴化,被捆绑在一起。长达300余年的户役当差秩序,充任元明吏民依附奴化回潮的最深厚、最广泛的社会土壤。元明妃嫔殉葬和明廷杖,或由此种当差秩序及奴化回潮所滋养催生。     

“宋元明国家与社会高端学术论坛”综述

<正>在南开历史学科建立90周年之际,由《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宋元明国家与社会高端学术论坛"于2013年10月18-19日在天津召开。与会学者参照欧美学界近年所谓"宋元明历史过渡"说,在"政治文化与士大夫缙绅"、"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两大议题下,就唐宋变革后的官府政策、土地赋役、富民、农商、基层社会、北方族群、江南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贯通性"的探研和争鸣。     

弦管余音逐晓风 曲家凌景埏小记

<正>我的家乡莘塔是个小而偏,且不起眼的江南小镇。过去,交通不便,落后闭塞,从小镇上走出去的人不多,只有一些名门望族或豪富子弟才有条件和机会到苏州、上海甚至更远的大都市去读书、谋生。凌家,是这个小镇上有名的家族,也是分湖三大世家之一,出过不少名人,如凌退修、凌莘庐、凌元培、凌莘子、凌昌焕等。凌家富甲一方,有"凌半镇"之誉。虽然小镇早已面目全非,但曾经的莘塔老街,一条市河贯穿小镇南北,两岸都是跨街楼,楼下     

民族融汇与中国历史发展第二条基本线索论纲

五千年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成长发展,"历时性"地呈现先秦、魏晋南北朝、晚唐宋辽金元和明中叶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汇。基于长城内外农耕、游牧生产方式的世代并存,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携手创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及璀璨文明。元和清王朝的建立,反映了北方民族向中原内聚等历史主动性和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天下主的趋势。蒙古人、满族人较多汉化与汉人不同程度地受蒙古或满族文化影响,相互激荡,构成了元、清两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基本风貌及走向。"崖山之战",特别是清朝建立之后,的确已无汉族为首的大一统王朝。但元、清二王朝分别以"内蒙外汉"和"内汉外满"君临天下却方兴未艾。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社会经济固然充当主要原动力或主线,同时还应格外重视民族融汇第二条基本线索。5世纪以后的江南,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及文化主脉所在,也是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动力渊薮。唯有江南,能够充任华夏先进经济文化南渡转移的栖息地和再发展空间。北方民族南下及其所建立的元、清王朝,既带来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也携入不少主从隶属等落后旧俗,后者直接招致诸色户计"配户当差"及"君父"至上的复燃,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帝制独裁。     

构建中国古代史主线与体系的新视角——以王权、地主、农商和富民诸话语为中心

新时期出现的"王权主义"、"地主社会"、"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和"富民社会"等学说或理论,是特定学术背景下的产物。它们梳理出专制王权、宗法组织、地主所有制、农商结构和富民阶层等中国古代史固有的概念和要素,构建起独特的话语体系,试图从中揭示中国古代史发展的"玄机"和"密码"。这些新学说广泛采纳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历史理论的最新成果,亦力求提供确凿的史实证据来支撑其理论体系。诸种新说导引着新时期对中国古代特色发展道路的思考和认知,同时人们也要把握其共存问题的症结并正确应对以便获得新的发展。     

元代“内蒙外汉”二元政策简论

元世祖朝政治制度的"内蒙外汉",可从官制、军制、宫室视朝与帝号等得到解读。无论中央、地方官制或总体构成、议事方式及长官成分,都显现蒙古俗占据内核,汉法因素多是外围。元宿卫军和镇戍军的蒙、汉混存、军队编组、最高指挥权等"内蒙外汉",也比较突出。两都宫室、岁时巡幸和"视朝"等,汉、蒙杂糅,有些隐含的蒙古俗又是根本性的。皇帝名号及国号,同样是"内蒙外汉"配置。"大元"是外在和汉人语境的国号,"大蒙古国"则属内在本质和蒙古人语境中始终未变的国号。推行八思巴字蒙古语,鼓励汉人学蒙语,率多译儒学经典为蒙语,以斡耳朵祭祖和遵蒙古俗祭天为主,太庙祭祀掺蒙古因素及派官代祀等,又体现文化礼俗的"内蒙外汉"。忽必烈之后七位皇帝大抵奉行"内汉外蒙"的第二祖制,武宗、仁宗及英宗略向蒙古俗或汉法倾斜。"内蒙外汉"二元政策,虽易造成嗜利黩武与冗官贪赃,助长民族压迫和统治集团内部分歧,其历史贡献又是主流,基本适应大漠南北游牧与农耕并存格局,有利于多元文明的繁荣发展,对保持蒙古族的延续性也意义重大。     

刘秉忠,元上都的营建者

正提起元上都的营建,刘秉忠是无法绕开的人物。刘秉忠,字仲晦,1216年生于河北邢州(今邢台市),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杰出的建筑设计师。他曾被忽必烈倚为重臣,为忽必烈取得汗位立下不朽功勋;在忽必烈建立元朝及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他谏言忽必烈"采汉法,以儒治国",提出"马上取天下,不可马上治"的治国理念,对于元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求通务实——中国帝制时代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暨农商社会/富民社会学术研讨会纪实

正2015年6月20—21日,由《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帝制时代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暨农商社会/富民社会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举行。这次会议在2014年8月于昆明云南大学成功举办的首次"农商社会/富民社会高端研讨会"基础上,将研讨范围从唐至清扩展到从秦至清的整个帝制时代,比较突出地展现了中     

中国古代“农商社会·富民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8月15—18日,由北京师范大学葛金芳教授、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云南大学林文勋教授共同倡议发起的"中国古代‘农商社会·富民社会'高端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一、重构中国古代史解释体系的新尝试。葛金芳指出,宋以降的江南区域社会具有商品性农业增长、市镇兴起与城市化进程加速等特征,从而与其他区域社会区别开来。自宋以降的江南区域社会就是一个农商并行发展的"农商社会"。赵轶峰从"历     

元朝统一前六部设置考

中统元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汗位,为取得汉人支持,效仿汉制建立政权。在建立中书省后,忽必烈又建立了六部体系。但是,忽必烈并非一开始就直接采用六部体系,而是创造性地建立左、右三部体系,后又在至元元年、五年、九年数度析分为"吏礼、户、兵刑、工"四部体系,直到至元十三年统一全国后,六部体系方才确定。史料虽对元初的六部设置有所记载,但彼此之间互有矛盾,其变化时间、变化过程、变化原因多语焉不详,甚至与蒙元初期一度因战争需要而临时设立的"行六部"存在混淆,需要考辨明晰。     

关于"十一五"期间加快推进辽宁"兴边富民行动"的几点建议

"十一五"是"兴边富民行动"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扩大"兴边富民行动"成果的有利时期.曾作为全国"兴边富民行动"排头兵的辽宁,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加快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促进边境地区发展,是当前十分紧迫和重要的任务.针对边境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从政策扶持、项目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几条切实可行的建议.     

从“社”到“庄”:清代前期山东寿光县顺庄法的推行

清康熙年间,山东寿光县为缓解"大差"负担,将"大差"由轮当制改为下放给各社自理,但这进一步加重了民间劈社的窘境。乾隆年间知县王椿在缺少土地记录的情况下,采用"顺庄法"重整地方组织,缓解赋税征收的困境。以百姓实际居住的"庄",取代官方登记的里甲组织"社",作为税收登记与征收的基本单位。同时,这也形成了山东以"村庄"为基层组织的地方社会。因南北土地分布状况的差异,顺庄法在山东与江南显示出不同的形态与结果。     

韩国昌原茶户里119号“家常贵富”镜

汉代是古代铜镜发展的鼎盛时期。以"家常贵富"题材为铭文的铜镜是西汉铜镜的代表作品之一。"家常贵富"铭文铜镜反映了汉代人们希望辟除不祥,富贵安康的美好期盼,它从性质来看属于私人作镜,制镜的目的是家门富贵和个人的升迁,且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本文以韩国与中国文化交流为背景,以韩国昌原茶户里119号"家常贵富"镜为研究对象,说明中国对韩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区域历史研究中的太湖流域:“江南”还是“浙西”

太湖流域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是由以太湖为中心的各水系河流湖泊所组成的一个碟形洼地区域。该区域内部社会文化相近,社会经济连成一体,行政沿革上也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因此在区域研究中往往被视为一个整体对象。但是在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学者习惯以"江南"等同于太湖流域的概念,诚不甚允当。作为地理和历史概念的"江南",自秦汉以来从未真正与太湖流域相重合,与太湖流域等同的"江南",其实是一个文化心理上的概念,且开始于近代。以"江南"为名开展研究,容易造成研究范围的混乱。相比之下,"浙西"作为历史上存在过的行政概念,区划范围上承东汉吴郡,与太湖流域高度一致,迄明初乃分属直、浙,时逾1200余年,而传统的"浙西"概念在明清时期仍然有其影响力。从"浙西"入手本地区的区域历史研究,更有利于增强学术的严谨性。为使这一观点立足于更为坚实的基础上,有必要对"浙西"的历史作一番详细的梳理。     

清代两淮盐场的灶户保甲及其与州县保甲之别

清代保甲制度在盐务系统的推行,强化了对基层灶户的监控,重在源头上稽查和告发私盐.文章重点考察两淮盐场保甲制的产生与实施、内容与特点,以及与州县民户保甲的区别,揭示灶户保甲在清代的适应性生成和演化的问题.一方面,食盐国家"专卖"体制,决定了灶户保甲的"专制"主义特色,组织化的保甲制与火伏制,共同构成盐务系统的基层治安网络.另一方面,灶户保甲的废弛,折射了保甲制"集体性惩罚"的悖论,"厉而不严",实质是社会衰败在盐务系统的突出表现与反映.     

江南古镇 南浔

在太湖与钱塘江之间,有一富庶的平原——杭嘉湖平原。这里被人们誉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南浔古镇就坐落在这片土地上,它地处浙江北部湖州市东北角,与江苏省吴江市接壤,是江南现今六大古镇之一。南浔建镇已有七百多年历史,明代万历至清代中叶是南浔古镇经济最繁荣鼎盛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上,南浔又是一个巨富之镇,它还有另一个称呼叫"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都是指当时南浔因经营丝业而发家致富的豪富阶层,用动物来做比喻,是对拥有财富多少的形象概括。经济的富庶,带动了文化的繁荣,加上江南地区历来就有崇文重教的传统,这里人才辈出,书香不绝。现今还有名为"嘉业堂"的藏书楼,著名的"小莲庄"园林与多处中西合璧的大宅院。     

宋代富民融人士人社会的途径

宋代新崛起的富民阶层业已认识到：送子读书能够改换门庭,融人士人社会,提高自身及家庭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从而维系家族长富不衰。因此,宋代富民想方设法与士人建立联系,其主要方式有藏书、办学、助士助学、游学等。随着以学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的成功构建,许多富民家庭实现了由富而贵的转变。     

元代考课制度

"考课"也称"考绩"或"考功",是中国古代朝廷对各级官员任职期间的政绩考评。考课制度起源很早,先秦时已有"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之制。到了唐、宋时期,考课制度不但有专门的官职和机构,还有一套完备的考课标准和程序。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元世祖忽必烈在金朝制度的基础上,采行了中原官僚体系中     

宋代富民融入士人社会的途径

宋代新崛起的富民阶层业已认识到:送子读书能够改换门庭,融入士人社会,提高自身及家庭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从而维系家族长富不衰.因此,宋代富民想方设法与士人建立联系,其主要方式有藏书、办学、助士助学、游学等.随着以学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的成功构建,许多富民家庭实现了由富而贵的转变.     

米、酒、税的三重变奏：20世纪40年代福建禁酿问题研究

20世纪40年代,福建省酒类酿造经历了反复的"禁"与"弛",即战时禁酿、解禁到再度禁酿及战后弛禁、复禁。表面上看是禁止粮食酿酒,实际上与税收亦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既是米、酒、税之间的此消彼长,也是地方政府与国民政府各部之间的博弈;既有不同利益群体的各自考量,也有对同一政策的不同解读与执行;既有酿户承受被征且罚的"双重负担",又有战后迫不及待重启"酿造"生活的诉求。追求最大利益驱使各方在米、酒、税的共同变奏与交织中互相博弈,节约粮食政策最终演变为寓禁于罚,米、酒、税的三重变奏也逐渐偏离政策主旨与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