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变革大趋势下的世界史重构

新世纪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要求中国历史研究突出个性化。更新观念 ,主动参与和自觉应对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社会文化变革 ,是解决 2 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缺少个性化研究这一问题的关键。历史研究的个性化表现为选题、研究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而宽松和谐的治学环境和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体制是个性化历史研究的保障。世界史体系的重新构建是历史研究变革大趋势中的必然过程。克服“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是世界史体系重新构建中必须扫除的思想障碍 ,而关注人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为其中的核心。人类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对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关系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史。     

论新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蕴含在世界史的研究、编撰和教学之中,其实质是中国学者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人类历史的性质,如何阐明对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观点和判断,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途径,目的则在于实现自身的学术话语权。新的时代必然要求不断发展的话语体系,这就需要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梳理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提炼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阐述方式,彰显中国世界史研究和编撰的当代理论视角。从生产和交往两个基本概念进一步分析世界历史演化的内在动力,显然是其中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通过生产和交往两种基本动力构建的分析框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仅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自然体现,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     

论国际关系组织化对民族国家的挑战

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显特征，就是国际组织的蓬勃发展，这种变化可以称之为国际关系组织化，本以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态势为研究的出发点，分析了国际关系组织化使得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拥有几个世纪恒久不变的稳固地位开始发生的变化，论述了国际关系组织化对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挑战，明确指出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石，在当今国际事务中仍处于中心地位。     

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国际关系局部理论与当代史案例研究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双赢的学术"联姻"

巴里·布赞院士与理查德·利特尔教授合著的<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突破了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从世界历史的整体视角,将对国际体系发展历史的考察从17世纪一直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地区城邦国家的出现,上下逾5,000年之久.不唯如此,作者还花了很大的精力对国家形成之前由采猎群、部族及酋邦为基本单位所构建的前国际体系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按照布赞院士的自述,本书的视野所及甚至要一直追溯至60,000年前的早期人类社会.这种以人类社会的整体历史为研究对象,纵横捭阖数万年的研究气度,给读者带来的首先是一种极具震撼力的冲击.当代历史学的发展,因为借鉴与吸收了大量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与经验,日益重视同时段社会结构的分析,尤其强调具体个案调查的学术意义,却往往忽略了"时间"这个构成历史学研究的最具魅力的维度.布赞院士的这部巨著,无疑能为历史学研究者这种方法的"迷失"提供一副有效的清醒剂.     

世界历史上的文明：文化比较与交流：战争、国际关系体系与人类文明的发展

2007年4月13-15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学科主办了以“世界历史上的文明：文化的比较与交流”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五十多个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学术期刊和出版社的一百二十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盛会。学者们围绕着世界文明进程中的战争与和平、不同文明／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文明交流的机制等方面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讨论,并对“全球化”、“全球史观”和“全球史”等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理论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期刊发几位学者提交研讨会的文章,意在进一步推动相关问题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编者按]     

世界历史的分期与国际体系的演变

本在介绍、分析和批判西方学术界世界历史权威分期法的同时,从国际体系演变的角度,提出了人类从60,000年前分散的采猎群到今天全球经济政治高度一体化的新的历史分期法。作以一种全新博大的历史观对西方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两大领域的主流理论提出了挑战。本译自作《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一书。作认为正是由于历史研究的匮乏,致使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陷于只能孤芳自赏的境地。而只有融理论研究于历史探讨,建立一个超越现有诸种框架之上的新时空观,国际关系研究才能走出误区,真正对社会现实和其他学科产生影响。     

变动世界中的世界史编撰

20世纪中期以来,生产力的不断进步推动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当代世界。这个变动世界中的世界史编撰所面临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如何避免各种片面或局限,构建系统、科学的世界通史阐释体系。本文从编撰的主线、内容及方法、宗旨等方面探讨了西方全球史之优长与局限。观照自身,本文认为在如何把握世界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可考虑构建双主线、多支线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在如何处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问题上,可考虑充分发挥中国史在世界史编撰中的时间坐标效应,从而深化对人类历史和世界格局的整体认识。     

世界历史观念下的“普世史”与《史记》的史学观

从现代世界史理论来看,“普世史”与《史记》的共性是都具有国别史和世界史的双重特性。不同点在于普世史的实质主义历史观,用希腊罗马的历史代替世界历史,所探讨的主要是历史的表面和横断面;而《史记》在其“通变”史观指导下,着力从历史的纵横联系中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并将华夏史同其他种族和国家的历史“和而不同”地联系起来,成为世界通史,较之于普世史能更深刻地了解历史发展的本质,并对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学科研究与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新时期历史研究采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讨论与实践经历了借助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的尝试和讨论、计量与比较方法及心理学理论等被引入史学并得到初步运用、人文与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理论与方法渗透于历史研究三个阶段。学者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与运用多学科方法的关系方面,取得丰硕的理论成果,并在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实践中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经史尊卑论三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关系源远流长,经史尊卑确有纷争。本文以《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宋代“荣经陋史”观和明清“六经皆史”说三个涉及到经史尊卑的重要论题展开讨论,认为《汉志》“史附于经”只是一种目录分类现象,没有反映汉代经学与史学已经学科分离的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汉代史学依附于经学的依据,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后、尊卑和主从依附的关系。宋代义理之学提倡以经为本、先经后史,有一种普遍重经、荣经的倾向,但就其代表性学派程朱理学的经史观念而言,其荣经是实,陋史则不确;尊经是实,卑史则不尽然。明清学者重视阐发“六经皆史”,普遍主张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与经史合一,然而与明代王阳明主张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王世贞以经史区分典籍、李贽以否定儒学权威为目的的学说旨趣不同,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主旨思想,是要后世史学效法“六经”切于人事的学术精神、崇尚“六经”“圆而神”、“方以智”的撰述旨趣,以经世致用和史学变革为目的;明儒不以尊卑论经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无贬低经学之意蕴。     

论古代埃及阿玛纳宗教

阿玛纳宗教是在十八王朝早中期独特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阿玛纳宗教中的阿吞神是世界的创造者、万物的眷顾者、宇宙的统治者、具有真实生命力的活着的神,他自我创造,并通过国王埃赫纳吞和他的"教谕"以及太阳圆盘来完成对世间万物的启示.正是基于阿吞神的众多功能,阿玛纳宗教的一神教本质才得以显现,从而也为犹太教提供了一个仅仅认同一位神的实例.     

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

一、三次研究高潮与三次学术研讨会中国边疆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丰硕的成果,可用“千年积累、百年探索”来概括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在研究、总结前辈研究的历史遗产后,认为自19世纪中叶迄今,中国边疆研究曾出现三次研究高潮。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标志。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突出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出现的     

雉堞初探

文章通过对雉堞源流、结构的分析比较,认为雉堞是城墙防御体系中主要的攻防设施之一,在设计上有一定的规律,城池不论大小,垛口的宽度都基本相同,城墙越矮则雉堞越高,城墙越高则雉堞越矮。雉堞上面的开孔,其作用主要是瞭望,或用于排水,而不是射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