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安南之役"略论

“安南之役”是清乾隆年间中、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文章从“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安南之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安南之役”是清朝为维护中、安宗藩关系发动的战争,并非清朝对安南的侵略,它也未从根本上影响以后中、安关系的的正常发展。     

明代“播州之役”军费考

明代"播州之役"所用军费(以白银计)史籍大致有三种记载:一为三百余万两,二为二百余万两,三为一百余万两。本文认为该役共筹措军费449万余两,至战役结束时共花费252万余两,善后开支在110万两以上;开销的军费中,源自户部的有120万余两。     

德才之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追溯中国思想史的源头,儒家传统讲究"内圣外王"。社会史的演变历程更是证明,小人多才、君子无才亦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德与才很难合一。德才之辨,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古老命题。尽管明代的士大夫仍然承袭宋儒之论,倡导重德轻才,且就明代士大夫的行为而言,亦不乏德才两分的现象,但至少有如下两大转向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即从重德轻才向重才轻德的转变,以及从重才轻德向德才合一的转变。随之而来者,则是儒家"内圣外王"之说的复兴,以及理学向原始儒学的回归。     

宋蒙鄂州之役期间的"议和"问题新探

鄂州之役是宋蒙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对宋蒙双方后来的历史发展有很大影响.忽必烈在蒙哥去世后选择率军进攻鄂州,但遭到南宋顽强抵抗,未能攻克.结合对相关史料的考察,贾似道确曾派人与蒙古进行议和活动,但其目的不在求和而在于打探军事情报.双方进行过几次交涉,但谈判尚未完成,忽必烈就秘密北撤.因此,"鄂州议和"确有其事,并非蒙古方面刻意编造的说法.贾似道出于掩饰鄂州议和而拘禁郝经使团的说法早在元成宗时期就已经基本成形.     

陈其美在癸丑之役后的革命活动述评

孙中山在东京积极改组国民党,黄兴等人又因政治观点不合而分道扬镳,革命事业遂成分裂之势.在此危困之际,陈其美成为孙中山最有力的支持者,他参与组建中华革命党,多次于危急之中潜赴上海、大连等地发动讨袁,为反对袁氏和维护共和作出了有力的贡献.     

陈其美在癸丑之役后的革命活动述评

孙中山在东京积极改组国民党,黄兴等人又因政治观点不合而分道扬镳,革命事业遂成分裂之势。在此危困之际,陈其美成为孙中山最有力的支持者,他参与组建中华革命党,多次于危急之中潜赴上海、大连等地发动讨袁,为反对袁氏和维护共和作出了有力的贡献。     

明代文牍之风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明代文牍之风盛行给当时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对此,明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防范和治理措施,但收效甚微。然而,它从正反两面为当今社会的行政管理和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可供吸取的教训。     

明代科举制度对理学之影响浅探

理学的发展自宋末以来一直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科举制度与理学发展的黄金时期都能在朱明王朝得到很好的体现。近三百年间,理学发展完成了它生命中最重要的三部曲。     

李续宾败亡三河之役的主要原因新议——与洪均先生商榷

李续宾败亡三河之役的深层原因，不在于“抢掠与放纵”而“严重地削弱了湘军战斗力”，而主要体现在这四个方面：一是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新的领导核心的确立，太平军战斗力由此增强；二是李续宾湘军战线拉得过长，兵力分散，很难发挥集中优势兵力敢打敢拼、攻坚克强的特长；三是湖广总督官文配合不力，赵克彰等部湘军临阵脱逃，致使李续宾部湘军陷入孤军作战的绝境；四是李续宾求胜心切，意气用事，听不进他人建议，未能及时采取战略转移的措施。     

明代生员层的仕进之途

本文从科举入仕、廪贡出学、纳马纳粟入监以及荐举与保举四个方面,对明代生员层的仕进之途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作者认为,明代生员层仕进之途(正路)相当狭窄,于是绝大部分生员只好流向社会,走一条“叉路”。     

明代“幸乱之民”的治理困境

曾经在地方及朝廷为官20多年的吕坤,在上万历帝的《忧危疏》中提到社会存在无聊、无行、邪说、不轨等四种“幸乱之民”,其是国家治理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首务就是安民,重民生而使家给人足,恤茕独以安养鳏寡孤独,劝学艺以期穷民得以为生,建仓储谷以备水旱蝗灾,行保甲以除盗贼,立乡约以去淫邪,禁奢靡而崇节俭,这是安民之道。欲使民安其生,乐享太平,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必须要正视“幸乱之民”的存在,想方设法予以控制。明王朝扶植乾坤正气,打击歪风邪气,奖善除恶,使“幸乱之民”不能危害社会秩序。“幸乱之民”是客观存在的,朝廷方针政策的变化,以及各级官府所采取的策略,不仅关系到对“幸乱之民”的管控,而且关系到对社会的治理。     

“抢西边”和“欲得中原”——“己巳之役”中满洲贵族新旧“战争理念”的碰撞和冲突

在明清战争史的诸多战役中,发生在天聪三年十月至天聪四年五月的一场战役(史称己巳之役),以往的研究均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从军事角度观察,其重要性可能并不突出,但从文化角度予以审视,此役却有极其深刻之内涵。笔者认为,己巳之役重要性,并不在于满、明之间军事冲突的胜败得失,而是此役诸多事件,反映出满洲贵族内部,以皇太极为首的新贵族与传统和保守的旧贵族之间,在战争理念上的碰撞和冲突,终使己巳之役成为满洲社会新、旧战争理念之分水岭和转折点,并对入关前后的满洲贵族整体之文化嬗变,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论明代三教融合对道教的影响

在明代统治者对道教从尊奉、扶植到抑制的转变过程中,两大道派正一道、全真道有着不同的发展趋向。明代三教发展过程中,儒佛道互相影响,不断地融合,最终使"三教融合"成为了社会思潮的主流。三教融合后的道教,内丹论不断成熟和完善、各宗派趋于团结统一、世俗化特征日益突显。     

气候变化对明代华南农业的影响

在明代２７６年间,华南气候经过多次振动发 生了由暖到寒的转变。这一转变对当时华南地区的农业产生 过较大的影响：一方面,由于气候振动,气象灾害时常发生,伤 害了劳动力资源,破坏了耕地和其它农业设施,扰乱了农业生 产的秩序。另一方面,由于气候由暖转寒,影响了农作物的组 合,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有了改变。此外,气候 转寒以后,砍伐森林、破坏植被、滥杀动物的情况不断发生,也 在一定的程度上破坏了农业的生态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气 候变化是制约明代华南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论明代三教融合对道教的影响

在明代统治者对道教从尊奉、扶植到抑制的转变过程中,两大道派正一道、全真道有着不同的发展趋向。明代三教发展过程中,儒佛道互相影响,不断地融合,最终使“三教融合”成为了社会思潮的主流。三教融合后的道教,内丹论不断成熟和完善、各宗派趋于团结统一、世俗化特征日益突显。     

浅谈明代宦官政治对文化的影响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极为严重的朝代之一,宦官作为一股独特的势力,他们除了承担传统的内廷杂务之外,还广泛地参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活动,进而对明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社会意识的文化不可避免的也要受到宦官政治的影响,宦官专权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士风——谄媚依附之风和刚正不阿之气节,也对文学创作风格和方式产生一定影响。     

铁制工具对明代吉林经济发展的影响

明代今吉林省境内的铁业是通过与明朝、朝鲜等地区和国家的贸易发展起来的 ,虽然发展过程十分漫长 ,但毕竟给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军事、文化、民族进步等方面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了明代今吉林省境内的铁的来源、铁业的发展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明代人口分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明代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地域上看,明代人口分布并不均衡;从时间上看,明代前、中、后期各地区人口分布发生了一些变化。明代人口分布状况对社会经济布局、经济结构调整、城镇的发展、劳动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局部地区人口过剩和资源紧张等方面均产生了极大影响,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     

市场交易的徭役化:明代北京的“铺户买办”与“召商买办”

明代北京城市居民承担的买办之役有两种,即铺户买办和召商买办,都是由市场交易转化来的。铺户买办始于永乐年间,其后买办的项目和数量不断增加,逐渐形成了一套清查编行制度。自嘉靖年间开始,随着物料折银的普遍化,内府及各衙门所需物料大多在北京召商买办。但召商很快就变成佥商,成为强迫性的商役。为了减轻铺户的困苦,嘉靖末年将铺户买办改为纳银代役,万历年间又免除了下层铺户的纳银。但时过未久,复令铺户当行买办,反而加重了铺户的经济负担。相较于实物贡赋而言,买办本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进步方式,但在权力经济的制约下,竟然演变成固定化的徭役,给北京城市居民带来深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