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考察——以广昌战役为中心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的错误向来被认为是导致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广昌战役则被作为军事决策失误的标本。不过,从当时的条件、背景、情境考察这样一个历时一年,战略估量历经变化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场时,或可发现,中共军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实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运动战到防御战的转变也不仅仅出自中共军事决策者的主观意旨。     

朱德周恩来胜利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萧克同志说：“过去讲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历史时,讲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指挥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李德指挥的,遭受了严重失败;而第四次反‘围剿’不讲谁指挥的,只讲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思想影响下取得了胜利。”萧克明确地讲：“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历史事实,要如实讲。”(见《纵横》2000年第11期,蒋杰：《萧克指导我们正确评价历史》)本文告诉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的真实：     

关于东方军历史的探讨

一九三三年夏季,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夕,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把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一方面军)分割为二,相继组成了东方军、中央军两大部分。其中,以三军团为主力的东方军奉命远征福建,以后又回师江西参加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战斗。东方军的战略行动曾对当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济原因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济原因任保秋长期以来史学界多数学者认为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李德军事指挥的失误、敌我力量的悬殊,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客观原因。笔者通过对中央苏区经济状况的考察、分析,认为除上述原因外,苏区经济在一次又一...     

将台堡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1934年1月,蒋介石集中100万军队,发动第五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从1934年10月起,红二十五军和红一、二、四方面军相继被迫离开瑞金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长征。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赴中央苏区内幕

1934年元月中旬后，由博古主持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第五次反“围剿”血和肉的拼搏中，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     

洋顾问李德苏区求偶记

1933年9月末,正是中央红色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之前,共产国际给中央苏区派来了一名军事顾问,他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来     

接李德进苏区——访当年执行任务者卓雄

接李德进入中央苏区,是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际。 30年代初,中共临时中央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第四次反“围剿”前后,临时中央迁至中央苏区。 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进入苏区有两个途径,一是浙赣陆路线,二是从上海经香港到汕头的海上线。由汕头经潮州、大埔、永定再到苏区上杭、长汀、瑞金是水陆兼行。这条线是中央政治保卫局交通科建的。具体负责人叫陈泮年,绰号陈胖子,他是交通科长。这条通道跨苏区、半游击区、白区三段,大埔三河坝以下是水路,以上则是山区。     

刘少奇对长征准备工作的贡献

在惨烈的第五次反“围剿”中,虽然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人民群众大力支援。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军事指挥,使这次反“围剿”连连失利,败局终铸。1934年4、5月间,红军主力曾准备撤出中央苏区,可到了9月,中央才真正作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1934年7月初,刘少奇临危受命,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对长征的准备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对蒋介石“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方针的剖析

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这一主观原因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笔者认为,国民党实行新的“剿”共方针,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忌讳这样一个事实,即国民党从第四次“围剿”开始,采取了一套全新的方针,这就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由于种种     

项英查处“于都事件”始末

第四次反“围剿”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革命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根据地内部物资供应更为紧张。为了摆脱困境,党和苏维埃领导苏区军民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措施解决经济问题。一方面组织各种合作社,鼓励商人到根据地做生意,另一方面组织政府的经济工作人员深入到白区收购物资,开辟货源。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干部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想尽一切办法把一批批物资从外面运回根据地,维持根据地军民的基本生活。     

国共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探微

1931年国共在中央苏区展开的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开场和结局都颇具戏剧性,整个“围剿”、反“围剿”进程,直接受制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国共两大主角的角力过程中,宁粤冲突和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共武力斗争的搅局者。事实上,1930年代前后,国共之间的许多故事,都可以看到如是因素的介入,国共两大力量之外的“第三者”,为历史的走向增添了更多的变数。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是六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为了维护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多次“围剿”,其中对中央红军“围剿”最力.由于中央红军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影响大,后来自然成了史学界研究的重点.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只承认蒋介石对中央红军有五次“围剿”,即对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而对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蒋介石部署并得以部分实施的“围剿”则避之不提.我们认为,蒋介石对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的“进剿”应算作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第六次“围剿”,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应是六次而不是五次.我们提出第六次“围剿”并非故意标新立异,是有根据的.根据有二:1、史料依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大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     

红军抗日先遣队途经福建述略（上）

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进行之时．一支数千之众的红军从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出发,穿过硝烟弥漫的反“围剿”斗争前线．向敌人的后方挺进,去执行中革军委赋予的四项特殊使命：（1）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2）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     

回忆我在河南的战斗岁月

我于1916年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象形乡万硕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失去父母。1930年,我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此后亲历了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确定及其文艺作品的产生

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确定及其文艺作品的产生□乔楠〔一〕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召开的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红军打过长江去,“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８日,党中央、毛泽东经过千辛万苦率领红一方...     

对《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还是六次》一文的不同意见

贵刊1999年第2期发表了毛磊、罗辉权的《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还是六次?》的文章.笔者很快被这篇文章所吸引.作者在文章中说,蒋介石对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的“进剿”,应算作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第六次“围剿”;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应是六次而不是五次.读毕该文,笔者不能同意该文作者所提出的“六次”观点.其理由是必须界定中央红军、红军主力或陕北红军称谓的差别,弄清楚其间的联系与区别.     

四渡赤水之战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由于进入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赢得了十几天休整的时间。于是,党中央在遵义城内召开了举世闻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亦即遵义会议),纠正了我党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错误的战略战术,撤换     

《遵义会议决议》到底是怎样起草的

《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第一次全面批判,也是对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它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直得到公认的。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人提到它的起草者是谁,甚至曾误传为毛泽东。建国后编《毛泽东选集》时,有人提出将此文收入,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反对,说那是张闻天起草的。     

世纪丰碑──红军长征局面的形成

世纪丰碑红军长征局面的形成韩文宁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旬,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中国革命史上战略性转移的决策,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的严重形势下作出的。１９３３年９月下旬,国民党政府经过相当充分的准备后,动用４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