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托马斯·阿奎那论高利贷

圣托马斯·阿奎那关于高利贷的讨论与亚里士多德的著述、罗马法和《圣经》等基督教道德伦理训导紧密相连,更与他的四法理论密切相关。通过在神法、"自然法"与"人法"等三个层面上对高利贷进行考察,阿奎那向我们展示了他对高利贷的独特态度:按照神法—"自然法",高利贷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根据"人法"或实在法,它又是可以存在的。阿奎那对待高利贷的态度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他秉承并发扬了教会的反高利贷道德伦理传统;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同时期西欧经济社会现实的影响,对高利贷给予一定的关照。阿奎那的这种二元态度包含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丰富了他的高利贷论的内涵,同时也使得他的态度具有复杂性。     

美国早期银行纷争及其深远影响

货币银行问题是美国历史上最持久而剧烈的政治争端之一。围绕美国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建立和展期(重新给予特许)问题的斗争,是其主要发端。杰弗逊、杰克逊时代的银行纷争,实质上反映了效率优先和公平优先两种思想的矛盾冲突。汉密尔顿及其追随立足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强调私人经营联邦银行、集中管理货币银行体系的效率,但却忽视了货币银行体系的财富和权力分配效应;而杰弗逊杰克逊主义则更注重于追求社会公正、经济公平,为了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即使以牺牲健全稳定的货币银行体系为代价也在所不惜。美国早期的银行纷争,对美国货币银行体系的发展,尤其对联邦储备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北宋熙宁青苗借贷及其经义论辩——以王安石《周礼》学为线索

北宋熙宁青苗法的学术分歧体现于对《周礼·泉府》"国服之息"概念的诠释差异。王安石取郑玄注,强调社会分工、货币属性和国家借贷;而以韩琦为代表的反对派则取郑众解,强调其自然经济特征、实物属性,反对国家借贷取息。新法将经学理论与政策结合,且以价格杠杆诱导百姓使用货币而非实物,受到反对者的批评。受政治立场影响,南宋以后学者多否定王安石《周礼》学,乃至对郑玄注甚至《周礼》本身提出质疑,显现出政治史与学术史的相互渗透影响。     

论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土地典当

在明清时期,地主阶级利用土地典当所进行的高利贷剥削,目前在学术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笔者试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不妥之处,希不吝指正。一、土地典当是高利贷的剥削性质马克思曾说过,随着土地所有权、货币和货币高利贷的产生,“典当制也紧跟着土地所有权行走了。”在明清时期,民间的货币借贷关系中,土地作为清偿债务的“质押品”,据我们所知有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债务人将“地契”、“租折”和“税票”等物,附注在借券中,作为清还债务的担保物。如咸丰间歙人戴楚三,在借到程名下纹银四十两的借券中,即将其“地契”、“租折”等物作为“质押品”附注在借券的“尾部”。其借券的原文是:“立借     

许楣“有尽故贵”的货币金属论与货币的“三极世界”

正王瑬提出"钞无尽"的不兑现纸币论,为我们理解传统中国富有独自特色的货币名目论提供了典型材料,也为我们理解今天热议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提供了参照坐标。然而,就是在当时,王瑬的不兑现纸币理论,突出以纸币的自然特征强调其易于制造和无限供给货币的优点,便遭到了许楣的坚决回击。许楣从货币的性质和形式,以及价值保证和货币职能角度,逐条驳斥了王瑬的纸币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有尽故贵"金银独重的货币金属论。他的《钞币论》,为我们认识历史时期乃至当今的货币形式和本质问题提供了经典的文本。第一,深刻分析了传统中国纸币使用的历史及其存在的问题,     

《国蓄》篇所见《管子》的货币数量论

正《管子》特别是其中的"轻重篇"从货币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出发,以"轻重论"的经济思想为中心,提出了朴素的货币数量论和货币结构论等重要的货币理论命题,在中国货币思想史上作出了最早的原创性的重要贡献。这里以《国蓄》篇为中心,对其货币理论进行解读。     

16世纪西欧“价格革命”的动因析解

16世纪西欧发生的"价格革命"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对于它的原因,传统的货币数量理论往往侧重美洲进口金银的影响。事实上,"价格革命"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西欧社会由农本向重商的转变,商品经济的发达是"价格革命"最深刻的根源。美洲金银的大量涌入、气候、人口增长、粮食供应等因素则对"价格革命"的产生起了催化剂作用。     

从钱镈到空首布——读先秦布币(一)

正殷商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前8世纪),在使用实物货币和金属称量货币的同时,诞生了原始意义上的金属铸币。到春秋中期以后,周王畿和三晋地区在"钱"、"镈"的基础上终于诞生了完全意义上的铸币——"空首布"。     

明代灾荒赈贷制度探析

向贫民发放救助性赈贷,是历代救荒的一项重要措施。明初通过广泛设置预备仓,重构了元末以来断裂的赈贷制度。但正统以后,预备仓逐渐破败,赈贷制度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一,不收利息的"秋成抵斗还官"逐渐过渡到"量取息米",甚至演变为高利贷;其二,乡村豪民取代贫困小农,成为赈贷的主要受益对象;其三,预备仓的赈贷功能明显下降,赈贷越来越多地依靠劝分、赃罚和捐纳等来苦苦支撑;其四,官方主导型的赈贷逐渐弱化,以义仓、社仓为支撑的民间赈贷逐渐凸显。这些变化再次印证了中国古代灾荒赈贷制度逃不脱的利息政策异化、放贷对象错位、国家责任转嫁等运行悖论和周期性兴衰循环。     

耿爱德及其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研究

耿爱德是在华侨居多年,对中国货币金融问题有着深入研究的外籍专家.他关于中国币制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是1929年出版的<中国货币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银价的骤降骤升严重威胁着中国货币制度的稳定,耿爱德也更多地关注着当时我国的货币金融问题.他的主要关注点有二,一是纸币与现银的流通和兑换,即银纸关系,二是币制改革的原因和方向,研究世界银产、银市、银价及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耿爱德支持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其主张和看法也大体上符合史实与潮流.     

信票

凭帖付钱始于隋唐,飞钱、便换是世界上最早的“支票”。明代有会票之法,在一地官肆中付钱取票,到目的地向其联号凭票取钱,会票具有汇票的性质。清代也有会票的使用。会票本是异地支付的命令书,但因发行的钱庄店号信用好,所以也能在市上辗转流通。现今多见的官票、私帖、钱票、银票都是不挂失票,只认票不认人的流通纸币,不具有会票的性质。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中多处论述会票,但缺乏实物图片,是论其意而不能显其形。会票之名称有会券、执照、信票等等。光绪三十年之信票是清代会票,其形式富有古典格调,是清代会票的典型代表。信者,取信于人信用也;取信于物信物也;取信于票信票也。立票终需信,其名称就反映出信用货币的特点,是一种以信用保证的异地支付票据。     

杜亚泉与哈耶克有限政府论理论基础之比较

宪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而宪政的精髓乃在于限制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以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同时又实现国家的富强。正是基于此,作为20世纪初的中国启蒙思想家杜亚泉和作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的哈耶克,都极力主张政府权力及职能的有限性。他们的有限政府论有相同或相似的理论前提,但是更有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伦理哲学和认识哲学上的极为深刻的差异。杜亚泉的宪政主张最终被其国家主义所代替,虽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但更主要的在于其理论基础上的缺陷。宪政和有限政府的主张与实践如果缺乏其相应的理论基础尤其是相应的伦理基础的支撑,便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动摇性和不彻底性。     

时寒冰：开发商该清醒了

今年已注定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不平静的一年。从年初开始,中国老百姓陆续经受了房地产市场"拐点论"、"百日巨变论"等各种论调的"轰炸",但是,人们感受到的仍然是房价的高不可攀。在住房交易量已经普遍下降的形势下,最近,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又公开宣称,其房地产项目的价格将全面上调。其理由有三:一是建筑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二是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已经进入底部,是资金进入     

Ethics和morals在一般情况下是伦理学和道德论么?——正视中西“伦理学”的领域性差异

Ethics1是人生学,起源于亚里士多德,是ethics首先的、多数的指称,它也是morals1;Ethics1-1涉及伦理问题,在历史上是ethics的主流,而ethics1-2则是完全不涉及伦理问题的纯粹个人性质的人生学,包括了希腊化时期的几大学派和斯宾诺莎的ethic等等;Ethics2或morals2才是汉语意义的伦理学,是后来演化出来的;Morals3只是ethics2的一部分,相当于汉语意义的道德论。正视中西"伦理学"的领域性差异,能够深化文化的比较研究。     

16世纪西欧“价格革命”新探

对于16世纪“价格革命“的原因,过去往往局限于货币数量论,侧重美洲进口金银的影响。本文则通过对气候和人口、商业和市场、信贷发展几个因素的考察,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解释,指出价格革命有更复杂的背景和原因,这些多元因素与价格运动相互作用,影响了欧洲近代早期的经济发展道路。     

论12世纪中期法国犹太人政策的转变

12世纪中期,法国社会出现了对犹太人不利的多种因素。王权出于加强国库的需要而垂涎犹太人的高利贷利益,一些贵族为对抗中央王权和自身税赋利益也开始采取新犹太人政策,教会势力则借助十字军东侵之际加强对犹太人的限制,而备受高利贷盘剥的下层人民则成为攻击犹太人的传谣者。12世纪中期成为法国犹太人政策由宽松到歧视的转折点。这对理解欧洲反犹主义的演变具有重要启示。     

16—18世纪中国的民间借贷风险

<正>李洵认为：“公元16世纪前后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场世界性的变化中,中国历史的所有值得研究的问题,集中在16—18世纪这200多年中”(《李洵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页)。16—18世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思想和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就当时民间借贷的发展而言,契合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不同主体的借贷需求,促进了白银等货币的流通。但是,由于民间借贷关系的复杂性,高利贷的盘剥,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绘本耕织图诗考

<正>一"耕织"二字在中国古代很早就连用在一起,如管子说:"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墨子说:"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所指的意思都是农耕与纺织。但在中国古代艺术中,耕与织最初是作为两个艺术主题来表现的。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耕田和织布能够满足人们吃饭、穿衣的基本需求,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因此统治阶级大     

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与纸币的未来

<正>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近代中国对于货币问题的思考在新的语境下显示出新的内涵和目标。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短暂任职结束后,继续坚持未尽的事业,于1912年12月提出以“钱币革命论”为旗帜的纯粹单一纸币论。这里就以孙中山先生关于货币问题的代表文献为中心,从治国理念上解读孙中山对于货币问题的定位,分析他所提出的钱币革命论的主要内容以及他对货币问题的思考。从中国自身的古今对比以及当时的中外货币环境来看孙中山单一纸币论的地位和性质。在今天数字货币的纷扰让人们对于货币又产生迷惑的情况下,从货币的历史与逻辑来看纸币的未来。     

论五四运动前后欧美同学会的反帝爱国活动

五四运动前后,欧美同学会及会员通过不同的方式踊跃参加反帝爱国活动。在国际上,巴黎和会期间,欧美同学会会员顾维钧、施肇基等千方百计地维护中国权益。在国内,欧美同学会发电支持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七条希望条件"、归还中国山东权益和废除"二十一条"等要求;开会决议并到各使馆请愿,游说欧美各国公平、公正对待中国,帮助中国驳斥日本的无理要求,维护山东权益;联合其他团体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开展"提倡国货"活动。这一系列的反帝爱国活动,表现了欧美同学会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