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主教区紫衣主教傅铁山

在亚运会期间,各国信奉天主教的教友,到亚运村参与了弥撒、满足了宗教生活之后,众教友一个个惊诧地望着身披紫衣的傅铁山主教,难以相信这是在中国北京。当他们得知,傅铁山是中国天主教北京教区自选自圣的主教,特别是当他们得知他从10岁开始入备修院直到神学院毕业,数十年如一日全身心奉献于天主教,并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     

面孔

逝者傅铁山爱国宗教领袖逝世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傅铁山于4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天主教鄂东教区划分始末

天主教于1627年传人武汉,1696年建立了湖广代牧区（主教未到任）。天主教在一个地区的地方教会,有等级的区分,但习惯都统称为“教区”。列人教会正式编制的为正规的教区,其主教是被祝圣了的“正权主教”．有管理所辖教区的完整权力：“代牧区”一般情况下亦有被祝圣的主教主持教区教务,但其职权受到一定限制;“监牧区”一般没有被祝圣的主教任职,其职权更次之。     

面孔

政要巴拉圭总统再曝私生子丑闻不久前,曾经是主教的巴拉圭总统费尔南多·卢戈承认自己在担任天主教主教期间有一个私生子。此前一周,卢戈刚刚承认自己与另一女子有一个两岁的私生子。名为贝妮格娜·莱吉萨蒙的女子20日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总统卢戈是自政要     

瓷中珍品画珐琅

<正>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派遣嘉乐主教来到北京,就"敬孔敬祖"问题与清朝政府进行谈判,即中国的天主教徒是否要敬拜和祭祀孔子以及自己的祖先。在嘉乐主教出使中国期间,康熙皇帝曾经特意在皇宫紫禁城内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嘉乐主教及其随行人员。在宴会上,康熙皇帝向嘉乐主教展示了数件内务府造办处刚刚制作完成的瓷胎画珐琅器物。这些制作精美的器物,令嘉乐主教赞叹不已,惊奇     

明代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文化效应

明代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文化效应黄启臣天主教（Ｓａｃｅｒｄｏｔｅｓ）、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ｔｙ）的三大教派。而基督教传入中国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唐贞观九年（６３５年）,由基督教聂斯脱里派（Ｎｓｅｔｏｒｉａｎ）主教、叙利亚人阿罗本...     

康雍时期的天主教

主教再次传入中国,经过利玛窦等人的努力,天主教争取一席之地。到清朝入关,顺治帝时期天主教发展比较顺利,由于对汤若望的重用和礼遇,顺治帝对天主教也采取保护政策。顺治帝去世,统治集团更迭,对传教士态度发生转变,汤若望案发生,使天主教进入困难期。康熙亲政后,对汤若望案进行平反,康熙帝本人对西方自然科学有浓厚兴趣,随着圣祖容教令的颁发,天主教在中国迅速发展,但礼仪之争的发生,是天主教在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随着中西文化不断冲突和西方武装力量的不断强大,雍正朝全面禁教已是一种必然趋势。     

一次别开生面的宗教祭典

1938年元月18日,在汉口天主教总堂,举行了一次庄严的宗教祭典,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和死难平民.这是中国天主教教友以其特有的宗教礼仪,表示与全国人民一道坚持抗战到底的一次爱国行动.这次悼念活动是以中华公教进行会的名义举办的.中华公教进行会是在抗日战争前,中国天主教会成立的以信教群众为主,旨在社会各界人士中开展联谊活动,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扩大教会影响的一个群众团体.当时该会的总监督是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于斌.于斌在“九·一八”事变后一贯坚持抗日,抗战初期,他即飞往南洋和欧美各国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争取海外援助.这次追悼祭典以中华公教进行会来筹办,更能反映广大信教群众抗击日寇侵略的坚强意志,不过实际主持者还是教会当局.当时罗马教廷驻中国代表蔡宁总主教正在武汉,他曾函请国内各教区于同日也举行相同的追悼礼,他本人也亲自主持了18日在汉口举行的追悼典礼.     

巴黎外方传教会利用天主教对近代贵州的侵略

一天主教是在欧洲中世纪末从基督教中分离出来的一大教派 ,与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教派。它基本上保持了基督教在中世纪长期形成的各种传统的封建因素 ,有着一整套等级森严的的教阶制度。早在十三世纪我国元朝时期 ,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人约输·孟高维诺受教皇尼古拉四世之命任教廷使者来到中国 ,并在北京开设天主教堂 ,延续了约六十年 ,并未产生任何深远的影响 ,只随着元朝的覆灭而消失了。到了十六世纪 ,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活动的推动下 ,意大利籍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于 15 82年来到了中国南方 ,这是近代…     

俄罗斯档案馆藏北堂西文书目考

19世纪上半叶,天主教传教士遭到清政府的驱逐。北京天主教传教士在末路之际,只好把在华三百年间积累的图书即北堂藏书委托给经中俄两国政府协议规定常驻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俄国东正教使团接收图书后逐一整理,并安排使团成员戈什克维奇为这批图书登记编目,这是北堂藏书在历史上的第一次编目,该目录现收藏于俄联邦外交部沙俄对外政策档案馆。1860年俄国特使伊格纳季耶夫在北京将这批图书交付法国特使葛罗,归还给北京天主教团。1861-1862年间北京天主教狄仁吉神父整理天主教藏书并编目,1949年北京天主教惠泽霖神父再次整理编目并出版《北堂图书馆藏西文善本目录》。俄藏北堂西文藏书目录揭示了19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在北京被驱逐时的藏书情况,折射出天主教入华传教士在华近三百年间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知识基础。     

论明末反天主教运动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强占澳门,不久天主教耶稣会士卡纳罗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从此天主教以之为基点,不断谋求向中国内地的发展。万历十年(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等经过多方努力,进入广东肇庆,获准在东关天宁寺居住,并开始正式传教。但这并非基督教第一次渗入中国,此前有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而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可以说是东西方两种文化传统的第一次重要的汇聚,     

南京天主教“三自”改革的来龙去脉

正新中国成立后,在基督教和天主教内开展了"自治"、"自养"、"自传"的改革运动。1950年5月基督教"三自"改革首先发起,而后及于天主教。与基督教"三自"改革运动相比,南京的天主教"三自"改革运动要更复杂曲折。笔者从南京天主教的渊源入手,以期还原60年前进行的那场疾风暴雨式的宗教改革。1921年,梵蒂冈教廷成立天主教南京教区。教区的主教堂是1870年建成的"圣母无染原罪始胎堂",因教堂门前的马路叫石鼓路,所以该堂被教友们戏称为石鼓路堂,简称石堂。1933年南京教区被划为中国籍神职班传教区,1936年7月7日,梵蒂冈教廷任命中国籍司铎于斌为南京教区主教,成为南京教区     

柏泉天主教小修院

柏泉小修院的全称为“汉口柏泉圣安多尼小修院”.1842年,李文秀(意大利人)任天主教湖广第一任主教时,为培养外国传教士所中意的本地神职人员,曾在汉口郊外30公里的柏泉购地建     

“奢侈主教” 引发德国退教潮

美国监听欧洲政要的风波未了,如今一场新的风暴正席卷欧洲国家。天主教德国林堡教区主教埃尔斯特涉嫌腐败,激起民愤和舆论谴责。埃尔斯特挪用公款3100万欧元(1欧元约合8.1元人民币)建造私人别墅,生活奢靡,引发信徒退教浪潮。信徒们还纷纷到各教会机构前进行抗议,要求天主教教会公开财政、清查奢侈花费,以杜绝腐败行为。此事出在德国,并不意外。德国对宗教信仰非常重视,是世界上仅有的几     

“青岩教案”简况

清咸同年间,贵阳南郊青岩镇,发生了一桩“地方团首道赵畏三杀了天主教徒四人”的教案。巴黎外方传教会贵州代牧区主教胡缚理,告到驻北京的法国公使馆。法国公使哥士吉照会清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严惩杀人凶手。案子震惊了清总理大臣以及当权的那拉氏慈掉太后;还牵动了好几位大臣风尘仆仆奔波于川黔道,查办此案。现将此案发生的时代背景、原因及结果简介如后：教案发生的时代背景清代初期,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曾受到保护。嗣因天主教不拜天地,不把孔子、不敬祖宗．并借传教干涉中国内政,康熙帝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命礼部查禁天主…     

贵阳老照片选载——北天主堂

贵阳北天主堂,位于和平路。 天主教1781年就已传入贵阳,是年底,中国祖父孙本笃从四川来贵阳传教,至1798年,贵阳信奉天主教的教徒已有上百人,教徒集银92丙,在猫猫巷买了一所房屋作集会念经和接待神父的地方,这就是贵阳称为“天主堂”的第一所房屋。     

明末耶稣会士在韶州

明末 ,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 ,先后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以及北京等地建立较为稳固的传教据点。其中在肇庆的传教活动是天主教再次入华后的摸索期 ,而在韶州、南昌、南京等地则是传教活动的发展期 ,在北京是鼎盛期。韶州（今广东韶关） ,是岭南与中原的交通枢纽 ,是广东著名的贸易重镇。明末 ,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韶州传教 ,是进入中原传教的重要一站。对于天主教在肇庆、南昌、南京、北京四个据点的传教活动 ,目前学术界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但关于韶州在天主教传教活动中的地位 ,则少有论及 ,因此本文试图能够在这一方面稍作补充和评述。…     

晚明杭州佛教界与天主教的互动——以云栖袜宏及其弟子为例

晚明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之後对佛教始终态度苛刻,而佛教人士对天主教的反应既显迟缓又呈现从温和到强硬的转变。本文通过追溯杭州云楼寺君体（虞淳熙、袾宏及其门人）与利玛窦及杭州天主堂在二十年间的数次互动,辨析佛教界应对天主教挑战时态度的变化趋势——从忍让调和到日趋严厉,由此窥视晚明佛教的社会处境以及当江南地区同时成为佛教重地和天主教重地之后呈现的文化冲突如何影响着佛教界人士的应变方式。这种现象说明,在一个并不有意倡导文化交流的时代,两种传统遭遇之後为保持自身特色会怎样本能性地自卫。由此更应体认,文化与思想的对话应该是当今世界的基本议题。     

礼仪之争与中国天主教徒——以福建教徒和颜的冲突为例

“中国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欧洲神学、哲学、伦理思想争论的一环。康熙中叶,中国天主教徒已有几十万之众,尽管他们和礼仪息息相关,但因传世材料极少,很难了解他们对这场争论的感受和想法。罗马耶稣会档案馆馆藏的有关中文信件证词等,正是这一方面难得的史料。通过对这些材料与当时西文出版物的比较,使得中国天主教史呈现更清晰的脉络。其中1700年间颜所颁禁令引起的反弹,以及继而发生的福建教徒与主教的冲突就是极好的例证。     

澜沧江畔的故事

自唐朝以来,藏传佛教一直是藏族人的主要信仰。清初,西方天主教开始传入西藏阿里地区,尤其得到了古格王朝的支持。自那以后,梵蒂冈派人前往西藏境内传教,但终因天主教-神教主张与佛教“生死轮回”等学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加之其他诸多因素,导致西方传教士在阿里、日喀则、拉萨等地的传教活动均以失败告终。清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将传教活动转向西藏边缘地带, 即澜沧江中游滇藏交界的西藏芒康县盐井乡和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茨中、茨古、巴东乡以及怒江贡山县以及四川藏区等地。经过多年的努力,芒康及澜沧江中游等地部分藏族人终于放弃了传统的佛教信仰,改信天主教,成为我国藏族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惟一一处信仰天主教的藏族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