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柳芳的《唐历》

本文通过对《唐历》及其作者柳芳进行系统、全面地考证研究 ,旨在揭示《唐历》一书的史学价值。全文就作者柳芳生卒年、生平事迹、交游及其柳氏三世为史家以及《唐历》的产生过程、内容体例等具体问题进行探讨 ,分析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和《新唐书》所引用文献 ,探究出《唐历》价值。     

刘少奇的新闻实践与思想

刘少奇在长期从事和领导中国新闻事业的实践中,作出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新闻观点.刘少奇的新闻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尤其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新时期新闻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一之职,以及刘辟疆、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     

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史观

刘向刘歆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著《七略》具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其中关于十家九流的区分,推尊孔学,视儒道为最高的观念,所提出的《易》为五经之源的哲学观,诸子相反相成说,诸子出于王官说等,都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今人进行古代文化研究,仍然具有理论价值。     

刘铭传近代化思想剖析

刘铭传在台湾视番民为朝廷赤子;实施新政,提倡以商立国;兴铁路、挖煤矿均取得卓著成绩;首创近代邮政竟早于大陆.因知识局限,终仍袭乃师"官总其纲".     

《刘桢年谱》的史料价值

《刘桢年谱》是新发现的历史献。刘桢,明末清初河南新郑人,亲历了明清之际的历史变革。刘桢80岁时自订的这份《年谱》,真实地记录了明清之际的社会状况,对研究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明末农民战争和明清社会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关于柳诒徴《国史要义》

作为民国时期以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著称的柳诒徵,其晚年代表作《国史要义》,与近世言史学的其他著作比较,既不似文化守旧者之迂,又不像以西法论史学者与传统史学之隔阂,庶几可视为使我们脱开些西方学科理论影响,一窥传统史学堂奥的密钥。而在理解中国传统史学的同时,面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观念的纠缠,或在现代的学科格局中,怎样完成传统史学学术的创造性转换,也是我们阅读《国史要义》时有必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试论刘咸炘的成材之路

刘咸炘为清末民初著名史学家与文献学家,本文从家学渊源、私淑章学诚、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勤于写读书笔记等方面论述了刘咸炘的成材之路.     

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学理念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先生的成名作,它以坚实的证据解决了经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康有为所力主的刘歆伪造诸经之说不成立。这一学术成就的取得,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超越了今古文窠臼,而是一本“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的原则,彻底破除了经学上的门户之见,并冲破了“六经皆史”说之樊篱,达到了将经学问题转化为史学问题的目的。围绕《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其相关问题,钱穆与顾颉刚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这一讨论虽仍牵涉到今古文经学的一些老问题,但与清末康有为、章太炎之争已大为不同,非为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经学争论,而是史学层面上的正常学术讨论,“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对于中国历史学而言,无论是钱穆的信而有疑,还是顾颉刚的疑而有信,最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皆有益于近代新史学的成长壮大。     

刘邦汉国号考原

“汉”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国号之一,也是现今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公元前206年,项羽败约,本汉中郡名立刘邦为“汉”王;而刘邦在愤怒、无奈之中接受汉王封号,以及后来定有天下之号为“汉”,则都与萧何的劝谏“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