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感物而动”到“心物交会”——读《文心雕龙·物色》篇札记

《礼记.乐记》明确提出了“感物而动”这一命题,论述了客观世界对作者产生“感发”作用的理论。《文心雕龙》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感物而动”的思想;然而,它更进一步揭示了文艺创作发生过程中“物”与“心”的“双向互动”关系.从“感物而动”到“心物交会”。关于文艺创作发生的理论得到了更为全面、深刻的阐释。《文心雕龙.物色》篇集中探讨了创作发生过程中“物”与“心”的关系,也讨论了描写物象方面“情貌无遗”的要求,而贯穿全篇的主线便是“心物交会”。这正是中国古代文艺美学创作发生论的重要特点所在。     

清谈与酒

“清谈与酒”是魏晋名士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两项内容,因此成为当今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和学术研究的对象。本文不仅分析了魏晋名士的“喝酒”,还考察了他们的“用酒”;又不仅分析了魏晋名士的“清谈”——“谈老庄”,还揭示出他们的“清谈”是“用老庄谈”这一特点。为了诠释“用老庄谈”这一特点,还将“用酒”和“用老庄谈”作了联系。最後对“用老庄谈”作了若干考释。     

汪精卫“佚诗”辨伪

1994年10月26日,上海《新民晚报》的“博闻”版摘登了《港台信息报》的汪精卫一首佚诗,说这首题为《自嘲》的“绝命诗”,出自汪精卫棺中的一册“手抄诗稿”。披露者虽未说明是何人手抄,但确定此诗是“汪死前所写,尚未披露”云云。 此后,《蒋介石绝密王牌——池步洲传奇》一书中又出现了这一“史料”,唯情节与《港台信息报》所云大相径庭。该书称,这首“绝命诗”是从南京梅花山汪尸所穿的“马褂口袋中”发现的。这口袋里“除了陈璧君(汪之     

异地搬迁：古民居保护新模式？

古民居被“消费”最极端的证据,非“异地搬迁”莫属。这招“乾坤大挪移”本来是一种文物保护的特殊手段,如今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却可以使一座古色古香的老宅犹如长了翅膀,离开血脉相连的故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延续生命。有人说这是古民居的“二次投胎”,也有人说这是古民居被“阴谋拐卖”。离开了古民居先天生长的地方,人们担心:它会不会断了“地气”,成为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怪胎”?     

太易图与太极图——周敦颐太极图渊源论

周敦颐解说的“太极图”向来是中国理学史、道教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大“千古之谜”。从宋代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的考证与研究,认为这张“太极图”起源于道教,是从五代末宋初的道士陈抟那里传授来的。最近有人提出新说,写成专著推翻了这一说法,认为“太极图”是周敦颐自己创造发明的,倒是后来的道徒剽窃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这一重要问题涉及到“太极图”的起源及如何认识理学文化与道教文化关系的问题,我以为说“太极图”为周敦颐所创造与道徒剽窃周敦颐“太极图”的说法,依据是不足的。下面拟从四个方面对“太极图”的渊源传授作出新的考辨。     

从《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看陈子昂的文学批评标准

陈子昂在中国文论史上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在其文论《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他提出了“风骨”与“兴寄”这两条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批评标准。本文将分析他在其文论《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所提出的“风骨”与“兴寄”这两条文学评价标准。     

“退”了——“休”了!

到了规定的年龄,该退休的都得退休,不管你当不当官,不管你官有多大,谁也绕不过这座“奈何桥”。 退休是人生的分水岭。退休之后,—切都与从前不—样：生活的环境、生活的节奏、生活的待遇、你与别人的关系、别人与你的关系等等,都与从前不一样,而且,总体说都不如从前。因此,虽说人人都知道“终究会有这一天”,但在“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时,谁也不愿去想它,尤其是官当得越大的人,越不愿去想它,因为“退了”就意味着“休”了。     

读者来信

贵刊今年第3期刊登了原国民党军队士兵王鼎钧的文章《解放军何以席卷江山》,文章中称“解放军的一位营指导员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管理我们”。据我所知,我军自建军以来,无论是红军时代、八路军和新四军时代,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时代,都没有“营指导员”这一职,而只有“营教导员”或“营政委”这一职。我以为,由于作者当时在我军队当“俘虏”仅15天的时间,他是不可能弄清楚我军“连指导员”与“营教导员”其中区别的。我作为曾经的一名军人和贵刊的忠实读者想说明这个问题,即我军不存在“营指导员”这一职。     

身体性：民俗的基本特性

一直以来,对民俗特性的分析侧重其作为民众创造、享用、传承的结果即“俗”的一面,却并未体现这一创造的过程,“俗”与“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未解决。高丙中对民俗的概念做了生发,他引入了“生活世界”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扩大了民俗外延,更是对民与俗之间关系的一种阐释？在此基础上,刘铁梁进一步提出了“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民俗志书写模式：事实上,身体是民俗学规训的首要对象,更是民俗传承的主要途径,身体性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民俗的基本特性。     

中华文化“礼乐之道”影响下的梨花大鼓艺术

孔子在《论语》中讲到“不学礼,无以立”,荀子也以一句“礼者,人道之极也”道出了“礼”的地位。讲求礼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礼”反映在文化中,便体现为形成一套制度式的软性方式传承社会思想,是具有稳定性、公认性、继承性、便宜造作性的文化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礼”有着很重要联系的一个说法便是“礼乐教化”。“礼”与“乐”相互配合和融通,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基本文化范式。作为中华“礼仪”文化浸润下的“乐”,也必然带有“礼”的特征,形成了梨花大鼓这种艺术的风格。本文从中国文化大背景入手,来分析梨花大鼓这一“乐”中体现的“礼”,以求获得对这一中国传统曲艺形式最“中国味”的解读。     

仪式中的“点化”：以湖南汨罗龙舟竞渡仪式为例

通过对湖南汨罗龙舟竞渡习俗的研究来阐述“点化”这一概念,它的理论体系与人类学的仪式研究一脉相承。借助这一概念,试图阐述静态的各种“状态”是如何在“触媒”的作用下,通过“点化”来完成“状态”“过渡”的。“点化”这一概念适用的广泛性,不仅能够使持续几百年的“历史状态”发生转变,同样,也能够让日常仪式的“状态”发生转变。通过“点化”,各种“状态”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一跃”。相对于以往的人类学研究,“点化”这一概念清晰地揭示了两种“状态”在转换过程中的玄机,它展现了在当今的社会中,静态的各种“状态”是如何动态地实现过渡的。通过对“点化”这一概念的实证性研究,我们还能够发现这一过程所必需的条件以及它通常发生的情境。试图将这一概念运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使之能够解释我们生活中许多生动而复杂的现象。     

元前期“陕西五路西蜀四川”称谓考

元前期文献中颇为常见的“陕西五路西蜀四川”称谓,系元人整合前代对陕西、四川两地的习称而成。“陕西五路”与“西蜀四川”具有文字对仗关系,其中的“四川”应理解为四路。曾被前辈学者视为误称的“秦蜀五路四川”实则是“陕西五路西蜀四川”乃至“秦蜀九路”的另一种表述。这一称谓的产生,与元初陕西四川同属一个军政大区有关,使用时段也与这一大区的存续时间大致同步。这一称谓在元初全真道职官系统中也曾出现,时间较地方行政层面稍迟。     

中原文明核心区形成初探

目前学术界在如何解释中华文明从“起源”时多源,到走向“形成”时以中原为核心这一历史现象时,仍然存在分歧。之所以在东方会出现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形成道路,是与中原地区从微观到宏观的大协作式生产方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资源优势,和不以掠夺、而以求得安定为主要目的的对周边族群策略分不开的,这形成了中原地区对周边地区的“内吸外抚”效应。为了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中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相区分,在不十分严格的情况下,可以借用“五服”来形容这一文明核心的形成过程。     

解散粉丝团,为何这么“刚”

所谓的“粉丝权力”,是建立在一个虚幻的基础上的。不给这一权力以寄生的土壤,它就不可能裹挟粉丝的力量,破坏行业的正常运转规则在春节档余威未了的元宵节晚上,出现了一则不大不小的新闻,“张小斐全国粉丝后援会”与“张小斐官方粉丝团”宣布被解散。这一消息传出,让张小斐得到“太刚了”的评价。不走流量明星的路线,不吃饭圈那一套,张小斐的姿态的确强硬。     

十八学士图的观念与模式研究

“十八学士”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经典题材。这一题材在唐朝出现,自唐太宗起,武则天、唐玄宗时期都相继延续着这一题材,使得后世不单在绘画作品中多有表现,在民间的工艺作品中也把“十八学士”作为一个重要的表现题材。这种“模式”的延续,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古代绘画有着一条清晰连贯、线性发展的观念“历史”。前人对于“十八学士图”的论述多集中于阎立本《秦府十八学士图》的研究以及对“十八学士”的细节考证,但对于“十八学士图”这一人物画经典模式的总结与归纳却少有人提及。本文从厘清历代十八学士图的本体情况出发,进而探究这类图像的观念与模式。     

蔡元培与中华民国大学院制(上)

在中华民国教育史上,也即在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０年期间;曾试行过一个以“大学院”、“大学区”冠名的教育行政制度。这个新制度的肇创人即为民国教育界公认的“泰斗”蔡元培。然而,这一时有“奇葩”之誉的制度仅为昙花一现,试行不到两年便被废止,而作为“栽花人”的蔡元培先生,在这一制度试行之前,曾帮助蒋介石建立了南京政权,在这一制度夭折后,却愤而辞去本兼各职,出走南京,甚至与中共结盟,反对蒋介石独裁。这在蔡元培一生中称得上是一次最重大的转折,而这一转折的原因,显然与大学院制的兴废直接相关。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     

啼笑皆非的陈璧君“广东省政治指导员”头衔

汪伪政权成立后,大大小。小的汉奸们为了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第一夫人”陈璧君也不甘落后,在与丈夫汪精卫等人讨价还价之后,最终争得了“广东省政治指导员”这一世所罕见的政治头衔。那么,陈璧君这一神秘的“广东政治指导员”究竟是什么呢？     

“光绪通宝九年十”和“乾隆通宝背九”红钱并非仅属“纪念币”

清光绪九年（1883年）,为了庆祝和纪念新疆建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库车铸钱局铸造了具有纪念意义的“光绪通宝九年十”红钱,阿克苏铸钱局也铸造了“乾隆通宝背九”红钱（属补铸前朝红钱）。近年来,不断有专家著书及泉友撰文称其为“红钱纪念币”。而笔者认为,“纪念币”这一称谓有失准确,特提出个人看法,与泉友探讨。     

再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问题是九十年代初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以及党的十六大召开后,这一问题又有了更深更广的内容和含义,需要我们作出一些新的认识和研究,本从四个层面上,即从“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前一阶段之“特色”与后一阶段之“特色”、“有中国特色”与“中国特色”与其它“特色”的比较中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     

重视文物的“文”性

“物”是当代学术界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尤其是与人相关的学科当中,几乎没有不涉及“物”这一特定范畴的。近年来,由于收藏升温与商业运作,“物”成了妇孺皆知的知识与街谈巷议的话题,甚至成了各类媒体与大众流行艺的主题词汇。这也许使得博工作们更多了一份责任,也使得史学家们多了几分担扰。如何以正确的态度认识物也自然成了关键的话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