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同行——亲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5年（上）

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署名文章《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这激发了我对经济体制改革调研的兴趣。但随后各种政治运动蜂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天天讲阶级斗争,经济建设偃旗息鼓,更遑论改革。中国何去何从？那时年轻的我非常迷茫,甚至失去了信心。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朝气蓬勃的改革浪潮恢复了我对改革的兴趣和信心。     

再说“两颗明珠”

拙作《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两颗明珠》(以下简弥《明珠》)发表以后,见到《中国钱币》1984年第3期上有《宋代钞币“官交子”、“会子”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一文,这篇文章提出了与“明珠”说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这两块钞版来历不明,特别是“行在会子库”,更属古董商人伪作。《质疑》发表后,台湾也有人认为这两块钞版可疑,并谈     

从《彝族源流》再论夜郎国族属问题

民国时期,有些中外学者对夜郎族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苗族说,白族说,濮族说等。如早在1916年,就有法国学者马司帛洛在远东法国学校校刊上,发表《秦汉象郡考》一文中说:“竹王统治之夜郎国,亦苗种也。”中国学者马长寿于1935年5月,在《民族学研究集刊》发表《中国西南民族分类》一文里,也说:“夜郎为苗族所建。”朱希祖于1939年9月,在《青年中国季刊》第一期发表《云南濮族考》一文中说:“濮与僰实同一种属族。”在论述中,是主白族说的,但把今仡佬族先民“濮”与白族先民“僰”混为一谈了。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里说:“夜郎系濮族     

志鉴论点摘要

徐学献在《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1期上发表《地方志怎样在建立“数字中国”中起主导作用》。文章指出:就内容而言,地方志应当在“数字中国”的建设中起主导作用,但现实是地方志难当此命。作者就地方志如何顺应时代要求,在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的工作提出设想。一是编纂机制要追随技术进步顺应时代要求;二是志书编纂要变阶段性为经常性;三是网络版地方志要以方便用户为宗旨。作者还提出中国地方志网站应是一个经济实体。以企业性质对网站进行经营和维护,并涵养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吕志毅在《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1期上发表《高效开发利用旧志…     

陈伯达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的回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文化大革命”起到极大的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作用。文革流行语“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均源于此社论。该社论发表后整个中国几乎都“疯”了,一场疯狂的灾难降临中国。这篇社论的幕后授意者就是陈伯达。陈伯达罪行及受审判的情况,请看《陈伯达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     

中国文化方向还是提“四化”为好

四年前(1998年7月),我曾在本刊发表一文,题为《文化发展方向要不要强调民主》,副题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的歧见》。文长难引,但此处还得点一下题,以下方能着笔。文中指出,毛在张之前先发表了两次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中国当前及今后文化发展道路是沿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此文发表于1940年2月20日延安《解放》杂志)。     

深化改革 办好《丛刊》

1992年,是中国人民取得卓越成就的一年,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主义中国呈现一派生机。在过去的一年中,《贵州文史丛刊》也出现了新的面貌,从内容到形式,从版面到印刷,都作了相应的改进。一方面,《丛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广泛开展学术讨论,开辟了汉语汉字讨论专栏,并配合黎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了一组纪念文章,登载了许     

《山西文史资料》发表《一个侵华日军的日记和回忆》节译

曾参加侵华战争的原日本兵泽昌利根据自己的日记、笔记撰写了《留给子孙们》的长篇回忆录,由鞠佟生、田酉如以《一个侵华日军的日记和回忆》为名译成中文,《山西文史资料》第１１９辑发表了其中的“前言”、“中国战场的回忆”、“到华北战场去”、“太行山的战斗”、“难熬的战地生活”、“亟盼回国”、“附记：同《魔鬼的饱餐》有关的事”、“后记”等章节,记述了八路军与日军在太行山作战的一些具体情况和日军罪行,也反映了作者对战争侵略性质的批判认识。《山西文史资料》发表《一个侵华日军的日记和回忆》节译     

海上名人邓伟志

上世纪80年代,我刚进市委宣传部工作不久,就认识了邓伟志。他当时已是上海的名人。因为在《文汇报》上先后发表了《家庭的淡化问题》、《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和《淡化“当宫心理”》,引起很大反响,被戏称为“邓氏三论”。     

《王贵与李香香》发表的前前后后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被称作“中国诗坛上一个划时期的大事件”、“人民诗篇的第一座里程碑”。但它的问世却几经周折。《〈王贵与李香香〉发表的前前后后》即为我们揭开了当时那鲜为人知又曲折动人的一幕。     

尊高义《邓小平时代》的硬伤

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以下简称傅著）自去年下半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香港推出中文版之后,今年元月在中国大陆出版,首版50万册。《人民日报》元月16日率先在要闻二版发布《邓小平时代》出版中文版消息,6天后又发表记者对傅著作者3000字的专访《告诉西方,一个真实的邓小平》。出版当日,新华社发文《“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让西方世界更了解中国》。24日,《光明日报》紧接着也发表了记者的访问记《傅高义：哈佛大学的“中国先生”》。《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竞相报道一个外国学者的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如此盛况,可谓空前。     

简说我的“民主仁学”论

<正>大家知道,我在1999年提交台北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中国哲学会年会”的论文《从仁学到新仁学：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儒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其后,又在《哲学研究》《衡水学院学报》《北京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民主仁学”的思想模式及其体用论、文化观、价值观,逐步充实了“民主仁学”的基本理论架构。     

声音

“‘和’字在中国人精神中拥有更深刻的根源。” ——美国《华尔街时报》针对《中华遗产》杂志评选“最中国的汉字”活动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和’字是中国哲学家,包括中国人的偶像孔子,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最推崇的理念。它还意味着“公平”、“平衡”、“温暖”等多个中国人长久以来所怀的理想。     

“文革”后首先著文肯定“八大”伟大历史意义的黎洪

1979年第4期《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试论我党“八大”的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章。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国际国内新闻界和理论界的广泛注意。《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或作报道或作摘要发表,《新华月报文摘版》则以一万多字的篇幅转载。密切注视着中国动向的各国驻京记者更不甘落后。在两个多月里,南通社、德新社、法新社、美联社、塔斯社、共同社、越通社、《朝日新闻》、《赤旗报》、《真理报》、《纽约时报》等三十多家通讯社和报社,发表了新闻或评论。他们认为：此文反映了中国重要的政治动向,中共将否定以阶…     

关于《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质疑的答复

1990年《史学月刊》第3期发表拙文《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以下简称郑文)1992年,郭世佑先生在《史学月刊》第1期发表质疑文章《“情”与“理”不宜作为评价中国近代史的价值标准(《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一文质疑)》(以下简称郭文)。郭文洋洋万言,其质疑之具体、细致、不厌其烦、不惜笔墨之功实令人感佩。笔者从中获益匪浅。历史问题,有不同评价、不同见解,这是不足为奇的。史学工作者都在力求恢复历史原貌,力求客观评价历史、说明历史。如果史学界出现郭先生所期望的,思路都如郭先生那样的“一致性”,那才是不可思议的。本来,对郭文所持的不同学术观点,可以置而     

坚持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而继续奋斗——兼与齐放等同志商榷

近日,读了《方志研究》1993年第3期发表的齐放同志《“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提法不妥》的文章(以下简称“齐文”)和第6期发表的金紫衡同志《也对“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提法不妥之我见》的文章(以下简称“金文”),他们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梁寒冰同志“关于创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提法,“齐文”指出:“我在全国省级地方志刊物(北戴河)主     

质疑“送去主义”

2002年3月12日的《文艺报》,发表了蔡德贵先生《解读季羡林的“河东河西”论》一文。这是对杨曾宪先生的回应。杨先生的文章,题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吗》,发表在同年1月8日的《文艺报》。蔡先生的意思,大约是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去我们学西方,现在轮到西方学我们了。所以,中国人,应该把中国文化送出去,云云。我读了以后,也想凑个热闹,说上几句。     

学习邓小平《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一文的体会

邓小平在《压倒一切的是稳定》这篇文章的开篇就明确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还强调:“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由此,我深深地体会和认识到:     

“文革”初期《文汇报》的一份“内参” 北京大学历史系在校师生对姚文的反应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张春桥策划下,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该文全盘否定历史人物海瑞,粗暴武断地指责吴晗撰写《海瑞罢官》怀有影射现实的政治目的。姚文发表后,《文汇报》又组织记者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调查,并写成“内参”上报“领导同志”。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妙文”,现按原样曝光,相信它会有助于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并将引发人们的许多思考。     

戴笠插手“杨惠敏案”内情

日前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是一部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珍贵的文史资料集成,许多文字已是绝难再求的宝贵历史遗产。该书的编辑工作遵循实事求是和质量第一的原则,所选文章多是首次披露的,必将引起史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以“亲历、亲见、亲闻”的形式表现1949年以后的历史是本刊编辑工作的重点,但我们同时也要适量发表有关旧中国历史的“三亲”史料,以满足读者的兴趣。为此,本期刊登了《戴笠插手”杨惠敏案”内情》和《国民党陆军大学散忆》。我们将陆续择优发表《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上的一些文章,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