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奇同志来到北方局

我和少奇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36年的5月间。当时少奇同志到天津后,住在法租界的一家包子铺的楼上。林枫同志被派给少奇同志当秘书。我是工作人员。当时,我在青年会办的一所女工夜校当教谈工作,一般都是在我去女工夜校教课     

我给薄一波当秘书的日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共北京大学党委指派我到薄一波同志处做秘书工作。在我之前已有两位来自老解放区的“三八式”（就他们的资历说的）,在我之后,又来了一位老区的青年。我们四人组成一个秘书班子,我们的年龄、出身、经历不尽相同,对事物的认识理解有时也出现差异,但对一波同志的印象却很一致。     

在敌占区开展学生工作的回忆

从1947年7月起到新乡解放前夕,我在中共新乡城市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敌占区开展学生工作。当时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宣传、动员、组织敌占区的进步青年学生到解放区,为全国解放培养干部。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三次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和地下工作者朱侠、朱俊、朱祥彬等同志一起,向解放区输送了几批进步青年学生和少数进步教师。后来,这些同志中的大部分成为了革命的骨干力量。     

在傅钟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一) 1952年11月,我从总政治部新闻处奉调到总部副主任傅钟同志身边当秘书。 我到任不到半个月,就逢总政治部要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党委决定由傅副主任主持会议,并要他在会议上讲讲加强党对青年工作领导的问题。我计算离开会还     

北京一贯道及其被取缔(下)

1.调查摸底 北京市取缔一贯道工作,从解放后到1950年底,经历了一段比较长时间的调查准备工作。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正如罗瑞卿同志在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所说:“由于会道门主要是利用群众迷信落后进行活动,     

校园文化在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方面的导向性作用

服务青年就业创业是团的十六大确定的全团重点工作。在团的十六届二中全会上,陆昊同志明确指出,全团要高举促进青年就业创业的旗帜,把促进青年就业创业作为服务青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对高校共青团而言,青年学生是我们重要的工作对象,这一群体人数众多,就业压力大,社会影响大,因此更需要把促进就业创业工作摆在突出的位置,融入日常的校园文化建设工作中,全面提升基层团组织对青年团员在就业创业观念和个人实践能力方面的影响力。     

刘鼎与新中国兵工建设

1948年我由蒋管区到华北解放区参加革命,经中共中央城工部分配,到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工作.1949年9月,我被调担任刘鼎同志的秘书.刘鼎同志是老共产党员,又是党内闻名的技术专家.我在他身边工作了三年多,一直到1953年初,他被撤职为止.这一段,正是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刘鼎同志担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为兵工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但许多往事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     

我与耀邦共事

耀邦与我初识,是在1939年的延安。那年秋天,以王稼祥同志为主任的党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按：此机构成立于1938年11月）听取各个根据地来延安的同志的报告,为中央的相应指示准备意见,大约每两周开会一次。我参加了这个委员会,耀邦时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也是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经常见面。其实,这之前的1938年9月我第三次到延安时,就已听人说起胡耀邦,知道他在苏区做青年工作,曾任少共中央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     

回忆著名作家张天翼

李锦荣同志1962——1965年任汉阳县索河公社团委副书记,1963年出席湖北省第四次团代会,1964年出席湖北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1965年 6月出席全省文化工作会议,授予了党的红色宣传员光荣称号.1965年9月,张天翼来湖北考察工作,了解湖北省出席下半年全国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代表情况,在湖北省宣传部听了介绍和李锦荣同志的录音发言后并决定亲自到汉阳县了解李锦荣同志的生活、学习、工作情况.     

任弼时关心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

1946年夏,晋绥军区机要训练班学习的30多名青年来到延安杨家岭。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成正荣）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工作。当时负责特会科的赖祖烈同志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特会科暂由曾三同志负责。     

“文革”中胡愈之等痛切晋言前后

1986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楚图南纪念胡愈之的文章，其中提到：“……在文革的混乱时刻，愈之同志忧心忡忡地约同杨东莼和周世钊同志上书主席要求见面。毛主席派人接见了三位同志。整整两个半天，他们都很诚挚地，也是很沉痛地，对当时全国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痛切的晋言。愈之同志说的是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杨东莼同志说的是青年问题，周世钊同志说的是教育问题。据说这些问题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并上报了，但却无结果，并且得到相反的反应”。这一段文字也使读者产生了一些问题：什么时候胡愈之等三人向毛主席派的什么…     

默默奉献信访工作的骆文惠

在中央党政机关处理群众来信、接待上访群众的平凡工作岗位上,曾经出现过一位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全国先进工作者,她就是骆文惠同志。骆文惠是四川省云阳县(今属重庆市)人,1925年3月生。她青年时期就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立志"为民申冤请命,除恶除邪"。1950年从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大学前身)毕业,到青年团西南工委"西南青年社"工作。1953年7月调入北京,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父亲楚图南和几位老朋友的交往

吴晗（字辰伯）是父亲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在昆明就认识的朋友。当时吴晗叔叔任教于西南联大的历史系,父亲则在云南大学任文史系主任,与吴晗是同行;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父亲和吴晗又担任民盟云南省支部的领导工作,吴晗负责联系青年学生的工作,两人又成了同志,父亲称呼吴晗为“辰伯”,吴晗则称呼父亲为“图南”,这个习惯一直沿用到新中国建国以后。     

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

1992年9月，乔木同志逝世以后，我到乔木同志家里去吊唁，并看望乔木夫人谷羽同志。她对我说，“乔木病重时讲，看来有关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情况，我可能来不及写了，转告明复，请他回忆一下。”对于乔木同志这个嘱托，我感到力不从心。那两次莫斯科会议都是毛主席、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亲自参与、亲自决策的，而且相关的问题都是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苏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而我从1957年年初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只是参与了这两次会议期间及会议前后的翻译工作，知道的情况不多。但是，每当回想起那一段往事，…     

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开展“青年要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生力军”主题活动动员座谈会

12月2日,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召开了“青年要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生力军”主题活动动员座谈会。出席会议的领导有辽宁省民委党组书记、主任包玉梅同志,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杨丰陌同志,党委书记赵瑞同志,青工委负责人吴玉祥同志和民族研究所所长何晓芳同志,民族研究所的6位青年同志作为主要参与者出席了会议。会议由辽宁省民委青工委委员苗丽同志主持。此次活动是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响应辽宁省民委宗教局党组扩大群众民主参与落实到学习实践活动全程的号召,结合民族研究所青年同志占多数的实际而开展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抓住全党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这个有利契机,组织青年积极参与省民委宗教局党员干部的学习实践活动,使青年人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进一步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又快又好发展的动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强所”“立所”的正确思路,拓宽为民族宗教中心工作服务的视野,转变职能,创新机制,提高人员队伍素质,使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成为民族宗教工作战线上一支叫得响、过得硬的科研队伍。活动的内容主要有三项:一个是动员座谈会,寻找差距,向...     

宁波姑娘乐群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谭启龙同志到宁波,曾多次问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沈宏康老人：“有一位乐群同志,是宁波姑娘,现在哪里?”沈宏康老人不知道,就到处寻觅,有一次终于在《宁波革命史迹画册》一书中看到一张乐群和小港的十二位青年去参加新四军的照片。     

向刘白羽同志约稿的前前后后

正我同刘白羽同志在1986年八九月间有过一段工作上的交往。这一段交往原本是充实而愉快的,但在不经意之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给白羽同志带来些许不愉快。这件事情也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一些不安的影子,让我一直铭记于心,难以忘怀。     

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全国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他光辉的也充满波折的一生。 我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一名红军老战士,从1969年起又曾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四年多,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记叙1971年“九·一三”林彪出逃前后,毛泽东同志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史实,作为对一代伟人的纪念。 1969隼7目党中央决定调我到北京工作。当时我是中夭政治局候补委员…     

秘密专机上的领袖们──毛泽东专机机长王进忠的回忆

秘密专机上的领袖们──毛泽东专机机长王进忠的回忆李克菲,彭东海作为飞了一辈子运输机的技术精湛的飞行员王进忠有一段辉煌的历史。那年毛泽东同志祝察大江南北,是他驾驶一架伊尔─１８飞机去送的。他跟随毛泽东同志到过上海、南京、杭州、武汉、济南……＂整整两个月...     

解放战争时期的香港南国书店

正香港南国书店是中共地下党员司徒坚等同志1946年5月创办的,是当时香港九龙第一家出售爱国、进步书籍的书店。1947年底由王蔚然同志接办,中共香港工委青年工作委员会派卢苇同志(时任青委领导下的党支部中心书记)到该店担任经理,具体负责书店工作。1948年夏,王蔚然同志离职,范友桢加入书店工作,直至1949年10月底撤回广州。香港南国书店始终都处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之下,为配合当时香港和内地革命斗争的需要,书店通过推销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