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问题的决定”出台前后

编者按：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明确提出,“对这次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处理办法之一就是“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与一定的工资”。“各省市应即自行筹备,分别建立这种劳动教养的场所。全国性的劳动教养的场所,由内务部、公安部立即筹备设立”。随后,云南、四川等地创建了中国首批劳教场所。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各省、市均应立即着手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要求“各省、市均应立即着手筹备试办一个相当规模的劳动教养机构”。随后各省市相继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比如,湖南省于1956年2月组建湖南省陶家湾劳动教养所,开始收容、管教第一批劳动教养人员。1957年7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并提出“搞个劳动教养条例”。同年8月3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本文作者参与了该决定的起草工作。     

援藏工作漫忆（下）

大约在1969年9月下旬,我们看到了周恩来总理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指示。指示明确指出：西藏造反公社不仅是要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而且是想要恢复封建农奴制度。9月25日,中共中央对《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报告》作出批示,指出“西藏一些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民族情绪     

屈死的『国民党军官』阿垅

一、阿垅两次进入国民党军队,但却有着质的不同:第一次只是一腔报国热情,而第二次是人生观有了根本的转变……“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建国初期最大的冤案,直到1980年9月,党中央才对此进行了平反。在这件冤案中被无辜牵连的人员达2100余人,其中有胡风“七月诗派”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阿垅,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最后被判刑的三个人之一。     

长子县的镇反运动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国内反革命分子妄图里应外合,卷土重来,颠覆人民民主专政.为了给反革命分子以应有的打击,10月,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至此,长子县和全国一样,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胡乔木文集》中应为周维斌加个注

《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中,收入了一篇由胡乔木执笔、发表在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应该指出,在这八万多反革命分子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窃据了重要部门的重要职位。例如曾经是内务部户政司司长的周维斌,原来是叛变投敌,做过日伪警察分局长而且负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     

比较法视野下后劳动教养的法律建构

劳动教养制度自1955年设立以来,在社会治安治理、对违法犯罪进行特殊预防并进而减少犯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制度设置不合理、法律属性不明确、操作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关于这项制度的存废、改造问题一直以来成为理论界与老百姓谈论的热点话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并于2013年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随着劳动教养制度的寿终正寝,如何设置合理可行的法律制度解决遗留问题,以及如何继续发挥其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生活、关注民生中的作用,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并予以解决的重要课题。     

中共对托洛茨基评价的转变

每当提到托洛茨基或以他为首的“托派”,人们往往是谈虎色变。盖因自上世纪20年代末以来的近80年时间里,在整整几代人心目中,托洛茨基或“托派”都是反动或反革命的代名词。这并不奇怪,因为早在中共1929年10月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对派“积极地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的定性,在毛泽东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中,甚至有“汉奸托派”这样的字眼,而《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也是戴着“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在1947年被处决的。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但是,从这一决定中仍可以看到,王实味是平反了,但托洛茨基并未昭雪,因为王实味是个好同志的前提,恰恰是他“没有”“参加托派”,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死有应得了!     

惊心动魄的津门“镇反”运动

一场轰轰烈烈的天津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0年10月开始至1953年8月结束,历时3年。一桩桩惊天阴谋的暴露,一件件含血冤仇的申诉,一批批敌特分子的伏法,这一切大快人心,巩固了新政权的建立,维护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待本文向您讲述“粉碎国庆爆炸阴谋”、“‘双十’指示颁布”、“处决敌特洗雪沉冤”、“老太太小学生抓特务”等一个个精彩的内容。     

唐慧被劳教的上访妈妈

8月10日,唐慧从劳教所被释放,她不敢相信“会有那么快”。8天前,她被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送进劳教所。很快,“唐慧”、“永州”、“劳教”迅速成为一个事件,微博大V关于此事的微博转发超过20万次,甚至有人将此事与当年轰动一时的“孙志刚案”相提并论,期望以此为契机推动劳教制度的废除     

林彪叶群苏州“行宫”生活揭秘

1969年10月16日下午,林彪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来到苏州。林彪到达苏州,住进南园1号楼。两天后他就将值班秘书张云生叫进去,让他记下他对黄永胜的6条指示。当时黄永胜是中央军委办事组的负责人。这就是当年轰动全国的《林副统帅第一号令》。10月19日,毛主席在听到关于《林副统帅第一号令》的报告后,只说了两个字:“烧掉。”林彪半年后离开苏州时,踌躇满志,他正做着当国家主席     

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了聂元梓牵头的“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张大字报是怎样炮制的?粉碎“四人帮”后,北大党委作了调查,把康生插手北大的几件大事(包括他插手这张大字报的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报告,要求在北大揭批康生的罪行(当时康生的反革命面貌还未公开)。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党委书记周林于1978年12月9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传达党中央指示,揭露康生、曹轶欧的罪行。1980年     

绿原的"超蜜月"·"自由人"周绍良

翻开共和国史册,曾有一节沉重的篇章：1955年,骇人听闻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轰动全国,受牵连多达2000余人,其中78人被正式定为“胡风分子”。这年6月10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给他们分别戴上种种“莫须有”罪名。年仅33岁的绿原成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从此被关押7年之久。诗人出狱后经历坎坷,“革”中期又在咸宁干校度过了五个春秋。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建设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不断加强自身的廉政建设,其目的是努力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党员队伍的先进性。早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就先后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腐化分子的通知》和《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之后,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终于在陕北有了一个“落脚点”,又经过西征,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1937年9月,随着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新中国第一起高级干部遇刺身亡案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一些或明或暗的反革命分子不甘心就此灭亡,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做最后的反扑,一次次将暗杀的枪口对准新政权的各级干部。     

反右前后的清华教授徐璋本

在1957年反右期间,一位教授公开组织“劳动党”,并向社会公布“劳动党”宣言和招募党员。他还被传言要和毛泽东竞选国家主席,由此而成为“现行反革命”,同时还由于有着被戴笠派遣留学美国的嫌疑,于是又加上一条“历史反革命”的罪行,在反右期间竟呼吁取消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于是被定性为“右派死硬分子”。     

新中国第一起高级干部遇刺身亡案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但是一些或明或暗的反革命分子不甘心就此灭亡,仍然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做最后的反扑。他们一次次将暗杀的枪口对准新政权的各级干部。1951年3月,毛泽东原秘书、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就被暗藏在人民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刺杀,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遇刺身亡的高级干部,一时震惊了中央。     

宋刻字苑类编考论

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09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第一批《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都披露了宋刻《字苑类编》一书。这部书既不知编撰人,又不见书目著录和文献记载,极为罕见。     

沐川县出台地方志工作“十二五”规划

6月7日,沐川县政府出台《沐川县地方志工作“十二五”规划》。此规划按照省志编委2011年13号文件《关于印发〈四川省地方志事业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规划〉的通知》要求制定,旨在进一步依法规范沐川县地方志工作,促进全县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沐川县地方志工作“十二五”规划》是乐山全市11个县（市、区）中出台的第一个“十二五”规划...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行

2002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经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第76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杨成武眼中的“杨余傅事件”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