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陈寅恪考据史观之比较

作为近代的两位声名显赫的国学大师、史学大家，王国维与陈寅恪有许多值得我们仔细学习和研究的地方。本文探讨了王国维与陈寅恪在考据上的观点和贡献，旨在加深对两位大师治史观之认识。     

二重证据法与考古学研究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对学术界影响极大,学者多认为是1925年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开始提出的,但是早在1917年夏天,王国维已经明确提出"二重证据法",并对之有较充分的论述。但是王国维只是强调了地下材料对纸上材料的作用,但其实纸上材料对地下材料的作用也很大,在考古学研究过程中更不容忽视。因而,在考古学研究中必须重视纸上材料。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思想家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即使某些极其钦佩陈先生的学者在称扬他在学术上的成就的同时,还要特别指出陈先生“并不是一个思想家”。     

《古史新证》、《古文新证》辨析与近代史学

本文主要通过对民初史学界语境的考察,论证“古文新证”为王国维1925年清华国学院讲义的标题及其本意。并由《古文新证》分析王国维与民初史学界的关系,进而理出民初学者治学方法和态度的差异及其隐含的共有的价值取向。     

陈寅恪对乾嘉学派的超越

在20世纪史坛陈寅恪以学识渊博和研究领域广泛而享誉国际。因其学术著作多以考据为主，被认为是新考据学派代表人物，并常与乾嘉学派学者相比较。陈寅恪治史虽深受乾嘉学派影响，但又表现出不同与乾嘉学派的时代特色。本文就从史学方法，研究范围，治史目的等方面探讨陈寅恪与乾嘉学派的不同和陈寅恪对乾嘉学派的超越。     

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之比较

陈寅恪与钱钟书同为中国20世纪罕见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巨人。他们在学术品格、治学兴趣、语言工具、材料基础、文化取向、打通意识、史诗关系和诠释向度等众多方面都既有惊人的类同之处,又有显著的不同之处。故探讨和比较两人的同异之处,找出其中所潜藏的规律性的成功经验,对当代学人无疑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

傅斯年与陈寅恪两位史学大师关系甚密,他们对现代中国史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阐明近世西方兰克史学治史之旨趣,揭示了兰克给后世留下的两种印象,并侧重通过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的比较,以说明他们两人所受西方吏学特别是兰克的影响.作者认为,傅斯年与陈寅恪史学思想的形成均有其共同的西学支撑,那就是兰克文学.     

史学大师陈寅恪治史方法探略

陈寅恪(1890—1969)是享誉中外的史学大师,历任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陈寅恪祖籍江西修水,自幼聪颖好学,有惊人的记忆力。他继承家学,博览群书,先后游学东西洋十余年,通二十余种中外古今语言。他在史学上的贡献,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划时代的。他所开拓的研究领域和指出的发展方向,广阔而明通,至今无人能出其右。本文从要具备扎实的治史功底、要具有高明的通识等方面探略陈寅恪的治史方法。     

明中叶以来史学考据的兴起及其成就与缺失

由于明朝官方所修国史失实,私家修史存在比较严重的曲笔、讳饰等现象,因此明中叶以来史学考据应运而生。首开史学考信风气之先的是王世贞,其代表作《史乘考误》是明代首部对当代史史料进行考证的著作。其后焦竑、朱国桢、张燧、朱明镐、谈迁、钱谦益等人在考史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缺失。     

陈寅恪与牛津大学

陈寅恪曾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 ,却终未到任。中国中英文化协会和英国利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大学中国委员会在聘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陈寅恪赴英受阻是由于战争令交通中断的说法并不准确 ;令陈滞留香港的很可能是当时一些中国外交官掺杂了政治和外交因素的做法。英国汉学家修中诚与陈寅恪商定在牛津大学开展中国历史研究的计划和有关信件 ,展示了陈寅恪的学术抱负。     

论王国维之保守

王国维思想保守的原因有四：（１）在学术与生活上对罗振玉的依附使他深受罗氏的影响;（２）客居异国时对故国的思念强化了对过去的眷恋;（３）回国后目睹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民风衰颓、纲纪废弛,因而对现实更为不满;（４）在新旧文化纷乱之际,无法接受尚未完全规范的新文化。其保守思想的内涵包括：（１）对清朝的忠诚与眷恋;（２）对传统文化的固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良方,也是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３）强调道德在社会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在本质上,王国维之保守是一种情感上的取向,而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没有完整的保守思想体系。     

陈寅恪之独立自由精神浅论

陈寅恪是近代著名史学家,其学术成就堪为学界典范,而其峻洁的人格更为后世所景仰。他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定义,与中西文化差异的精辟论断,足见对事理之明察深刻。尤其是他所提倡并终身践行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成为知识阶层乃至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王国维死因新探

1927年6月4日,上海《申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昨(电文发出时间为3日下午)清华教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河而死。消息一经传出,举世震惊!时至今日,王国维之死依然是一桩历史公案。目前国内外有关王国维死因的研究有十几种说法,     

从《吴宓日记》中解读王国维之死

<正>日记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尤其是一个时代里有着较大影响的人物的日记,由于其即时性、纪实性,以及往往涉及重要人物、事件和记录了作者的内心感受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深入挖掘之后,便会发现其中丰富的内涵。作为一个群体,地位特殊的知识分子的日记由于涵盖众多与其同时代的学人和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而显得更为可贵。民国以来的学者中,当以胡适和吴宓的日记为其中代表。建国之后,胡适去了台湾,而吴宓一生留在大陆,且其日记也在大陆较完整地出版,无论是建国前所记十卷还是建国后所记的十卷续编,在研究民国及建国后一段时间里的学者和思想等方面都有着很好的     

钱穆的学术史方法与史识——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

钱穆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是最核心和基本的。他从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出发,吸收继承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相关思想成果,从学(科)术分类和研究方法论两个层面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许多新的阐释。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既有重要价值,也有不少局限。     

"郑亳说"立论前提辨析之再辨析

在殷墟发掘以前,王国维先生曾提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研究院讲义,1925年述学社《国学月刊》;又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给中国史学开辟了一条新路。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把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与古文献相结合,相互印证,相互说明,以解决学术上的疑难问题。殷墟发掘以后,此法仍然可以使用,只是扩大了范围,把地下的考古材料（包括古代文字在内）与古代文献相结合,以研究中国考古与中国古代历史。     

胡适与陈寅恪

胡适与陈寅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两座巍峨山峰。他们之间建立联系,从陈寅恪一面,经历了一个从反到正的过程。而一旦从精神上形成沟通,两人便在学术上互相切磋,人生上互相支持,结下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不渝友谊,演绎了现代文化史上段段学术往还砥砺的佳话。     

害怕成家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1926年,35岁的陈寅恪结束了国外求学生涯,回国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由于陈寅恪长期以来潜心学业,加之他认为自己体弱多病,恐累及他人,故一直未婚。这时,     

胡适与陈寅恪

胡适与陈寅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两座巍峨山峰。他们之间建立联系，从陈寅恪一面，经历了一个从反到正的过程。但一旦从精神上形成沟通，两人便在学术上互相切磋，人生上互相支持，结下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不渝友谊，演绎了现代文化史上段段学术往还砥砺的佳话。     

论胡适与乾嘉考据学派

胡适继承了乾嘉考据学派疑古的精神、历史的眼光、考据学的方法.但是他主张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去寻找证据,主张创办图书馆事业,提倡写人物传记来保存史料,提出用二重证据法来验证史实,主张方法的自觉和学术的公允,都是对乾嘉考据学派的超越.然而,他主张二元史观和历史发展的偶然论,夸大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使得他的存疑主义走向了极端,这些都是他对乾嘉考据学派合理因素的抛弃.尽管如此,胡适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在史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治学方法的独到见解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