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综述

2012年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成果显著,专著和论文数量较为可观。总体来看,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专题讨论较多,学科前沿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第二,史家和史著研究依然占据史学史研究的主导地位,尤以司马迁和《史记》、班固和《汉书》以及乾嘉史学为热点;第三,经史关系和民族史学的研究呈上升趋势,史学批评受到重视,中外史学比较、中外史学交流呈发展之势;第四,两汉史学和明清史学继续得的关注,隋唐史学和宋元史学的研究有待加强。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中国古代史学起源新论

学术界将远古神话与殷周史官和牍纳入史学的“童年说”、“草创说”、“萌芽说”。笔认为，商周及其以前的神话传说和字资料只能说是先人无意识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殷周史官不可佩上史学工作的标签，其所录的“官书”也不能拔高到史的地位，只是到了西周晚期至迟在公元前841年，周室及各国史官已开始有意识地记录时事，编排国史。他们从最初那种单纯的宗教神官和“掌官书以赞治”的宝座上渐渐地转轨到后世意义的史官位置上，开始将眼光投向历史，为史而作书，中国古代的史学当于此时萌芽。公元前841年的共和纪年，应是史学孕足而娩的重要标志。     

跌宕而不群 纵横而自得——评增订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的研究方法

正史学批评是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问题。1991年1月起,瞿林东先生在《文史知识》以"纵横"冠名的专栏连载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系列文章,获得学界的广泛好评。1994年4月,该栏目系列文章由中华书局汇集成《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出版,并于2000年重印。在此后的二十年间,瞿林东先生始终着力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2016年6月,瞿林东先生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以下称《纵横(增订本)》)由重庆出版社出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开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1961年《史学史研究》①创刊以前,由于史学史尚未形成为一门普遍的学科②,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白寿彝先生创办《史学史研究》的最初目的,便是"主要用于辅助史学史的教学和史学史教材的编写"(《这三十年》,《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4期)。在《史学     

李大钊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古代史研究,批判古史研究中的“黄金时代”说,侧重对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探讨,倡导用新的观点、新的研究视角、新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史,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新纪元。李大钊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开创者。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演进路径和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其具体路径及发展的大趋势是从千年史著批评的积累和启示,走向史学批评的广阔空间和理论升华,即从评论史书到全面地评论史学,再到理论层面史学批评的广泛展开,并形成方法论,对当代史学发展多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探讨、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发展路径及其规律,有助于学界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传统史学何以能够不断生长出关于自身构成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进一步推进史学理论研究:杂志编委会发言辑要

2012年3月1日,本刊编辑部举行编委座谈会。编委们从各自研究领域围绕当前国内值得关注的史学理论与方法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办好刊物,更好地适应和引导史学理论学科发展,满足社会对史学需求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编委们的发言和建议对编辑部工作很有帮助,以下选登其中一些发言,希望能对读者有一些启发。同时,编辑部也诚恳希望广大读者、作者和学界同人,为更充分地发挥本刊的作用,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毕竟,杂志是我们共同的学术园地。     

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方法的反思

以往关于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多注重宏观因素,本文认为虽然这些宏观要素对于城市选址起到了一定的决定因素,但城址最终是由人来选择的,而人对于各种因素、利弊必然有着不同的认识,其结果不是一种必然。地理因素或者宏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某一区域中可能会产生城市,但是否产生了城市以及城市的微观选址则是由人决定的。这些问题是以往研究所忽视的。本文认为城市选址是一种过程,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人地关系"。     

Making Ancient Cities Plausible

The state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ancient cities is presented in three edited volumes,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urbanism is undoubtedly advanced. Some venerable questions are renewed, including how and whether ancient cities differ from modern ones. However, the chapters consist mainly of narrowly focused aspects of ancient cities, and there are few interconnecting themes running through each volume. Future investigations of ancient cities will depend on an engagement with modern urban and social theory and from new kinds of comparative studies.     

出入“经”“史”:“古史三系说”之本意及蒙文通学术旨趣

蒙文通的古史研究在民国学界破旧立新的古史运动中有意无意地起到推波助澜之功效,《古史甄微》中打破上古一元的古史三系说,也暗合了当时"新史学"所高举的"古史多元观",蒙文通由此而日益受到民国学界的重视。但若回到蒙文通自身的学术脉络,不难发现,《古史甄微》旨在"羽翼经学":通过追溯三皇五帝说的起源,以地理、民族、文化的视角创立古史三系说,重建上古国史,澄清经史关系,以史证经,申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所见汉籍考

傅云龙是近代海外访书的先行者之一,他在奉旨游历海外时,曾在日本见到过诸多珍贵汉籍,并对其中的部分古籍进行了考证,甚至还有过刊刻海外汉籍的活动。本文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中涉及的日藏汉籍予以考察,在考订这些海外汉籍的版本、流传等问题的同时,并对傅氏的某些考证中存在的问题予以订正。     

西域故城 那一缕尘封的记忆

<正>我国的大西北,有许多雄浑壮美的山川和沃野田畴。千百年来,在这片浩荡的舞台上,曾上演过无数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也留下了许多令人感叹的历史遗迹。不管是行走在戈壁荒漠还是草原绿洲,不经意间也许就会踏进一座千年故城,与古人进行一次穿越时空的交流。从河西走廊到天山南北,那些裸露于地表之上和沙埋土掩的故城看上去残破而又荒凉,但却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静待今人的解读。     

中国近代城市警政区划研究

城市警政区划是城市中警务区域的划分,是地方公安组织设置的空间基础,也是警察行为的空间体现,反映了公安机构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国近代城市警政区划在1898至1949年间,划分原则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各有阶段特征.本文通过划分清末早期建警时期、清末巡警部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个阶段,对各阶段城市警政区划的演变脉络进行梳理,重点探讨其划分依据、结构特征和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最终总结中国近代城市警政区划的演变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