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中俄民贸巨商

抓住商机 脱颖而出 16世纪下半叶,雄起的沙俄势力迅速扩张领土,以坚船利炮改变了东北亚的地域格局。1686年8月,清军反击俄军进犯,将其围困雅克萨,为中俄边界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1869年9月,中俄双方使臣在尼布楚谈判,签署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之间正式缔结的第一个条约,也是清政府执政以来,首次运用条约形式明确同另一个国家的边界关系。其中第五款规     

尼布楚在早期清俄互市关系中的政治、经济作用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尼布楚地区划归俄国,尼布楚城（今涅尔琴斯克堡）成为俄国东部边疆的重要门户。因其地理位置特殊,成为当时俄国向清朝输送商队的主要出口之一,更是清朝与俄国联络的纽带。对俄国而言,尼布楚的经济作用突出,曾是京师互市与黑龙江互市的起点。自尼布楚过境的清俄贸易持续数十年之久,这给俄国带去了巨大经济利益。但对清朝来说,尼布楚的政治作用更加显著,是其以经济手段影响政治外交的地缘缓冲区域。     

清代前期巡边制度述论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最早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六月间从东北地区开始了巡边活动。巡边是清政府为保护边境地区安宁而实施的防卫措施,反映了清政府对边境地区控制的加强,同时也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在巡边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敷衍塞责、巡查间隔时间过长等,但都不能抹煞其在清朝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1858年和1860年东北边界的改变

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里,两国明确地规定了在东方的两国边界:“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的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自从尼布楚条约订立之后,经历160年以上的时间,中俄两国的东方边界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     

论耶稣会士与国际法初入中国

国际法输入中国并非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传统中国以天下观为中心的对外秩序与西方国家主导的近代世界秩序碰撞和消长的过程。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其著述中介绍了欧洲法律，并将拉丁文国际法著作《法律及神作为立法者》译成中文，开启了国际法在华的星火传播。1689年，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是近代中国和外国之间的第一个条约。使西方国际法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运用。     

清代黑龙江地区卡伦贸易考述

所谓卡伦贸易,又作卡座贸易,是指在１７世纪中叶至１９世纪中叶黑龙江地区早期中俄边境贸易中,一种在边境军事哨所以及巡边过程中进行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小型零星的贸易形式。本文拟从黑龙江中俄边贸史的角度,对卡伦贸易作初步探讨,以期对发展当今的中俄边境贸易有所裨益。一、卡伦贸易是中俄两国政治关系发展的产物１６８６年（康熙十五年）雅克萨战役后,清朝成功地遏制了沙俄东进的势头,清俄双方为划分势力范围开始进行谈判。１６８９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平等划界的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     

《瑷珲条约》签订前沙俄武装侵占黑龙江地区述论

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9月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订立,使中国东北边疆获得了一个较长久的安宁。但是,沙俄从来没有放弃侵占黑龙江地区的野心。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150年间,尤其是进入19世纪50年代后,沙皇尼古拉一世重弹老调,一再叫嚷要“修改”《尼布楚条约》所确定的两国东段边界。他一方面派遣所谓“考察队”,潜入中国黑龙江地区“考察”;另一方面又组织庞大的船队,武装航行黑龙江上,旨在重新占领黑龙江流域这块辽阔富饶的领土。     

试论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分期与特点

本文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期研究,认为我们研究的“中国疆域”应该是指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期间清朝的疆域。这一疆域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自然凝聚时期,时间是从中华大地人类文明的出现,到《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疆域明晰时期,时间是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的蚕食鲸吞时期,时间是从鸦片战争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代疆域巩固时期,时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     

1970-1972年中英建交谈判与“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破产CSSCI

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建立中英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谈判直到1970年才取得显著进展。史料表明,英国政府对美国态度的顾虑、在谈判中采取的刻意拖延和文本设陷策略、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两面政策,导致了中英建交谈判的曲折多变。在重启建交谈判后将近两年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最终使英国接受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两国于1972年3月13日实现了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也最终宣告破产。     

试论苏联对朝鲜停战谈判的影响

苏联作为朝鲜战争的非交战方,在为期两年多的停战谈判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文章通过对近年来解密的俄罗斯国家档案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分析认为,苏联虽然没有公开参加朝鲜战争,但在帮助开启谈判大门、参与制定谈判方案、间接影响谈判进程和最终促成谈判结束四个方面都发挥了作用,对于半岛地区和平状态的恢复产生了较大影响.     

民初中英涉藏事务交涉之补证——基于“顾维钧档案”的研究

十九世纪以来,英国殖民者一直觊觎中国西藏,屡次图谋将该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而未果。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列强趁中国政权不稳之机,纷纷趁火打劫。此时,英国再次挑起侵略我西藏的阴谋。1913年中英两国再次就西藏事务开启谈判,中、英、藏三方除了在印度西姆拉开会外,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与英国驻华公使亦在北京就西藏相关问题直接展开磋商与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外交顾问顾维钧,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最终英国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在民国北京政府和外交官们的努力下以失败而告终。     

清政府的对英政策与琦善的广州外交

广州谈判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与英国进行的一次重要谈判,也是近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第一次正式外交活动。无论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还是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广州谈判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长期以来,这一课题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有人开始注意广州谈判,但没有注意谈判中清政府的对英政策、谈判方针及其与琦善广州外交的关系问题。本文拟从这些方面作一考察,作为引玉之砖。     

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

1935年间,中日两国在应对"华北事变"的同时,由最高外交当局进行过关于国家关系之三原则的谈判;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又推动、指导了此次谈判。从1934年10月蒋介石写作《敌乎?友乎?》到1935年10月日本决定"三原则",中国方面首先"以进为退",借广田演说之机,由王宠惠提出了"三原则"而调整中日关系;在华北事变之后,又"以退为进",继续以蒋作宾明确提出对日"三原则"。日本则首先静观而不予回应,在华北事变之后,又开始了外交上的进攻: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三原则",并首先否决中方的"三原则"。中国政府在出师不利、东京谈判失败的情况下,于"五全大会"之后,在此前的"三原则"谈判基础上,在南京主动发起了与日本的调整国交谈判,并再次否决了日本的"广田三原则",使得中日"三原则"谈判无果而终。中日双方在谈判中的主动与被动之不断移位、攻守与进退之互相转换,使得彼此在成败与得失之间各有千秋。但相对于华北的风云诡谲和剑拔弩张,中日在东京、南京的谈判桌上所进行的外交斗争,其对于战前两国关系的能量与效果毕竟有限。     

清朝的外交官们

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政府与沙俄政府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象征着中国正常化外交的开始。在此后的200多年里,清政府先后与50多个国家有过外交关系,签订了近200个条约,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丧权辱国条约。在这些条约签订过程中,当然少不了外交官的身影。自光绪时代始,清朝开始向外派驻职业外交官,星移斗转,他们的音容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弱国无外交,看到这些照片,可以想象他们当年的处境。     

索额图与《中俄尼布楚条约》

公元1689年9月7日（清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首席代表索额图与俄国全权大臣戈洛在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俄第一个界约，也是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标志着清廷正式外交的开始，因而可以说索额图是满清的第一位正式外交官。     

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清末民初中暹建交的名分交涉

清末民初中暹因争夺华侨而引发建交谈判。交涉中,在国家元首称号上,暹方强求中方将暹罗国王“King”译为暹罗皇帝“Emperor”,为中国所拒,建交谈判因之破裂。其根本原因在于暹罗原为中国属藩,在接受国际法后,开始废弃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在国家定位上改采主权对等、国籍上改采属地主义的国际法。因追求中暹平等地位,以致造成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尤以“名分秩序论”之文化价值冲突为甚。     

法国工会运动的历史与视角

<正>在整整一个世纪中,国家的地位和工会运动所扮演的历史性政治角色,导致法国社会关系的制度化相对较弱。工会之所以很少像许多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被视为劳资关系中的一个角色而加以分析,其原因正在于此。工会直到很晚才得到法律认可(1884年)。工会之所以迟迟不被承认,原因首先是政治方面的。雇主与工人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建立稳定制度的重大障碍,这种紧张同样见诸各行业之间的关系。集体谈判直到很晚才获得合法身份:1919年的第一项法律因为资方的拒绝而告吹;1936年的第二项法律确立了集体谈判的前提;1950年,各部门的集体谈判才得以制度化;1982年的立法将强制性的谈判扩展到各个企业。     

近代中国国家政权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与抗争——近代中外关系新思考之一

本文论述了近代中国国家政权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和抗争,及其在近代中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近代中国国家政权在对帝国主义软弱、妥协的同时,与帝国主义进行了抗争,其中既包括武装抵抗,也包括在谈判和交涉中争取保住一些国家权益。我们不能因为近代中国国家政权对外抗争而否认其与帝国主义的妥协和勾结,但也不能因为其与帝国主义的妥协与勾结而否认它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和抗争。近代中国国家政权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与抗争在近代中外关系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从对抗到合作:近代英国集体谈判制的兴起北大核心CSSCI

集体谈判是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主流的劳资争议化解机制,它最先起源于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在19世纪后半叶,调解、仲裁是集体谈判的原初形式,而仲裁与调解委员会也成为民间最早的集体谈判机构。以1860年诺丁汉仲裁与调解委员会为起点,英国各地各行业劳资双方纷纷自发建立起集体谈判机构,通过仲裁、调解等方式来化解劳资争议的热潮开始兴起。英国政府虽然于此间出台了两部相关立法,旨在对民间集体谈判加以规范与管控,但在实践中却沦为一纸空文。近代英国集体谈判独立于国家司法权威之外自行发展,体现出鲜明的自愿主义特色。集体谈判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争议解决模式,劳资双方依据程序平等原则,就劳资争议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协商与谈判,进而通过调解、仲裁方式达成集体协议。集体谈判不仅增强了劳资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互信与合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劳资关系立法进程,从而标志着英国劳资关系从对抗到合作的转变。     

蒋经国与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

1945年,中苏两国为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进行了长达数月之密商与谈判。宋子文在谈判中虽然身居要职,但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反而职位不高的蒋经国成为中苏谈判之关键人物。蒋经国是最早与苏方密商条约之中方代表,正式谈判时又密会斯大林等人,为蒋介石传递各方信息,并在关键时刻提供决策性建议,力谏蒋介石签订盟约。蒋经国在谈判中的重要角色既是其特殊身份使然,亦是蒋介石在外交事务中采用“双重代表”方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