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副主席关怀下成长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34年,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作风使我难以忘怀,他多年来对我们的谆谆教诲,依然在我耳边回响。     

蒋牧良印象

从1938年到1973年牧良逝世之日止,我们相交近40年,我自认比较了解他,而且觉得他也比较了解我。从思想、修养方面说,他是我的导师诤友。他境界高,看问题深透,处处能从大处高处着眼;我视野不广,做事有点凭兴趣。从性格方面说,他刚毅、严肃,我软弱、散漫。我们之间似乎免不了会发生矛盾,但在几十年中,我们却一直欣合无间,久而弥笃。究原因,也许是他对我个人有点近乎迁就、担待、偏袒;而我对他又一直怀着敬佩之情,在他面前,我的自由散漫的习性有所约束吧。同他在一起,我感到亲昵,但无形中又像有一种威压;一离开他,又觉得失掉一股精神力量的支持…     

回忆乃超同志

冯乃超同志是我的老朋友和情同手足的老大哥.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我多年的直接领导者.我们大约在1935年就认识了,那时我们都在武汉,他在湖北省民政厅,我在武汉搞戏剧运动,得到他大力支持.1936年他的夫人李声韵应邀在我组织排演的一出外国话剧中饰演女主角,来参加过几次排练,后来她因身体不好,没有正式出演.     

并未远去的欧阳山尊

2009年7月2日下午,我们的老领导——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四位创始人之一、著名话剧导演艺术家、只比中国话剧小七岁的欧阳山尊平静地离开了我们,然而我总感觉他并没有走,他那高大的身躯似乎仍站在我的面前,我还在仰望着他那慈祥的面容。因为不久前,我们北京人艺的同志到医院看望他的时候,他还在关心着今年建国60年大庆的剧院计划上演什么戏。他也曾对我说：“你写的（关于北京人艺的）书,我看了,里面还有一些不够细致、不够准确的地方。”我伏到他的耳边说：“好,等您出了院,我一定登门求教。”我这样讲,绝非出于安慰,     

恩师张锡祺：一个真正高尚的人

我于1953年考进安徽医学院（今安徽医科大学）,张锡祺先生时任学院院长,经常亲自给我们讲课;1958年我毕业时,先生亲自挑选我留校,并安置在他身边工作。1960年,先生积劳成疾,不幸辞世。在师从先生前后8年的岁月中,先生的品德、学问、业绩和他的人生追求,一直铭刻于我的心中。我的恩师,是一个道德文章皆高尚的人!     

他是讲究做人的

我认为,曾彦修是对党,尤其是对党在1949年后执政治国问题上觉悟得最早的人之一。他是讲究做人的,认为最重要的是做人,当做人与做党员发生冲突时,他选择做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非常值得敬仰和学习。我跟曾彦修是同时代的人,我比他长两岁。我们同在延安待了六七年,最初我和他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他与田家英是同乡,当时他们都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知道我的经历。1952年后,他调到中宣     

父亲的爱

那时父亲远在他乡,一年回来探望我们一次。回来时往往是搭乘深夜过路的火车。我就要竖起耳朵听。我们一年到头通信,信里父亲会告诉我他回家的大概日期,此后的日子是在倾听中度过的。因为父亲会从县里的火车站坐着屁股冒烟的突突响的小三轮,乘着浓浓的夜色赶到我们家门口。他提着黑色的行李包,轻手轻脚绕到窗户边——那么多个熄了灯的窗户,他必须准确找到我们家的那个,轻轻地敲玻璃:笃、笃、笃。我听到他叫我的小名:伊莲,伊莲。我就知道父亲回来了。     

李文初教授的为人与治学

正一我是1985年认识暨南大学李文初教授的。当时我任广东人民出版社古籍编辑室副主任,常到暨大组稿,多次向他约稿。在约稿和处理书稿的过程中,我得到他的热情帮助和指教,还在他的指导下,一起选注出版了《历代理诗精华》一书,使我受益匪浅。我崇敬他的为人,钦佩他的学问,一直称他为"李老师",经常与他保持联系。2014年2月,我受聘为省文史馆馆员,我们就在省文史馆一     

记献身于新疆建设事业的张清溱

我的堂兄张清溱是一位把大半生献给了新疆建设事业的水利水电专家。在我们叔伯弟兄中,他行三,故我以三哥称之。1940年,他去西北前,曾回过故乡南阳;但那时我还年幼,记忆十分模糊。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来内地出差,我们在郑州见了面。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他只要路过郑州就必定要来看我,我也曾因公两次去乌鲁木齐,平时则书信来往不断。     

嫁给四个古代男人

一、庄子他和我一起过着逍遥的日子。我们几乎每晚都无拘无束地躺在海滩上。在海风的吹拂下,我静静地听他讲天地齐、万物一的道理,虽然我们住的茅屋中已经只剩下了半碗米。我们天天这样疯着、乐着,世人以为我们是一对疯子,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我们快乐。虽然我们食不果腹,可是我们却拥有无拘无束的自在。有一天,我终于要死了。我们一点也不恐惧,因为他和我早已参透了生死。我本无生命,现在重归于无,又有什么好怕的?所以,我最后的时刻还在和他一起笑。二、范蠡我和他重逢于灭吴之后,他和我一起乘船去了烟波浩渺的太湖,把高官厚禄弃如敝屐。我们…     

我与彭真的君子之交

我与彭真1936年秋在北平相识,当时我掩护他做地下党工作。1949年北平解放后,彭真长期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直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在这17年间,我先后在市委办公室(厅)、政策研究室、教育部等部门工作,担任过这些部门的主要职务,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实际上是他的助手。在几十年的接触中,我受彭真的影响和教育很大。但我们之间一直是同志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私人事务上从未相互求过什么。这里回忆一些片段,且谈谈我对他的一些了解和认识。     

我的老师林同济

林同济先生1980年11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访学时谢世,距今已近25年了。他是对我影响最深远的老师之一。他激起了我一生对精美英语散文的热爱,对莎士比亚的热爱,对国际政治的兴趣。虽然我没有他的照片,在我们1965年毕业的照片中,也找不到他的影子。他似乎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人了。     

周扬与文化建设——在周扬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今年是周扬诞辰100周年。他离开我们也已19年了。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在数十年的漫长岁月中,我从上海到延安,以及在张家口、石家庄等敌后解放区,直到新中国建立,都是在他的影响或直接领导下工作。作为同志、同事和战友,他是一位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的人,是一位令我思念不尽的好领导。     

我与隋炀帝的相遇

正隋炀帝杨广出生于569年,我出生于1971年,我们相差1402岁。即使我生活在他那个朝代,我的身份也就是个通过县州级考试的秀才,没有殿试的机会。一千四百年之后,我二十多次出入他寒酸的墓地,在考古队的保管室里,我触摸到了他留在人间的两颗牙齿、系在他腰间的最后一根金玉带,嘘唏不已。     

记“毛主席的老兵”罗贵波

把自己称为“毛主席的老兵”的罗贵波同志,离开我们已经7年了。在罗老生命最后的五年,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为他服务。五年来,我与罗老朝夕相处,对这位老革命家、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有真切的感受;他对我的谆谆教诲,也令我永志不忘。     

怀念爷爷秦春生

<正>每当翻开家里的照片,看见爷爷一张张慈祥的笑容,我便会想起那些陪伴在爷爷身边的时光。在爷爷离开我们后,我常常梦见他。梦里的他依然最爱看体育频道,梦里的他依然会带着我们去旅行,梦里的他依然最爱吃炸酱面……爷爷出生于1939年,在那个战火纷飞、生活困苦的时代,和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在太爷的庇佑下健康成长。1956年1月和奶奶结婚,1956年秋天来到青海民族公学读书。在写爷爷的文章《母校的恩泽》中,我才得以详细了解爷爷的求学生涯。爷爷来到学校时,     

胡宗林（仁钦索朗）与张华

“1950年,我和老胡结婚了,之前我并不认识他,是组织上给介绍决定的……”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叫恋爱那一年我19岁,在部队的宣传队工作,老胡30岁,我不认得他。但是老胡在政治处,正好管我们的宣传队,所以他对我有印象。当时就提出说战争结束了,很多同志年龄都大了,都在30岁左右、需要成家的很多。总参的一个参谋长做的介绍人,我们就这样结婚了。     

缅怀吴孟复先生

吴老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吴老又一刻没有离开我们。我的案头有他老人家送给我的好几本作,书页上苍劲的题字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我整理的两本古籍里有他写的序言,序言中洋溢着一行行热情鼓励的话语;我收集的杂志里有他的许多章,章中有他老人家议论风发的字。每当我翻检它们的时候,老人那音容笑貌便栩栩如生地浮     

永恒的记忆——写在彭真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

今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同志诞辰100周年,也是他离开我们5周年。5年来,他的音容笑貌时时在我的眼前浮现,他对我的谆谆教诲常常在我的耳边回响。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更加引起我对他的无尽怀念。     

胡耀邦在湘潭的一些旧事

胡耀邦离开我们已近20年了。回忆起他1962年至1963年担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时的许多往事,勾起了我这个“普通一兵”对他的无限怀念。当时,我在茶陵县委办公室工作,因工作关系曾多次参加会议聆听了他的教诲。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关心群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