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与“身边人”

正中国古代各级官员是治理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的优劣好坏决定了国家的吏治。同时,与官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身边人"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官员的廉洁公正,以及行政职能,甚至于存亡安危。一、历史上很多官员"身边人"常有劣迹所谓官员的"身边人",它包括官员的直系亲属、官员信任的下属以及与官员有某种关联的其他人等,如远房亲属、师爷、朋友,甚至家中的僮仆、屯丁等。历史上,很多负面事件都与官员"身边人"有关。     

晚清新政时期官员的教育培训及其作用

有清一代,政府比较重视试用、学习行走等形式的对官员的实习培训,但对官员的教育培训有所忽视。新政时期,为了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清政府开始设立一些专门机构,采取多种方式对官员进行教育培训,如建立馆、堂,招收官员入学,派遣官员游历游学等,并使之经常化和制度化。教育培训官员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效果,对澄清吏治、提高官员素质、解决专门人才的缺乏及推动官员的职业化和专门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探析“官员自杀潮”的原因及干预措施

近年来,官员自杀事件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各地官员自杀的案例比比皆是。自2013年初到2014年初就两度出现“官员自杀潮”,自杀官员在全国范围内均有分布、特征明显、自杀方式多样、自杀原因错综复杂。从中央到地方或从地方到中央,官员自杀事件呈上升趋势。为何会出现官员“自杀潮”？舆论就曾感叹在持续进行的高压反腐运动中,中国才出现“官员自杀潮”。难道官员自杀与反腐败有关？官员自杀的背后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些都是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官员自杀潮”并不是偶然出现的社会病态现象。众所周知,官员自杀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是负面能量。因此,官员自杀事件频发后的舆论质疑发人深省。各界理应对这类部分特殊群体给予高度关注,本文将以客观的态度探析官员自杀的原因及提出对应性的干预措施。     

王东京：下半年物价会走低

王东京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从事教学工作。他撰写出版的《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与官员谈中国经济》、《与官员谈经济政策》、《与官员谈经济学名著》、《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史》、《与官员谈现代金融》、《与官员谈财政税收》、《与官员谈中国改革》等书,在国内广大党政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明代官员改调制度初探

官员改调之法是明代官僚管理制度的重要方面。明朝的官员改调制度有着成熟的改调方法和原则。官员改调制度与考满制度、久任制度皆是明代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手段,三者之间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共同在明代官僚管理体系中发挥着作用。官员改调制度作为明朝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方面,不仅在当时,甚至对后代都有深远影响。     

金朝官员谥号考略

金朝对官员赐谥始于太宗,世宗、章宗二朝达到顶峰.对官员赐谥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吸引汉族官员归附金朝,但随着谥号在国内的推广,国内各族官员都以得谥为美,国家对官员的赐谥也最终实现了规范化和制度化.金朝对官员赐谥并无民族芥蒂,获谥官员以三品为界,且官员谥号以二字谥和美谥为主,一字谥和平谥、恶谥较少出现.     

宋代地方官员的离任交割——以州县长官为中心

地方官员的交割是基层政治运作中的重要内容。宋代官员迁转、离任、外出差遣或请假等都需要将任内事务交割分明,交割对象除后政外主要还包括次官和路分官员。官员交割依照一定的条式,从地方官员之间的交割中,朝廷不仅可以获知中央政策在地方的执行情况、地方各项事务的办理情况,还可以了解离任官员在职期间的表现,方便对官员进行考核和任用。为保证新官及时赴任、旧官及时离任,朝廷颁布了相关法令,当地方因为交割时间问题产生矛盾时,朝廷对本应离任却拒绝交割的官员处罚较重。     

西夏使臣群体小考

出使官员在西夏政治与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夏对外出使情况可概括为两个阶段:西夏政权建立初期,出使官员主要为入仕定难军政权进而后仕西夏的汉人官员;元昊以后,包括汉人官员在内的汉姓官员逐渐成为使臣主体并在出使活动中发挥诸多作用。使臣从汉人官员渐变为汉姓官员,出使官员所任官职、所担使命及其族属成分为我们研究西夏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提供了鲜活多样的例证。     

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我国的官员复出机制,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如何有效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本文从四个方面予以了回答,即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这是建立被问责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转变问责的模式,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使被问责官员复出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以减少官员复出的外部阻力;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以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     

明代官俸制浅析

明代官俸历来有“最薄”之说,而事实上明官员的生活水准并不亚于任何朝代。虽然明初官员薪俸的基准在制定时比较低,且在繁多的折色变化中,官员薪俸是越折越低,但官员职田的颁受及其变迁,迫使明代官员通过占田而谋求收入,从而使明代官员的官俸呈现出基准低、折色变化繁多等特点。     

“神童”、“神女”与“神爹”

公众面对官员提拔的时候形成了固定思维：先看年龄,后找爹。与其说公众怀疑这些新晋官员是否具备胜任岗位的能力,不如说人们对历来被视为敏感、神秘、甚至禁忌的官员选拔方式。     

论明代洪武永乐之际的翰林官员外转现象

明太祖废相,明成祖设内阁,都为翰林官员参与朝政提供了良机.翰林院执掌广泛,并与内阁挂钩,且翰林官员与皇室关系密切,故翰林官员群体在明代政治运行体系中非常重要,号称“玉堂神仙”.但明代亦存在外转翰林官员到地方任职的现象,明初洪武永乐之际,就有大批文翰官员被外转到地方任职,外转原因、外转职位、外转后的仕途,洪武永乐两朝外转翰林人数的不同,都存在一定规律性.翰林官员外转到地方任职,并非清代首创.     

雍正朝引见制度的若干问题

雍正朝是完善清代引见官员制度的重要时期,本文对雍正引见官员制度改革及相关事项有所说明,对“轮流引见”、远省官员引见、引见程序和履历折、教训与询问官声及以貌取人等问题作了考述。     

清代官员选任制度述论

官员的选举与铨任制度,决定官僚队伍的质量、权力的分配、人才的配备使用、官员的选用数量以及会否产生“冗官”现象等多方面的问题,与王朝的统治、吏治乃至治乱兴衰有直接关系。清代官员的选任制度基本沿袭时代,在某些方面有所损益或发展。另外,清王朝是以满族为主体满汉联合统治的政权,在官员的选任上也体现了这一特色。本文拟对清代官员的选任制度作综合性考察,总结某些特色,并阐述其对清代政治的影响。一、官员的选择途径清代选拨官员主要通过科举和学校,由学校入仕者可不经过科举,国家专设有培养士子直接进入官僚队伍的学校。…     

冤案何以产生:清代的司法档案与审转制度

雍正年间,涂如松在妻子失踪后被诬杀妻,经过数年审理,在死刑就要执行之际,涂妻重现人间。利用新发现的史料,可以看出各级官员的拟判中对于涂如松杀妻案的构建、修饰和完善的过程。究其原因,司法责任制度的存在使得基层官员倾向于维护自己的错误,上层官员为了规避责任也很少亲提亲审而是不断地指令再审。审转制度实际上存在各级官员的共谋,通过各种信息沟通机制,基层官员在做出拟判前就会征询上司意见,逐层审转难免流于形式。此外,由于缺乏过程史料,省级官员汇报给中央的题本长久以来作为法史研究的基础材料广为使用。而省以下各级官员对于拟判的加工修饰,提醒人们反思档案材料的性质。     

辽朝官员的考绩与迁转探赜

官员的考绩与迁转是辽朝职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索并钩沉相关石刻文字及文献史料,发现辽朝官员任职有期,一般为三年。在官员任职期内,朝廷要组织相关部门定期对其品德、业绩和年劳等进行考绩。考绩工作由相关的机构和官员来完成。经过考绩的秩满官员,其职阶迁转方向大致为:职阶迁升、留任进阶、退闲不仕及"左迁"降黜等。     

明代的“天价房”

说起中国古代的住房制度,最有趣的,当属官员的住房问题。在人们看来,封建社会的官员是吃皇粮的特权阶层,他们的住房问题皇帝当然也管。这种想法,只对了一半。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朝廷官员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员的工资,实行“秩石制”,直接发粮食当工资。官员职位越大,也仅仅意味着,他能领到更多的粮食,并没有其他特权。从西晋开始,为了优待官员,才正式按照官品占田。     

清代文官考核中的问责制度

清代,文官考核以京察一等、大计卓异及八法(六法)处分作为对官员奖惩的重要标准.各级主管官员举劾属员均负有行政责任,如果荐举、参劾不实、不当,或滥举滥参,查证属实要进行责任追究,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考核问责制是清代官员考核公允性的重要保障,对各级主管官员据实举劾起到一定的警诫作用.     

请面对“假钦差”的真问题

谁会觉得买来的,或者上级官员私定的官员,会比骗来的官员更高尚更合法呢     

新形势下官员治理模式创新

新形势下我国官员治理实践虽然在不断向纵深发展,但腐败案件仍然频发。“庸官”与“太平官”现象较为常见,“官”的特征发生了新变化,这些因素客观上要求创新官员治理模式。近些年我国官员治理实践以及不断建立健全的法规制度,是创新官员治理模式的实践和规范基础,行为理论和过程理论兴起及相关实践的发展为我国创新官员治理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可借鉴的经验。实现官员治理的“行为——过程模式”,要重视官员治理的实然状态．强调经验分析．突出管理的科学化和语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