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农的崛起: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动

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动,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大多数贫雇农上升为新中农,农村普遍出现了中农化趋向,农村社会结构从“下边大上边小”的“宝塔式”结构,转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变动对中共阶级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对边区的人口流动、社会意识和习俗的变迁、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的研究表明：1．边区人口流动频繁,主要是移民和难民人口。占边区总人口的18．7％;还有军事人口和化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对边区的经济、化教育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2．边区民众的民族意识比抗战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妇女缠足等陋习废除了;妇女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人身自由、婚姻自由和参政的权利。3．农村经济得到了发展。工商业在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农工商贸相结合的产业结构在边区已经形成。4．边区的阶级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地主受到了极大削弱。贫雇农逐渐减少。富农和中农成为边区的主要阶级成份。     

秩序与生产:新区土改中的政策表达

随着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发展生产力和工业化成为战略目标,由此新区土改的重心体现了从"翻身"到"秩序"和"生产"的转向。针对新区农村地权分配和阶级划分的复杂情况,党和政府对于相关政策进行了认真的调查,作出了周密的规定和详细的阐释,各地政府还根据中央的法令对土改政策作了灵活的、符合实际的调整,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农业生产。     

工商业发达地区土改后的农村经济发展路向——以苏南无锡县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近代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无锡土改后的农村社会经济变化情况与苏南纯农业地区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体现了苏南农村社会经济的复杂性以及土改后中国农村发展轨迹的多样性。苏南农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直接原因,是中共政权力量从全国范围着眼的通盘考虑以及其自上而下的层层推动,其深层动力在于中共长期以来希望建立一个平均社会的理想模式。无锡的个案表明,面临合作化运动的大潮,各地虽缺乏自主选择的空间,但运动的进度和成效,一定程度上仍受到地方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     

中共划分富农标准的演变及其特点

从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进行土地革命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富农阶级被消灭,中共划分富农的标准是不断变化的,它的变化是国内形势变化的结果,也表明了中共对富农阶级认识的深入。同时它的演变与地主和中农标准的演变紧密关联,从而使得这一标准的执行越来越有可操作性和科学性,中共富农标准的演变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到质和量的双重界定再到补充完善的过程。这一演变凸现了一些鲜明的特点。     

史海撷英

毛泽东家没有划阶级成分.在土改工作中,驻村土改工作队与韶山乡的干部遇到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即如何对待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划不划和怎么划。根据《土改法》规定,农村每个家庭都要参加划分阶级成分,出于一种特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韶山乡党支部和乡土改工作队觉得工作应该做到位.     

何去何从:山西潞城县后期土改整党试点研究

土改整党的激进偏向使农村干群观念意识中的封闭保守性被催化和凸显出来,形成诸多困境,这使中共面临较大的治理危机与挑战.是坚持整党还是中途放弃?有学者认为,反"左"纠偏后土改整党戛然而止,建党建政亦被暂时搁置.但事实上,尽管面临着诸多困境,中共仍然坚持完成了既定的整党试点任务,而且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铺开,进行了"结束土改"和系统整党工作.由此,对于反"左"纠偏后的土改整党应重新审视.     

革命根据地新富农问题研究

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被消灭或削弱,农民个体经济得到发展,一部分原来的中农甚至贫雇农在抗日民主政权的扶助下,辛勤劳动。努力经营,上升为新富农。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它的出现和发展,对于打消动摇封建土地所有制后农民发展生产的顾虑,鼓励他们劳动发家,对于克服根据地由于战乱和敌伪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新富农经济采取鼓励其发展的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对新富农的政策一度发生动摇,但很快得到纠正。     

城市郊区土地改革中的界线划分与社会隔离——北京市海淀区巴沟村及其周边村庄研究

北京市郊区农村土地改革的研究表明,尽管对于解放战争时期土改运动的经验教训具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亦在接管城市过程中采取了更为稳妥的策略,颁布了适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土改法令和政策规定,但由于思想认识、斗争经验和动员方式的惯性影响,城郊土改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回到了既有农村经验之上.更为重要的是,在城郊土改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割特征,突出表现为本村人与外地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农业与工商业资本的隔离,造成了人口流动、身份转化、资金融通等困难,严重影响土改后社会经济发展,也是二元社会形成的重要因素.     

土地改革政策与"和平土改"问题评析——兼与何之光《〈土地改革法〉的夭折》一文商榷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拥有2.6亿多农民的新解放区进行了规模宏大、内容深刻的土改运动,涉及的农业人口和土地面积都占全国总数的2/3以上.在土改实施过程中,党和政府汲取了老区土改的经验和教训,经过了周密的部署,坚持了审慎的步骤,注意调整政策和法规,对部分地区土改初期一度出现的"和平土改"及中期出现的过急过激的现象予以了及时纠正,推动新区土改取得了巨大胜利.     

论1950年代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提出的"向工农开门"方针,主要是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了两项强力措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和普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贯彻实施这一方针。1955年后,这一方针一度改变为强调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以业余教育为主。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中国共产党又重新强调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这一方针对于培养新中国第一代新型工农知识分子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证、不公平、对知识分子不信任、教条主义色彩浓厚等消极因素。     

党组织、党员与群众——华北土改期间的整党运动

在土地改革期间,中国共产党针对基层党员干部发动了广泛而深入的整党运动。整党运作的基本特征在于让党外群众介入其间,并对基层党员干部行使审查评议之权,即所谓"开门整党"。整党运动中党组织、党员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表征了乡村权力结构和共产党乡村治理模式的深刻变化。借助群众力量进行整党,不仅可以实现对基层政治精英的有效监控,也有助于将乡村民众整合到党和国家的权力体系中来,因而对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50年代农民业余文化教育述论

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扫除文盲。20世纪50年代的扫盲运动经历了"速成识字法"的推广和"扫盲协会"的成立两个高潮,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冬学和民校。业余文化教育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是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扫盲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扫盲工作认识观念存在偏差,文化学习很难与农民的切身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师资素质较低,办学经费匮乏,人口流动频繁。     

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对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意义

邓小平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农村改革和农民生活,"三农"思想非常丰富。主要有: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充分调动农 民的积极性;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等等。 这些思想对中国农村改革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非动力性与动力性的合奏——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后蓬勃发展的纵向条件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顺利铺开,并取得了举世嘱目的成就。但这并不仅仅在于当时农民的探索、地方官员的默许以及中央控制的放松和政策的支持。如果从社会发展的纵向来分析,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与50年代初期相比,已经具备了推进改革的较充分的历史条件,而正是有了这些历史条件,中国在这一时期进行的农村改革,才能够顺势启动并迅速发展,从而实现了中国农村"水到渠成"的伟大历史转折。     

“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

本文从微观互动论视角和“理性人”假设出发,探讨华北土改运动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特征。在土改运动中,乡村社会成员被赋予不同的阶级身份,他们在此基础上对革命形势和自身处境加以判断,进而作出相应的行为选择。其中,地主、富农选择余地较小,只能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艰难博弈,以规避更坏的结果;而贫、雇农在运动中居于优势地位,其行为方式体现出理性农民与道义农民之间的张力;中农则在安全与利益两种考量之间进行权衡,而前者常占据上风,成为其行为选择的基本依据。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建国初期中共克服"李四喜思想"的成功经验

1951年7月18日,<新湖南报>发起了关于土改后农村出现的农民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及乡村干部松气退坡的"李四喜思想"的大讨论,持续达5个多月,在湖南乃至全国农村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场讨论是建国后中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农民自私、狭隘思想的批评运动,也是第一次真正地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的思想教育活动.在这场讨论中,中共逐步积累了用民主教育、典型示范、改进领导方法、切实解决乡村干部实际困难等方式解决农民思想问题的成功经验.这些成功的历史经验构成了建国以后中共教育和改造农民的基本思路.     

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50周年

本文对新中国土地改革所实行的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及其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进行再思考 ,并分析这次土地改革成功的原因、经验及历史地位 ,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 50周年。     

苏联经验与中国经历:20世纪50年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

1949年以后,为改变旧的不平等的城乡关系,新中国开始以苏联经验为范本,构建全新的社会主义城乡关系。为此,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党和人民政府在商品联系与生产联系两个方面对城乡关系的重构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中苏间国情差异巨大、人口众多、工业化起点低、起步晚等因素,最终导致中国于50年代末期逐渐走向一条不仅与苏联不同,而且亦与最初的理想预期背离的二元化城乡关系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