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对岭南艺术发展的影响——以岭南画派和粤剧改革为中心

二十世纪初的广东是“革命策源地”,亦成为“艺术革命策源地”。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在前,孙中山革命于后。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变法维新的同时,亦大力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以及“戏剧改良”,如其《班定远平西域》,自谓“在俗剧中开一新天地”[1]。     

“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在 1 92 0年代同时并起。革命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的局面。三党对革命的积极认证和遐想式期待 ,将革命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相关联的强势政治文化。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 ,或激进与温和之别 ,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 ,水火不容。三党对“革命”的竞相诠释 ,使得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化与正义化的同时 ,又蕴含着浓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成分。     

国民党退台后党政关系调整素描

1950——1952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党改造运动中,将原来的“革命政党”定位改为“革命民主政党”,即兼具有“革命”与“民主”两种特质的党。一再强调要“以革命组织与革命精神保障民主制度”。这种“革命”已不同于孙中山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而是以“动员戡乱”、“反共抗俄”唤起党员,增强凝聚力,建立一元化的领导权威。     

多维视野下的西方“军事革命”研究

西方学界的“军事革命”研究,是“新军事史”范式下的分支领域,集中考察近代早期欧洲社会文化转型、现代国家形成及世界格局转型,致力于以军事因素阐释现代世界起源。在社会文化史路径下,“军事革命”研究关注欧洲贵族与士兵境况及“军事启蒙运动”,并与其他“新军事史”研究形成互补关系;在“国家形成”论题中,“军事革命”研究与历史社会学存在跨学科关联;而在全球史视野下,“军事革命”与欧洲崛起之间的因果关系遭到质疑和挑战,亚洲“军事革命”转而成为新的研究重点,“军事革命”因此超出欧洲范围成为全球史研究重要领域。“军事革命”研究的发展体现了西方学术革新进程,为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陕西全面推进革命文物普查工作

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召开“陕西革命文物调查工作推进会”,决定在完成“陕南地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专项调查”的基础上,在2021年继续启动“陕西省黄河流域革命文物调查”,确保省域内革命文物分片划区的专项调查工作全覆盖。2021年陕西将启动“陕西省黄河流域革命文物调查”。此次专项调查工作由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牵头,联合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陕西省文物保护工程公司开展覆盖陕西关中和陕北地区的“陕西省黄河流域革命文物调查”,对全省革命文物进行一次系统而专业的全面调查梳理工作。     

英国17世纪革命形式渊源考

对英国17世纪革命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注意力大多集中于研究革命的“内容”上面,即性质、阶级阵营、历史作用等等,很少有人探讨革命的“形式”问题,而且认为“形式”完全是由“内容”决定的,它本身并无意义。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革命的“形式”与“内容”,固然有联系,但这种联系并非必然的、决定性的。“形式”本身同样具有内在规律性、独立性和主动性。通过对英国17世纪革命的分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取向与趋向——从“新革命史”研究谈起

近年来对“新革命史”的讨论,成为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就“新革命史”研究的意旨来看,主要表现出两种明显的学术取向：一是化域外理论为本土方法;二是由具体而归纳,以“小”求“大”。值得注意的是,在系列的讨论和“辨析”中,“新革命史”初期的“取向”与实际产生的“趋向”最终发生背离。这似乎说明,“新革命史”着重强调的社会史的视角与方法并不能涵盖或囊括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推动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进展,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取向,多取向、多层面、多纬度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才可能会趋向于呈现中国革命内在的系统和外在的全貌,并揭示未曾注意的而又足以警示后世的面相,为探寻中国革命规律性认识创造条件。     

也谈中共二大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的提出

《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李蕴华《中共“二大”没有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一文,认为:一、“中共‘二大’尚未明确认识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谈不上已经有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而且“还可能发展成为‘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思想”。二,“中共‘二大’制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形成的起点,但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完整思     

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途径初探——以2019—2022年“全国博物馆（展览）海外影响力评估”结果为例

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对讲述中国革命故事,向世界广泛传达中国爱好和平声音,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分析2019—2022年“全国博物馆（展览）海外影响力评估”结果,得出博物馆通过聚焦重要时间节点策划主题活动、发挥数字博物馆传播优势等提升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力。文章从“着力提升策展水平,讲好革命文物展览故事”“聚焦世界永恒主题,推动文创产品‘走出去’”“利用热点事件和重要纪念日,拓宽革命文物跨文化影响力”三方面探讨革命文物海外传播策略,为革命文物的跨文化传播提出新思路。     

多维视野中的"革命"--西方"革命学"研究历程评介

20世纪的西方学术在融合和分化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西方现实需要的强大推动下,兴起了众多交叉学科和研究领域。如“现代化”理论一样,“革命”也是西方学者多角度、多层面地加以探讨的活跃领域之一。西方学者真正以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研究“革命”是自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迄今为止大致经历自然史阶段、一般理论、结构—功能理论和行为主义革命理论等四个阶段。其研究方法和取向各不相同,反映了西方“革命”研究的多维视野。     

鲜花、颜色如何用来起义？

前一阵,因对政权贪污腐败、失业率居高不下、物价高涨等问题的不满,突尼斯人群起上街,推翻了总统奉·阿里的政权。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因此这场变革被称为“茉莉花革命”。它被媒体与前几年在中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爆发的“颜色革命”、“花朵革命”相提并论。     

因吃丧命的国学大师

黄侃（1886--1935），号季刚，是生于成都的湖北蕲春人，他有两个名头很响的称谓：“辛亥革命先驱”和“国学大师”。说他是“辛亥革命先驱”，因他1910年回到湖北老家蕲春组织“孝义会”，鼓动革命，响应者上万人。武昌首义失败，黄侃又在老家组织“崇汉会”，义兵3000人，     

"革命局"辨析

据苏俄、共产国际的有关档案记载。1920—1921年间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ревбюоро)。对于“革命局”究竟是什么组织。目前已有几位党史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分别视其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和俄共在华组织。这几种看法均值得商榷。从档案原文和“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任务等方面来看,1920年夏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则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虽然革命局后来的隶属关系、组织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在华一级机关的性质却始终如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     

从党权政治角度看孙中山晚年的司法思想与实践

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因时势变化而变化,其司法思想也因而变动不居。党权政治学说引入后,晚年孙中山完成了从“主权在民”到“主权在党”、从“天赋人权”到“革命民权”的思想转变。与此相适应,孙中山认为,在革命时期,作为治权之一的司法权要掌控于国民党手中,而非超越党派政治。实践中,孙中山努力探索司法“国民党化”之道,但囿于国民党党势、党力之不足等原因,国民党掌控司法的很多举措不免流于形式。     

“样板戏”《沙家浜》的风风雨雨

突出“地下工作”还是突出“武装斗争”？ 1974年第1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初澜的《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二谈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一文。这是对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进行整体性总结和评价的文章”。文章着意强调了“样板戏”对“武装斗争”的表现：即使是有一定篇幅描写地下斗争的作品,也是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     

“样板戏”《沙家浜》的风风雨雨

突出“地下工作”还是突出“武装斗争”? 1974年第1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初澜的《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谈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一文。这是对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进行整体性总结和评价的文章”。文章着意强调了“样板戏”对“武装斗争”的表现:即使是有一定篇幅描写地下斗争的作品,也是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     

浙江平阳革命文物述略

平阳是革命老根据地县,属中国南方八省十四个战略支撑点的组成部分,有“浙江延安”、“浙南红都”美誉。县内现存革命遗迹众多,主要有红军革命实迹、闽浙边革命根据地实迹、中共浙江省“一大”实迹、烈士纪念实迹、粟裕大将骨灰敬撒地、金钱会起义遗址等一系列革命圣地景观群。山门、凤卧一带曾是抗日战争时期闽浙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本文从介绍平阳革命斗争始末、平阳革命文物的特点与价值入手,旨在通过梳理与分析,深入发掘其深刻内涵与社会价值,以便更好保护与利用革命文物。     

大总统孙中山廉洁自律

自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旨在推翻封建帝制的同盟会时起．他革命的目标即是：“出斯民于水火之中”。他把同盟会的机关报定名为《民报》,把革命的理论阐发为“三民主义”,把建立的国家叫“中华民国”,国家的政党叫“国民党”,无处不含有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理想,孙中山“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鲁迅语）。为了革命,这个曾做过大总统的人,这个经手过数不清的款项的人,在走完了59个…     

试论巴黎公社内部的派系斗争

今年3月18日是巴黎公社革命112周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马克思在世时给予公社革命很高的评价,但也指出公社受着“革命的遗老”和“空喊家”的束缚,“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公社内部的派系斗争,就是“不可免的祸害”导致的结果。巴黎     

清政府逼出来的“激进”革命

不经过激烈变革尤其是剧烈革命必然造成的社会大动荡、大破坏而收取变革、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之实效,洵属社会进步之理想途径,无疑值得鼓吹和追求。但若以近代中国为例来指责戊戌变法尤其是辛亥革命“过激”、以此反对“激进主义”,则有违史实甚矣!“激进主义”的危害确易为许多“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之士所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