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碑刻资料解读清代上海会馆公所的习俗

上海的会馆公所最早出现于康熙年间,清中叶达到鼎盛。文章以碑刻资料为考察中心,解读清代会馆、公所的习俗,挖掘清代上海会馆、公所的社会组织民俗的深刻内涵,为丰富清代社会民俗史和社会民俗学的研究做了初步尝试。     

浙江的戏曲碑刻

浙江为南戏之乡,在近千年的历史中,留下了大量古戏台、戏装、面具、砌末、碑刻、砖雕、木雕、壁画、题壁、剧本、插图等有关戏曲的文物,为戏曲研究提供了殊为珍贵的资料。其中戏曲碑刻即有戏田碑、禁戏碑、庙台碑等,简述如下：     

从锦纶会馆碑刻看其历史

2000年12月,获悉康王路的兴建将在广州市下九路中间拦腰通过,而位于下九路西来新街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锦纶会馆正在康王路中央,因此需要迁移。当时,原居住于会馆内的居民已搬迁,屋内居民白搭的间隔被拆毁,发现了镶嵌在墙内的共19块碑刻。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广州博物馆的有关专家和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调查、拓片、测量等一系列的工作。     

近代江南地区工商业会馆、公所碑刻述论

在现有的行会制度史研究中,尚无专文对碑刻本身进行探讨.本文认为:刻石立碑是行会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工商业会馆、公所从社会合法性到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行会受到封建官府保护的象征.在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的发展中,碑刻具有传承后世的记忆功能、惩戒违规的警示功能、颂扬美德的激励功能、公布官府法令的告示功能以及征信与佐证功能,有助于形成行业的凝聚力和从业者的自豪感,增强会馆、公所的权威性和同业商人对行业的归属感及维护行业利益的责任感,约束违规违法行为,对会馆、公所的变迁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兰溪会馆建筑

兰溪现存较完整的民国至清代的会馆建筑有7处。本文从兰溪会馆的源流、功能及文化内涵诸方面探讨了这种随商业发展而兴起的特殊建筑类型。     

谈海内外的潮州会馆

明末清初,潮州会馆组织滥觞于吴越地域。这组织既与潮州的群体为本位,以家庭为中心,人际关系重伦理,重情谊的传统化有关,也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海外移民有密切的联系。近现代国内外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化,潮人为求生存,谋发展,向国内、国外各地开拓进取日众,因而海内外的血缘性、地缘性、业缘性的潮州会馆不断涌现。正如《江苏省碑刻》所记载：“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诚为集商经营交易不可缺少之所,”与新加坡1884年《重建应和馆记》所记载：“客旅重洋,互助为先;远适异邦,馆舍为重”。本从潮州会馆的源流、规模、结构、形式、类型,管理和活动等进行论述。     

江油窦圌山清代碑刻

从唐朝大规模兴建观刹以来,窦圌山随着封建王朝的更替,几度兴衰,虽历经磨难．但仍保留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现存的云岩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的飞天藏是南宋遗构。     

清代河南碑刻的学术文化价值

碑刻是民间资料宝库。地处中原的河南,清代碑刻数量庞大,应用广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上自朝廷大政,下至风土民情,自然的、社会的,官方的、民间的,无所不有。它以当时、当地、当事人记当时当地之事,可信度大,具有很高的学术文化价值。由于散存在各地城乡,从未有人进行系统地收集整理,其中多数至今仍鲜为人知。收集整理这些碑刻,可为研究清代河南地方社会以及清代社会提供丰富而珍贵的资料,文物、艺术与收藏者也能从中获得诸多有益的东西。     

在山西的浙江会馆和浙江人

浙江会馆,位于太原市南肖墙西端的88号院内,与关帝庙紧密相邻。虽然四周已被现今的高楼商厦、宾馆饭店所包围,但是走近前去,依然可见殿宇巍峨,树木葱葱。馆内两株高大的白杨树和一对粗壮的洋槐为庭院增添了绿色．每到春天时,槐花盛开,郁香阵阵。漫步院中,映人眼帘的绿树、黄墙、青瓦相映成趣,令人心旷神怡,顿生诗意。它是目前太原     

一块反映浏河镇商业字号兴盛的碑刻

清代江苏太仓州浏河镇,是康熙开海后到嘉庆中期江南最大的豆、饼、杂粮市场。     

南宁市博物馆藏部分碑刻选介

南宁市博物馆保存有一批碑刻资料,这批碑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历次文物调查过程中,从南宁市市区各处陆续征集而来,包括清代石碑7块,民国石碑2块,年代不详的石刻1块。这批碑刻虽多残缺、文字漫灭,难以辨识,但从残存的碑文中,仍然能够了解到清末民国以来南宁的部分历史状况。     

北京清代的三晋会馆考述

笔者近年来搜集了一些清代的会馆碑文。其中有三件,即《三晋东馆记》、《三晋公寓记》、《云山别墅记》,均是记述山两籍的在京官商捐资建造山西会馆之事的。     

贵阳的会馆学校

旧时贵阳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省城,这里不但有世代居住于此的贵阳人,而且汇聚了远离家乡的不少外省人。自明代初年起,外省人分期分批大规模进入贵阳,到清代后期时已有十一个外省人的会馆,它们是湖南会馆、江西会馆     

清代北京的汉中会馆

会馆,是古代某同一行业或同一籍贯的人,在京城或一些城市中自行组织的机构,建有场所房舍,供同行业或同乡人士聚会、寄寓之用,旅外同乡有困难,会馆往往提供帮助;在外同乡到京城,往往前往会馆食宿或会友。这种形式创于明代,明刘侗《帝京景物略》中载：“尝考会馆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如嘉(靖)隆(庆)间……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出入都门,籍有稽,游有业,困有助也。”     

清代《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碑刻

今年春节假日．我去上海老城隍古玩市场游览,遇见一位收藏家老朋友金君,他热情邀请我去其寓所鉴赏一块碑刻——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据金君介绍：该碑刻系他在90年代初,去浙江旅游时在一老乡家发现的,因感到它楷书清秀,内容为劝世人乐做     

清乾隆至道光年间的聊城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聊城是清代中叶山东运河沿线的重要转运码头,经由该城转运的商品以绸缎、布匹、皮毛、纸张、茶叶等为大宗。绸缎、纸张、茶叶等南来商品的转销范围大致包括鲁北、冀南、豫东以及山西;棉布和皮毛制品则为东昌本地所产,主要销往西北和口外。依据会馆抽厘率折算,乾隆初年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规模每年仅数十万两,嘉庆时增至一百数十万两,道光年间即便从低折算也达到210万两。全城合计,嘉庆年间聊城的商业规模已达每年200万两;道光年间以1‰的抽厘率折算为300万两,若以0.3‰的抽厘率折算则高达1000万两。     

苏州碑刻纵览

碑刻是我国古代记载史实、传播和保存文化的特殊社会文化载体,本文对苏州碑刻的介绍正是要突出其重要的史料、艺术和科学价值。     

近代北京的山西会馆

山西素为煤铁之乡,棉花、花生、烟草等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因此,历代山西人经商者甚多,为便于行商食宿和乡党聚会,商业会馆就在全国很多地方兴建起来。     

清代古浪张氏碑刻考释

在甘肃省古浪县城以北五公里处。有一个村庄名叫小桥村．这里居住的村民大多数都姓张．这些张姓后裔自称他们都是天津道台的后人。他们说的天津道台,历史上确有其人,名叫张起鸩。现有资料显示,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开始,张起鹚家族成员中先后有一人考中进士,四人中过举人,多人考取贡生。有四人先后任过道台、知府、知县,家族成员因此多次受到朝廷诰封,现在诰封文书已不存在,只有部分碑刻存世,介绍如下：     

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朱仙镇是清代著名商镇之一。其兴起约在明代中后期,康熙、雍正年间迅速发展,乾隆年间达到鼎盛,全镇商人商号数量超过千家。在该镇汇集的商品除相当部分供应省城开封之外,流通范围大致可覆盖河南北部的开封、归德、彰德、卫辉等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