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迎吏”、“送故吏”新探

本文深入析论了南朝衍生出的且具有新机制的迎主簿等迎新大吏及送故主簿。迎主簿等 ,其机制在于由某些大州长官个人授予地方人士选官资格 ;送故主簿 ,其机制在于地方长官调离时亦借此名义随调其亲信属吏。前者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新发现了一种独特的选官资格类型。     

宋代赋役征差簿帐制度考述

五等丁产簿是赋役征差簿帐制作的基本依据。伴随宋代新的田产税收管理制度,户帖逐渐被具有土地实状和动态记录信息功能的砧基簿淘汰,五等丁产簿制度向着更务实的方向发展,其资产方面的内容并未被砧基簿及其后的物力簿所包罗。丁籍是宋代户籍的一个组成部分,登载户等信息,但不载田亩财产内容,夫役计田出丁是借助官府的其他簿籍来实施的。乡县税租簿制作以户税租簿为基础。簿帐因不同的功能需求而制作于不同的时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流转加剧,北宋采取以颁给户帖、南宋绍兴以后则以颁给砧基簿的方式,来加强对日常土地买卖的动态管理和产税推割的监管。簿帐以土地财产管理为主的倾向日益明显。     

宋代籍帐制度探析——以户口统计为中心

五等丁产簿制度从宋政权建立初年起,就作为主户的户籍制度而存在。丁籍是地方州县催科征税依据的簿书,亦是宋代客户的归属户籍;丁帐则是指依据丁籍制成的报呈丁口统计文书。宋太祖乾德元年诏书始规定成丁年龄界限,旨在更改《宋刑统》的相关法律条款,其规定仅适用于每年所奏户帐统计。上报户部的丁帐只统计户数及成丁数,是全国每年户口统计数据最基本的来源。县造税租簿是具有预算性质的用来推收税租的文书。税租帐则是汇总统计帐。宋代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籍帐统计申报体系。     

金初《王宗孟墓志》考

近年出土于河北邢台隆尧县的金初"故邢州尧山县主簿王公墓志铭",志文所述志主王宗孟的科场经历,反映出北宋一些士人在王安石变法中的遭遇,表达了对"王氏之学"及科举改革的反感情绪及对宋英宗皇后高氏临朝称制后,罢新法,复旧制,使士子"雨露恩沾"的称颂,对研究那段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宋许宗孟墓志补阙

《文物》1995年第4期发表了吴炜先生《介绍扬州发现的两合宋墓志》一文,其中第二合是宋许宗孟墓志,这合墓志的出土,对研究宋代地方志有重要的参考作用,现就该文作补充辨正。一、墓主人许宗孟是泰州海陵的望族,其父许元乃庆历名臣,任江淮制置发运使,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阁侍制,兄许宗旦任真州扬子县主簿,叔许平任泰州海陵县主簿。范仲淹     

唐代的更簿与直簿——以吐鲁番所出《唐某年二月西州高昌县更簿》为中心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收录一组吐鲁番所出唐前期西州高昌县直更的名簿,整理者命名为《唐某年二月西州高昌县更簿》。通过对文书的重新拼合、复原及深入研究,我们可以考知本组文书制作年代为唐高宗永徽、显庆年间。唐代户籍三年一造,在造籍之年的二月,各乡里正白日到县衙制作户籍,晚上则轮流宿直一更。更簿就是造籍期间各乡里正及典狱夜间轮流宿直的更次安排。唐代官衙官吏宿直皆有直簿,更簿就是造籍期间特殊的"直簿"。作为造籍过程中产生的原始文档,更簿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更簿的研究表明,造籍期间里正轮流直更,与官员宿直一样,是其本职工作,而不是衍生的职役。     

禹之谟思想论略

禹之谟(1866—1907),字稽亭,湖南湘乡青树坪(今属双峰县)人。早年入营幕,供职文书,军需。1894年曾参加甲午战争,因功赏五品顶戴,以县主簿候选,辞不受。战后赴沪考察矿学。返湘后,与谭嗣同、唐才常、毕永年等维新志士交游,复又参与自立会、自立军起义事。事败东渡日本,学习应用化学及工艺学。1903年在湘设立“湘利黔”织布厂,为湖南近代首家纺织企业,次     

天长纪庄木牍《户口簿》及相关问题

天长纪庄木牍《户口簿》是迄今所见到的第一份汉代县级户口簿文书实物,深化了我们对汉代上计文书文本形态、内容、种类、形成以及秦汉置县制度等问题的认识。《户口簿》中的户口数,据考为西汉临淮郡东阳县的数据;《户口簿》中的户口数字,应来自东阳县某年各乡"八月案比"的人口调查统计;与考古发现的题名为"户口簿"的其他汉代木牍文书比较表明,汉代各郡县上计在递交综合类"集簿"文书的同时,还要呈递不同类别的专项统计"集簿"文书;《户口簿》蕴含汉代县乡政治、地理、人口等方面重要信息,为秦汉置县制度相关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宝贵史料。     

唐代敦煌均田制考察之一——以天宝后期敦煌县田簿为中心

前言1983年底,土肥义和氏发表了《唐天宝时代敦煌县受田簿断简考》一文,对1980年他在伦敦大英图书馆查阅敦煌资料时于未整理文书断片中发现的敦煌县受田簿断片(S8387号、S9487号、计存五行)加以详细考查,在和吐鲁番文书中神龙三年高昌县点籍样等对比后,认为本断片就是由县将各户给田文书类进一步整理后的文书。他认为,文书记载的“受田廿亩”或“受田廿三亩”这一田土额,相当于在点籍样上特别标出的受     

《里耶秦简》(壹)所见作徒管理问题探讨

秦代编制作徒簿的机构有授予方的司空和仓,但二者分工不同;接收方包括库、田官、畜官、少内、属乡等。作徒簿分为临时付受与月度统计两种。秦代各级地方机构对刑徒管理的分工为:郡提出指导原则,县掌握本县刑徒的数据,县属机构负责具体管理。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徒隶是一个阶层的泛称,但在司法行政文书中则有特定的内涵,司寇不包括在内。     

陕西唐十八陵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陕西关中唐十八陵,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营建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在历史、文学、美术、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旅游文化产业开发价值。目前陕西的个别县域只对部分帝王陵墓进行了开发,割裂了唐陵文化的整体性。本文通过对唐十八陵的分布地域、文化资源特征的论述,分析了其产品知识性强、市场结构不均衡等内容,指出了唐十八陵文化旅游产业在发展中存在着产品结构比较单一,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营销模式滞后,游客回头率低;产业化程度低,没有形成规模效应等系列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唐十八陵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途径。     

从诸官到列曹：秦汉县政承担者的转变及其动因考论

秦至东汉,地方县内政务承担者由诸官转变为列曹。这一变化历程在传世文献与简牍资料中均有所呈现。战国至西汉,县的直接管理者由内史过渡到郡,造成了县内政务运行体制的调整。商鞅变法确立了内史等朝官共同管理县政的体制,县内诸官系统因对接朝廷各管理部门而形成。西汉中后期,郡制在地方的完全确立,切割了县与朝廷的直接联系。县为对接郡的列曹体制而使原有列曹壮大、完善进而成为县内政务的承担者。上述转变过程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还涉及内史的地方化和郡的行政化等问题。     

基层政区设置中的地方权力因素——基于广东花县建县过程的考察

以往政治地理学对于行政建置的研究,多注意其结果,极少注意到变化过程。广东花县原为数县交界之地,从明中叶开始,当地不断出现要求建立新政区的呼声。方案有建直隶州、建镇、建县三种。但历经150年,直到康熙年间才最终建县。本文分明中叶、明末、清初、最终建县4个阶段讨论国家与乡绅对政区建置的意见分歧,表明乡绅意志最终通过政区设立得到体现,反映出地方权势对国家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论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变迁及其特点

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绝大部分时间表现为继唐代以来我国气候变迁史上第三个温暖期的延续。其转变为第三个寒冷期的时间不是如近几十年来学者们承竺可桢所说的北宋前期,而是在北宋后期的徽宗初年。建中靖国元年前后,该地气候突然发生明显变化而进入了新的寒冷期。其间尽管这里的气候在徽宗、钦宗年间曾出现过由温暖期向寒冷期的突变,但总体上是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在当时每一段温暖期与另一段寒冷期气候交替变化的周期中,每一个较长时间的气候变化周期内都有若干个气候暖、冷交替变化的短周期,甚至在每一个短的气候暖、冷变化的周期内还有一些特别偏寒冷或偏温暖的年份。     

唐代县令任期变动问题研究

任期制是唐代对县令进行管理的重要措施。就制度规定而言,唐代县令任期在三年、四年或五年间不断徘徊,而实际迁转中的任期往往少于制度规定的时间。其原因既有唐虞时期"三载考绩"制的影响,也有唐代统治者选拔人才措施及地域条件方面的因素。县令任期过短对唐代基层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宋代县望等级的划分标准探析

宋代县望等级制度基本承袭唐代,按“政治地位”和“户口”两大标准划分。但唐宋县望等级存在不少差异,其中的演化少不了后周制度的作用和影响,后周时期,望县、紧县失去按“政治地位”划分的资格,转而按“户口”划分。这一制度被宋代继承,实质是受次赤、次畿县的冲击影响。北宋前期,诸府属县严格按“政治地位”标准划分,与诸州属县按“户口”划分形成鲜明对比。至北宋末年,府、州政区属县等级“泾渭分明”的划分格局被打破,次府属县等级开始转向按照“户口”划分。唐宋划分县望等级的“户口”含义有所不同,唐代完全依据户数,宋代则根据纳两税的“主户”数,这一差异变化也与后周制度有很大关系。北宋前期,动态划分县望等级的政策得到了执行;到后期,则出现了“户口多而县望等级低”等脱离实际的现象,提升县等的户口标准成为解决县等与户口脱节问题较为务实的方案。     

《战国策》的佚文及其佚失原因

由于历代战乱、王朝更叠等原因,《战国策》西汉末至南宋间散失严重。自南宋起有人从事《战国策》辑佚,至今人诸祖耿、郑良树共辑得107则7570字,《战国策》散失最严重的历史时段为唐末和北宋。这当与唐末战乱和北宋书籍书写材料、书籍装订制度的发展有关。     

唐代国子监大成考

国子监“大成”一职创设于唐代,是朝廷从明经及第者中选取的聪明卓然者,让他们入国子监进修,以便减少守选年限的一批特殊官员。本文力图从唐代国子监大成的选择标准、设置背景,设置时间、以及员额变化等方面进行探讨,由于在大成性质的划定上,本文与其他学者存在分歧,因此另辟一段对此进行了细致分析。对此官职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唐代科举制度、教育政策以及官员守选制度的演变情况。     

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初探

唐前期的地方监察体制由御史和诸道使臣组成,属于朝廷派出性质的单一型监察体制。安史之乱以后,伴随赋役制度的改革,出使郎官、转运使、巡院等新的监察体系出现,我国封建社会地方监察体制开始向固定型、多元化、多层面变革,宋代完成了这一变革。元、明、清各朝基本延续和发展了宋代多元化、多层面的地方监察体制。由此而论,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是我国封建社会地方监察制度前后两期的分界线。     

汉唐地理志研究的新成果——评孔祥军《汉唐地理志考校》

孔祥军新著《汉唐地理志考校》,对汉唐正史地理志及唐宋地理总志进行校理,纠文本之讹,正史文之谬,辑失佚之地志,探史志之史源,考其断代,辨其书例。在对地理志文献研究基础之上,孔氏考汉代三辅称谓沿革,盐、铁官之分布,新莽改亭之通例,北魏政区之沿革,并对隋代关官、水道和唐代诸渠进行了辑录和考察。本书以文献考校和政区地理研究为主,广涉经济地理、交通地理、军事地理、佛教地理等诸多领域,重视学术传承和演变,善用图、表的方式来明晰思路脉络,为汉唐地理研究之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