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拔协》视阈下的“吐蕃僧诤”

西藏史籍关于"吐蕃僧诤"的记载,其主干部分大多数来源于《拔协》,包括论辩的过程、"僧诤"的结果以及摩诃衍禅法的内容等,由此造成了众多史书在这一事件上的单一化视阈。去除《拔协》在"吐蕃僧诤"研究中独一权威地位且研究视域多元化之后,就可以发现:首先,"吐蕃僧诤"中并不存在一个正面的交锋过程,所有佛学问题的讨论都是以书面文字的方式展开的,持续时间为三年左右。其次,讨论的结果是禅宗在吐蕃"停废"之议的取消,虽然禅宗在吐蕃发展的黄金期结束,但禅宗系弟子在吐蕃依然活跃。再次,就摩诃衍的禅法而言,也不存在"无分别说"破坏善法的存在基础问题,"无分别说"是在胜义的层面阐释的。     

金色年华:寻访扎塘寺

正在距离桑耶寺渡口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与拉萨至山南的柏油公路相交的乡间公路可以通向扎囊县城,但是,路口的标志牌上,却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着"扎塘寺由此去",可见这座寺院的名气要远比县城大得多。十多年前,我曾经在西藏文物普查工作中慕名寻访过这座著名的寺院。西藏佛教"前宏期"(即吐蕃时期佛教)由于末代吐蕃赞普朗达玛的灭佛运动而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其     

“何谓”三宝殿

俗语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比喻没有事不会登门造访,只要登门,必是有事相求。佛教指佛、法、僧为三宝。以佛讲法,僧保守之,此三者有互相联系的神圣关系。通俗些说,佛指大知大觉之人;法即是佛所说的教义;僧指继承和宣扬教义之人。三宝所在之殿当然就是三宝殿了,即佛教信徒登场做法事的地点“大雄宝殿”;佛家珍藏经书、经典之所“藏经楼”;还有僧人“燕息（即和尚等出家人睡觉之意）”的“宁静禅房”。这三处地方,是清静高洁的佛教重地,不可随意乱闯,这是中国这个具有浓重佛教传统国家的习俗。     

卫藏地区的鲁梅十人

正不灭火种时下,对于藏传佛教后弘期具体起始于哪年还有不同的看法。起因在于对律藏上路弘传起始时间的不确定。梳理藏史可见,"朗达玛"的灭佛行动,其实并未在西藏大地上持续多久——他仅在位五年,前一年还非常崇敬佛教。在他被佛教僧人拉隆·贝吉多吉刺杀之后,吐蕃的灭佛行动实际上就已告一段落。     

僧人图丹群佩

拉隆寺位于洛扎雄曲河北岸的扎日乡拉隆村内,海拔4222米,距拉萨310公里,离洛扎县城只有18公里,驱车从拉萨进入洛扎境内,经过的第一座寺庙就是拉隆寺。拉隆寺是洛扎比较有名的寺庙之一,历史上名僧辈出,影响及于今不丹王国境内。相传拉隆寺始建于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代,公元9世纪中叶曾由拉隆贝多多吉扩建,拉隆贝多多吉即是藏传佛教史书上著名的卫道士,曾因箭杀吐蕃王朝主张灭佛的末代赞普朗达玛而留名青史。     

吐蕃时期佛教与苯教的交锋与融合

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从传入吐蕃时起,就和作为本土宗教的苯教发生了冲突.两者的冲突不仅仅是文化冲突,更多的是两种宗教所依附的政治势力(奉佛的赞普王室与崇本的贵族、大臣)的斗争.因此,佛苯的竞争乃至冲突可以说贯穿着吐蕃社会的始终.文章分松赞干布时期,赤德祖赞、赤松德赞时期,赤祖德赞、达磨时期等三个时期,扼要回顾和分析了吐蕃时期佛教与苯教交锋与融合的情况.     

论魏晋时期的士僧合流——以《世说新语》为中心

魏晋时期,士僧互动交流十分频繁,而这种互动在《世说新语》中尤为突出。老庄玄学与佛学的相互融合为士僧合流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魏晋时期一大批杰出的士大夫和僧人的出现,为魏晋时期的士僧合流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世说新语》中涉及有关佛教义理诠释和士僧交流的内容体现出:在魏晋时期思想活跃、学术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名士和名僧分别代表了魏晋思想的两大主流思潮,士僧合流初步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以佛道思想为辅翼的思想格局,从而也确立了后世文人的处世规范。     

二十世纪宋代佛教史籍研究综述

中国佛教史籍是指由佛教僧人或居士撰写的中国佛教史书,包括纪传体、编年体佛史、僧传、寺志、灯录、经录等文献。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上,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论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充分肯定宋代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宋代也是中国佛教史籍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佛教史籍肇始于魏晋,历经隋唐五代之发展,至宋代繁荣,各种新体裁的…     

西夏境内的汉僧及其地位

西夏是党项羌人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为中心所建立的政权,其境内生活着党项、汉、吐蕃、回鹘、契丹、女真、鞑靼等多种民族。西夏建国前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自德明开始,先后六次从中原宋朝求得大藏经,并据之用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进行翻译,现传世的百种西夏文佛经,大部分都译自汉文。西夏境内尽管民族众多,但无疑应以汉族人口居多,在前期的译经及后期的校经施经活动中,都有许多汉僧参与其中,加上中原佛教发展水平较高,故而汉传佛教对西夏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史料中对西夏汉僧的记载却远远少于吐蕃僧人。从黑城出土的西夏佛教文物与文献,尤其是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文献的记载,结合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出,汉僧在西夏社会中的地位既不如回鹘僧人,也远逊于吐蕃僧人,更无法与西夏僧人相比。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首先是由汉人在西夏境内社会地位低下这一因素决定的,其次应与西夏长期与宋朝为敌。西夏统治者对汉人僧侣怀有戒心不无关系。     

西藏西部的佛像雕塑艺术

西藏西部范围大致相当今阿里地区,古献称“羊同”或“娑播慈”。其地南与尼泊尔、印度接壤,西与克仁米尔吡邻,北部连接新疆及中亚各地,公元2世纪到7世纪为古代象雄部落重要发展地及原始苯教发祥地,7世纪后为吐蕃所属赞普朗达玛,佛教大致也在这个时期陆续传入,至9世纪中叶随着吐蕃赞普朗达玛灭佛而致使整个王朝分裂,战争迫使皇室余脉向西部山区逃避,随之也拉开古格王朝700年的历史帷幕。     

读刘禹锡送僧诗

唐代思想家、文人与佛教僧侣多有交往,刘禹锡是其中之一。其《刘宾客文集)第二十九卷有《送僧二十四首》,其它卷还有几篇送僧人的诗和为高僧写的碑文。读这些诗文,可以使我们具体了解刘禹锡与僧人交往的情况,理解刘禹锡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关系。     

《酉阳杂俎》中的佛教文化叙事

《酉阳杂俎》是一部成书于晚唐的笔记小说集,书中收录了很多有关佛教的故事,具有浓厚的宗教叙事色彩。佛教文化在《酉阳杂俎》中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尤其涉及《金刚经》的灵验故事、僧人形象的塑造和佛教的冥界观念等。其中《续集》卷7《金刚经鸩异》专门记述金刚经的灵验和福报故事,反映了唐朝民众对佛典的信仰崇拜以及对因果轮回的情节书写;小说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僧人形象,其中不乏扶危济困、弘扬佛法的仁慈僧人,同时也有少数为非作歹的恶僧形象;书中还对地狱冥界进行详尽的描述,其情景显然是对现实世界人间官府的影射,呈现出唐代佛教世俗化的倾向以及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何谓”三宝殿

俗语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比喻没有事不会登门造访,只要登门,必是有事相求。佛教指佛、法、僧为三宝。以佛讲法,僧保守之,此三者有互相联系的神圣关系。通俗些说,佛指大知大觉之人;法即是佛所说的教义;僧指继承和宣扬教义之人。三宝所在之     

明代转轮藏探析——以平武报恩寺和北京智化寺转轮藏为例

正转轮藏又称转轮经藏,或简称轮藏,亦称大藏或经藏。在佛教史上,"佛、法、僧"被称为佛教三宝。其中,佛陀所说之教法,被视为世之财宝,极受尊崇。故而藏经也就成为佛教寺院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专设藏经之所和藏经之器。藏经之器称作"经藏",即供存放经卷之书橱。宋《营造法式》中记载,"经藏"的形式有"壁藏"和"转轮藏"两种。壁藏为固定式,     

北周灭佛主谋卫元嵩

在中国佛教传播和发展历程中,曾多次发生毁佛、灭佛事件,佛教徒一般称之为“法难”。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三次灭佛分别发生在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统治时期,史称“三武灭佛”。其中规模最大、对后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周武帝灭佛,而导致这场法难的关键人物就是卫元嵩。 卫元嵩是益州成都人,祖籍河东（今山西一带）,因做官而迁徙成都。梁朝末年,卫元嵩出家为僧,师从亡名法师。虽身处佛门,但他善于结交权贵,爱出风头,为人聪颖,学问颇杂,史载其“通术数及 纬之学,明历数阴阳,能赋诗造像”。他非常羡慕名士,特别是当时著名的…     

朱元璋尊崇佛教的原因及后果

明太祖朱元璋做了大明皇朝的开国皇帝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尊崇佛教的措施,诸如:在京(南京)城内外(即中央政府和各府州县)设僧道衙门,赋予其很大权限;下诏征集东南各地一些名僧,在南京举办各种大规模法会,并亲率文武百官向佛祖顶礼膜拜;亲自组织刊刻佛教大藏经,即著名的《洪武南藏》;挑选一些察事有功的僧人,还俗作官,如吴印、华克勤分别被委任为山东、山西布政使,成为该省的民政负责官员;颁发度牒,给出家为僧者提供方便,允许僧人结坛说法,竭力保护佛教寺院的财产。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对谏阻崇佛的官吏大施淫威。如大理寺卿李仕鲁,因谏阻被拒,当即请归故里,触怒了朱元璋,落得个在殿阶下被杖死的悲惨下场。难怪当时有人评论说:朱元璋统治时期,“佛法之见尊奉此至,振古所未闻也。”     

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密宗

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密宗唐晓军佛教密宗,原形成于印度。公元７世纪时,吐蕃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诸部,建立了吐蕃王朝,密宗开始传入西藏地区。公元８世纪,印度僧人莲花生应吐蕃赤松德赞之请,入藏传播密宗,成为第一位在藏区传授密宗修法的大师。在藏传佛教...     

浅析吐蕃时期藏区僧人产生的政治与文化背景

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人吐蕃,便开始了与当地社会文化漫长的融合过程,即佛教的本土化过程。佛教作为一种文化传人,有着其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而藏族本土僧人群体的产生对佛教在藏区的传播以及藏传佛教的诞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政治和文化两个角度分析藏区本土僧人产生的背景,说明藏区僧人的出现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     

龙門东山的几处密宗造像

一、密宗和密宗造像密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它源于古印度佛教中的密教。密教是大乘佛教的一部分派别同婆罗门教的某些教义相结合的产物。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中印度僧人善无畏携带梵本经吐蕃到长安,翌年开始译《大吡卢遮耶经》。南印度僧人金刚智于开元七     

我国现存最早的转轮藏──正定隆兴寺宋代转轮藏浅析

在佛教史上,“佛、法、僧”被称为佛教三宝,“一切之佛陀,佛宝也;佛陀所说之教法,法宝也;随其教法而修业,僧宝也。”其中,佛陀所说之教法,被视为世之财宝而珍重,后整理成浩繁的佛教经典,极受尊崇。故而藏经也就成为佛教寺院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专设藏经之所和藏经之器,藏经之器称作“经藏”,即供存放经卷之书橱。“经藏”收藏佛经的形式有“壁藏”和“转轮藏”两种形式,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