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尚书>类文献笺释》

本书是作者对清华简《尚书》类文献的全新笺释。绪论部分结合新近研究成果,对《尚书》今古文之别、《尚书》真伪问题、先秦时期《书》类文献样貌、清华简《书》类文献价值和意义等做了重新探讨,厘清了《尚书》研究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对于孔壁古文《尚书》的性质,作者利用统计学的方法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正文部分,针对《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第壹、叁、伍、捌诸辑所收录的共14篇《尚书》类文献进行了周密的考证和笺释,而在字形考释、文字训诂、断句编联等方面尤见作者功力,其中不乏新见。该书为学界提供了一个较为可信的清华简《尚书》类文献文本,集中反映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非常便利于学者使用。     

《易传》作者问题两则史料辨正

《易传》的作者仍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这不仅需要新材料的发现,而且涉及到对原有史料的理解。《史记·孔子世家》和《汉书·艺文志》中的相关材料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依据,而如何解释"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和"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仍存在分歧。《孔子世家》中的"序"通"叙",有论列之意;《汉志》中的"为之彖……"意思是"为《周易》作《彖传》……"。     

民国初年的反《诗序》运动

[编者按]本文是1997年8月于桂林召开的诗经国际学术讨论会的重要交流论文。作者是台湾著名学者,编著了大量的经学论著,而对《诗经》的研究尤为深入。本文是第一篇有关民国初年《诗经》研究的专题论文,论文系统,分析深入,资料丰富,评阶公允,特此刊登,以飨读者。一、绪论《诗序》是解释《诗经》各诗篇诗旨的一篇文字,本与《诗经》分开单行。是何时、何人所作,至今不易下定论。由于它是现存最早、最有系统解释（诗经》各篇诗旨的文字,从汉代起有关（诗经》的解释即受其影响。当时人以为《诗序》是子县所作。《诗经》中的解释观点,…     

试论《宋书·五行志》“诗妖”的性质

"诗妖"是一种多含恶言怪论的歌谣。《汉书·五行志》说:"臣畏刑而柑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诗妖的出现同社会环境、政治状况有密切的联系。《宋书·五行志》所录"诗妖"48首或源于《乐府诗》,或源于社会底层,或兴起于政治核心地带,多以曲折的形式表达民众或某种政治势力对现实政治的忧虑及不满,从一个方面折射出曹魏至刘宋时期诗妖产生时代的历史面貌。     

从《诗经·周南·关雎》诗旨说到汉儒说《诗》的迷误

本文重新审视了《诗经·周南·关雎》一诗的内容,确认此诗为男恋女之单相思情歌。先秦儒者赞赏此诗具有以礼节情的意识,也是基于诗中"君子"暗恋"淑女"的心理活动所作的义理阐发。汉代四家《诗》都抛开这一基本内容,而将诗旨附会为美、刺周王或后妃。且又说各不同。由此推论:汉儒解读《诗经》并无先秦遗留下的《诗序》可据。他们遵循通经致用的原则,竭力将诗旨归入汉代政治教化的轨道。而汉代的后妃干政,外戚弄权的弊端,也促使汉儒有意将诗旨引向美刺后妃,以求达到委婉讽喻帝王的目的。     

从编《诗》方式与目的论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提出

"孔子删诗"说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地提出的,其中"删诗"方式如"去其重"、"上采……,中述……,至……"等其实是司马迁自己的文献编撰学之体现;而"删诗"目的,如观历史盛衰、见微知著和成王道义法等,也是他自己的文献编撰思想与《诗经》学思想。故《史记》言及的"孔子删诗"一事乃司马迁在延续前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文献编撰学、《诗经》学思想而提出来的。     

读志序 论得失

序,文体名。“序亦作‘叙’,或称‘引’。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等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古代多列于书末,如《史记·太史公自序》等,后来置于书前。”明代学者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序》中说:“序,绪也。序文体始于《诗》之《大序》,首言大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方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此序“又谓之大序,则对小序而言也。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志书作序（本文只论及大序或前序,不及无题小序）,起源亦甚早,据记载,最早当推晋人裴秀撰《禹贡九州地域图·序》,近500字,介绍其基本内容和绘图六条基本原则,并论及当时地图与地志存在之不足,阐发作者观点。唐宋之后大兴,成为地方志书的重要体例和组成部分。在历代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书中出现了众多好的序言,     

《诗》诂杂俎

余治《诗经》偶有所得,现录以呈上,聊供好此者一览并同为探究。 一、《东山》作者辨议。 《诗经·东山》一诗的作者,历来众说不一,《诗序》谓“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郑笺》、《孔疏》至清代一些说诗者都从此说。对比,王先谦、崔述提出了异议。《诗三家义集疏》纠正了《诗序》的说法,认为“代归士述室家想望之情,大夫不能如此立言也。”《丰镐考信录》说:“此篇毫无称美周公一语,其非大夫所作显然;然亦非周公劳士之诗也。细玩其词,乃归士自叙其离合之情耳。”然而现当代的说《诗》者,不     

舜为“东夷人”考

朱玲玲《舜为"东夷人"考》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诸冯的冯字是轻读语尾音字,在文字记录时是可省去的,不省作"诸冯",省则作"诸",诸冯即诸。从相关文献看,诸冯、诸、诸城三名一地,其名称具有清楚的演绎关系。《史记.五帝本纪》虽称舜为"冀州之人",但同时所提及的其他地名中有些还是属于"东夷"地区的范围,而山东地区也有济南和菏泽两处历山,与文献中的地名相合。作者认为孟子记载早于司马迁,孟子又是东夷之人,对于当地的历史比较了解,其记载更加可信。而山东地区高度发达的陶器,也可以与《韩非子.难一》记载"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的记载相联系,从考古方面提供一个旁证。研究五帝时代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地名的研究。关于古人生地问题,学者常沿用地名讨论的方法进行研究,利用地名确定古人的活动范围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值得的注意的问题是,汉语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一是发音很少,通观今、古文字典,也不过几百个音节,语音变化不多,而同音现象严重;二是汉语是单音节语言,尤其是古代,多用字而非词叙述,这也造成同音现象增加;三是汉语记录方式,古代文字在记录中时常用假借等方式,导致古代一字多用或多事用一字的情况。所以古代地名相重的...     

徐渭《天池杂稿》考略及诗文辑佚

天津图书馆藏《天池杂稿》(不分卷)是目前仅见的徐渭存世晚年手稿本,其内容驳杂,收录徐氏晚年诗四十五首(含抄录五首),文八篇,灯谜、杂记若干,《酒牌》一篇。其中《百千斋诗为某赋》、《某御史巡滇,旧台长某偶持节以军与抚滇,徼御史还朝,抚者以诗二首饯,乃次答之代》、《书梦》、《送沈玉吾再北》等五首诗歌及《答朱太卿》、《寿周太母章氏序》、《太侄疏稿序代》、《答沈四书》等四篇文章为中华书局1983年版《徐渭集》所不载,是为佚作。     

刘禹锡撰《和州志》说质疑

《国史经籍志》《直隶和州志》著录唐刘禹锡《和州志》八卷及《和州图经》,今人或本此说。文章认为"《和州志》八卷"实为万历三年(1575)齐柯等纂修本,因刘禹锡《和州刺史厅壁》或简称《和州记》,在传抄、刻印中误脱"《和州记》齐柯"造成的结果。刘禹锡撰《和州图经》则是在此基础上误读刘氏《历阳书事诗序》"考《图经》,参见事"而衍生的错误说法。     

上博简《孔子诗论》视阈下对先秦诗学的再认识

战国楚简《孔子诗论》于2001年11月由上海博物馆整理出版。《诗论》补先秦《诗》学研究资料不足,显现了被历史湮没的先秦儒家诗学基本观点。本文从《诗论》文本出发,结合比较可靠的传世文献,具体阐述"诗与志"和"诗与情"两个问题。     

四川、重庆金石文献与《全宋诗》的补正

四川、重庆金石文献极其丰富,《石刻史料新编》即著录了《四川金石志》《成都金石志》《潼川金石志》等书。另外,今人还编有《四川历代碑刻》《巴蜀佛教碑文集成》《白鹤梁题刻文献汇集校注》《大足石刻研究》等书。这些书籍包含了许多宋人诗歌,今利用这些文献辑得宋佚诗127首,补充作者44人,又校正补充字句题序若干。     

关于《诗经》的几点思考

《诗经》是儒家进行德教的一个基本典籍,诗是与乐相伴而生的,乐是来配合咏诗的,但是经过大浪淘沙,《诗经》流传了下来,然而《乐经》不见踪影。四始在"孔子诗论"和"毛诗大序"中顺序的不同,引起了我们对孔子教授过程的思考。     

浅议《郡斋读书志》类序特点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自汉刘向、刘歆起就注重通过总序、小序等来揭示作者生平、思想内容、文献真伪。晁公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解题书目的学术价值,并将这种思想尽现于《读书志》中。该志在经、史、子、集四部设有总序,25类有小序,或介绍该类书的特点,或说明分类归类的理由依据,或综而述之。《郡斋读书志》序文的撰写体现了古代目录学注重学术源流的优良传统。     

黑水城抄本《慢二郎》考释

《慢二郎》内容当始于"古往今来"止于"沉醉何方"。其称名或为《二郎神慢》的非正式名称。《慢二郎》与《二郎神》及《二郎神慢》句式相似,其思想内容亦与金元时期的《二郎神》及《二郎神慢》一致,皆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慢二郎》与《悟真篇》中一诗于词汇上存在高度重合性,思想文化存在一致性,或因袭于该诗。     

日本杏雨书屋藏富冈文书高楠文书真伪再研究

近十多年来,日本杏雨书屋藏"富冈文书"《一神论》(羽460)和"高楠文书"《序听迷诗所经》(羽459)之真实性受到林悟殊、荣新江先生质疑,认为其或为近人编造之赝品。其中林先生质疑证据之一是《一神论》存在"肉"、"宍","因"、"囙","與"、"与","作"和""等并写现象,然而上述同字不同形写法并用的现象亦存在于诸多公认敦煌藏经洞写本真迹,因此不能将同一件写本存在以上字体并行现象视为赝品之证据。相反依据以上两件写本影印件,从字形角度作了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未显示出作伪痕迹。     

关于《玄象诗》的两点补正

《文物》1990年第3期《比〈步天歌〉更古老的通俗识星作品——〈玄象诗〉》一文中称:"此前的同类作品,如北魏张渊的《观象赋》……,文献虽有著录,但内容佚而不存。"按此赋辑存于《十六国春秋》卷69《张渊传》中,虽个别处有缺文,但基本内容尚清楚。又该文最后一段引用甲卷《玄象诗》"自天皇已来至武德四年(621年)……"的注语,     

《弇山堂别集》成书与版本考

王世贞史学是明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六经皆史的观念下,王世贞把他搜集到的明代史料归入《弇州山人四部稿》的"说部",而《弇山堂别集》的成书正是依赖那些从《四部稿》中剥离的史料,并进而有所修订和增补。《别集》成书于万历十八年(庚寅,1590),梓人翁良瑜初刊于金陵雨金堂。初刊本并没有万历庚寅年的刊刻木记,而另一个有着"大明万历庚寅孟冬穀旦金陵镌行"木记的版本有刻工蔡朝光,这个所谓"万历庚寅本"在版式和内容上明显可以看出是一个经过修订且重新刊刻的版本,它的刊刻年代应晚于万历十八年。据《弇州山人续稿序》、《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凤洲王公神道碑》、《皇明盛事述》(手抄本)等文献可推知,这个修订重刻本很可能刊刻于万历二十年或稍后。清代《四库全书》本和广雅书局本的底本都是重刻本。     

莫友芝《黔诗纪略》编纂目的考论

《黔诗纪略》是最为学界重视的黔诗选本.展贵州明代诗歌状况、取名能诗家之制和存文献是该书的三个编纂目的.三个编纂目的共存使《黔诗纪略》诗学批评功能和文献功能兼具.贵州文献散佚严重,莫友芝保留文献意识强烈是"存文献"编纂目的产生的主要原因.从《黔诗纪略》编纂目的的认识情况来看,其"存文献"的编纂目的所产生的影响更大,但《黔诗纪略》其他编纂目的也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