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史学史研究生的几点做法

我这次来北京参加史学史学术座谈会的唯一目的,本是向到会的专家先生们学习。但承白寿彝先生之嘱,要我做个中国史学史研究和培养史学史研究生问题的发言,又不便有所推辞,也就只有把这两个问题合成一起作个简单的汇报,借以求得各位先生的指教。     

整理《史通》的体会

参加这次史学史学术座谈会,我感到非常荣幸。昨天和今天上午我听了几位专家的发言,特别是几位研究西方史学史的先生的发言,使我开阔了眼界,启发我对中国史学史应该     

一七七三年越南农民起义的几个问题——与王立达先生“十八世纪后期西山阮氏三兄弟领导下的越南农民大起义”一文的初步商讨

“新史学通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号刊载了王立达先生的“十八世纪后期西山阮氏三兄弟领导下的越南农民大起义”一文,这是我国自解放后对于一七七三年越南农民起义(也称西山起义)作了较为详尽报导的唯一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指出了研究这次农民起义的重要意义,并批抨了某些人对于这次起义性质的不正确的看法。作者进而从起义的社会背景一直到最后失败作了系统的介绍。无疑地这对于我们今后研究这个问题是有所帮助的。在王先生的这篇文章的啓发之下,我也想来谈谈关于一七七三年越南农民起义的几个问题,希望王先生与各位同志们指正。     

关于方志理论建设问题的一些想法

关于方志理论建设问题的一些想法高德参加这次方志理论工作座谈，很受教育和启发。出席座谈的基本都是修志第一线的方志理论工作者，这使会议带有浓厚的第一线气息。同志们的发言既能从实际出发，又有一定的理论概括性；不但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有物，著有新意。通过座谈，...     

燕山南北地区考古——1983年7月在辽宁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在这次开会以前,已经把我今年五月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闭幕式上的发言提纲复印件发给了大家,作为这次会议的背景材料。那个发言虽然是针对第四次年会讨论的问题谈的,但所涉及的是这门学科发展到现阶段需要考虑的问题,跟我们这次会可以结合起来。所以,这次会既是去年在河北蔚     

环渤海考古及其相关的问题——1988年5月在临淄环渤海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正> 这次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和条件,使我们看到许多宝贵的东西。现在简单的谈一下我的体会。 一、关于环渤海考古的课题。这个课题是苏秉琦先生一九八六年正式提出来的。苏先生在这时提出这个课题,是有它的背景的。苏先生关于区系类型的理论,他的学术理论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虽然正式提出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但可以上溯到1965年,即《考古学报》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七十年代初在河南干校时,就已有深思熟虑,同我们讲到要重视考古学的理论,讲到考古学文化问题,考古学分区问题。当时星期日陪先生搞考古调查,有时也开条探沟(当时尚未有《文物保护法》),先生边走就边讲这些问题。1986年苏先生提出环渤海考古课题,则是在提出区系类型理论以后,以它为指导,并在山东、辽     

新时期如何发挥历史科学的作用──在中国史学界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新时期如何发挥历史科学的作用──在中国史学界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李喜所关于新时期如何发挥历史科学的作用问题是一个必须回答又极难回答的难题,又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内容常新的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是因为,任何历史研究都源于特定的社会需求,都受特定...     

关于陶行知先生评价问题的两点意见

关于陶行知先生的评价问题,我只看到《安徽史学通讯》总第二号內邓初民先生的文章《陶行知先生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和该刊总第三号內乐喜先生的文章《试谈陶行知先生的评价问题》.其余刊载在《人民教育》里的十几篇文章,我都没有看到.我对邓、乐两位先生文章的绝大部分都是同意的;现在仅就两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第一个问题是:是否要"将原属陶行知先生革命派时期的1931年——1935年,改划为改良主义时期".把陶先生一生三十年的奋斗史,从1916年由美回国,到     

为地质学院造反派说几句话——对《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的一些意见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发表的《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是朱维铮先生的口述,由金光耀先生采访整理。看到这篇文章感到很亲切。金光耀先生是历史学家,还钟情于文革史研究,我很敬重。我和朱维铮先生也有过交往,1982年,我(时任《红旗》杂志编辑)到复旦大学组稿,曾在他家和他晤谈,很投机,他还送我他著的书。朱维铮先生这篇口述,是研究文革史的一份重要史料,但他关于北京地质     

与权海川同志商榷評价歷史人物的标准問題

这一期我们继续发表陈云群等三位同志关于历史主义讨论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虽然对权海川先生的意见—致表示反对,但三位同志之间所持的论点则并不是一致的,这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继续开展讨论的必要,希望同志们继续发表意见,使问题的讨论继续深入下去。     

长江文化研究的多重思考

我参加过很多会,这次会我觉得是开的最紧凑、内容最多,最丰富、最激动人心的一次.感谢大家参加和支持.大家的发言对我启发很大,我想讲点感想.从这次会议上可以感觉到我们这次到会的先生是带着强烈的现实感来的,大家是用心来说话,就是对人民对     

西安——中国十四朝古都——兼论武周建都长安问题

关于在西安有多少朝代建都的问题,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曾多次讨论过,直到现在还是不统一。西安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古都,也是对外开放城市,连在这里有多少朝代建都,都定不下来,怎么说明它是文化古都呢?问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1993年西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郗琳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说古道今》创刊号,题目是《竟究有多少王朝在西安建都》,他力主十四王朝,并提出几条衡量的标准。后来我和刘辉先生也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说古道今》2002年第四期,不谋     

《大写的人》自序

正这本书是30多年来陆续写就的怀人记事的辑集,有些曾在刊物发表,大部分未正式面世。2005年,曾把当时已写就的11篇编过一个集子,名为《好人一生不平安》。这次,将这11篇文章略作修改,与2005年后又陆续写的17篇共28篇文章集在了一起。关于耀邦同志这篇,有两三个内部刊物曾转载或摘登过,范围都很小。后来纪念文集出版     

陆雏钊其人其事——参观平湖市陆维钊书画院抒怀

2005年5月18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天气晴和,阳光灿烂,初夏的清风吹到身上分外舒适,我随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书画组的同志,乘车去平湖市陆维钊书画院参观,感触良多。下午又听了陆维钊的大公子陆昭徽先生和《陆维钊传记》作者之一邢秀华先生的精彩发言,更使我心潮澎湃,陆先生生前的一言一行频频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但开风气不为师——纪念李时岳先生

1996年初,我写信给李时岳先生,请他为《历史研究》杂志的《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专栏写一篇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文章。这个专栏是我刊近几年的重点栏目,各编辑室分别设计了若干题目,尽力邀请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回顾以往的研究情况,并且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前瞻性的意见。我们近代史编辑室经过认真考虑,认为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特别值得注意,应当邀请一位在这方面有研究、同时又有比较系统的理论思想的学者,为这个专栏写一篇有影响的文章。可以邀请的学者有好几位,谁是最合适的呢?我们当时认为,李时岳先生是最早提出重视资产阶级研究的学者之一,而且他在这方面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应当是这次约稿的首选对象。     

湖熟文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因为这次会是“湖熟文化”命名30周年的一个学术讨论会,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湖熟文化”的名称?我完全同意王世民先生的意见,应该历史地对待它.1959年曾昭燏先生和尹焕章先生能够提出“湖熟文化”的命名,这是有学术胆量和气魄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关于青铜文化我们知道得更多的只是中原的殷墟,南方是一片抹黑,什么都不知道,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50年代     

希望继续发挥春秋史笔的作用

今天有很多老同志、老前辈在场,他们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我是作为《炎黄春秋》的普通读者发言。我家的报箱里报纸、杂志很多,一天得拿两次。说实话,有一些杂志只是浏览一下,有的根本不开信封。只有《炎黄春秋》,每期基本从头到尾全看完了。如果哪一期来晚了,我们全家就着急。是不是哪一篇文章使某人不高兴,某篇文章犯了禁忌,不让发了？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心里急,又不好问。我弟弟是人民解放军总后的离休干部,他也订了一份《炎黄春秋》。有一次,到日子没有收到。他很着急,很担心,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被人封了。后来收到了,他才放心。     

让我们脚踏实地地迈向新世纪——直立行走及我们的学术

学术的发展需要学术批评,在一个太多的是奉承的氛围中,更是需要这种批评。所以,最近有几位同志直率地对我的一篇文章提出批评,这是十分令人高兴的。也正是由于他们的批评,才促使我对近年来国际上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进展作一些必要的总结。     

紧密合作,更上层楼

<正>这次国史学术年会,主题选择得非常好,把中国当代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这两个原本关系十分密切、但又缺乏沟通的领域联系起来,必将对两者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目前,我国的地方志编纂和历史研究都处于一个难得的兴旺发达时期,同时也遇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     

鲁迅答“托派”的信出自冯雪峰

鲁迅先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几十年间,是作为高中语文教材的。一代又一代知识青年,从这篇文章了解“托派”和鲁迅。我在“文革”中曾拜读此文,一时没有想通,这篇文章不过是用讽刺、挖苦的语言,作出几点表态。其篇章结构和逻辑推理,岂可以作为范文呢!当时这样想显然大错,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