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达造像碑考释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中国的立碑供奉纪念的影响,与中国古代的碑刻相结合,于是产生了佛教造像碑。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制的宗教造像形式,是古代将佛像雕刻在石头上的碑刻,在其碑上开龛造像,并在碑上雕刻供养人、造像人姓名、官职、籍贯、造像缘由、祈福内容、造像时间、地点等。本文以张龙达造像碑为例,对其造像碑上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进行考释和分析,对其碑上体现的问题进行解读,得出张龙达造像碑的造像年代在西魏时期,造像碑上反映的是以张氏家族为主体的家族信仰,以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是由于政治的影响。     

从馆藏碑志丹书谈古代书法艺术

书法艺术,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独具特色的艺术,它是在我国文字演变的悠久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古代精美的碑志丹书,是前人千锤百炼不断创新和实践的成果,是我国书法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河南地区是我国历史上长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现存碑志,数以万计。1973年曾从中精选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拓片百品,赴日本国展出。其中碑刻三十品,墓志二十一品,造像题记五十品。这些     

芮城北周隋唐佛道造像

芮城县位于山西省西南端,地处秦、晋、豫三省交界。近年来,芮城县博物馆收藏了一批出土的北周、隋唐佛道造像碑刻,这批造像碑大多有明确的纪年,品相之完美,技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本文拟将其中部分造像碑介绍如下,并谈一点自己粗浅的认识。一、道教造像碑1.北周青石造像座北     

试谈龙门二十品

一、龙门二十品名称的由来闻名中外的龙门二十品,即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中的二十则造像题记。龙门造像记约三千六百则左右,大都镌刻在北魏到隋唐时期。清武亿《伊阙诸造像记》日:“龙门不仅为石镌佛场,亦古碑林也。”由于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书法艺术的价值,过去的碑拓收集者和卖字画者,每每择其精品墨拓或朱拓,故相继有十品、二十品、三十品、五十品、百品,甚至千五百品之名目。编造这些名目,本身并没有什么科学性,有的不过凑数而已。     

新见甘肃合水县双柳树佛教造像碑考析

甘肃合水县发现一通北朝佛教造像碑,通过与关陇地区一些有纪年的北朝造像和石窟造像的比对,以及对碑刻铭文内容的分析,推断其应雕凿于北周初年。该碑为社邑造像碑,其题记反映出两种史实：一是西魏北周时期宇文泰推行赐、复胡姓,一是北朝陇东地区少数民族融合、聚居、结社及佛教信仰状况。该造像碑的发现为研究陇东地区北朝晚期的佛教与佛教艺术提供了新资料。     

碑刻民俗宗教文献的史料批判研究——以明清以降雁北关帝庙碑刻为例

民俗宗教是在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一个学术概念,指民众日常生活中制度性宗教之外的各种宗教信仰和习俗。碑刻民俗宗教文献是以石头为载体的民俗宗教记录。作为一种历史书写,与历史本相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关系是其史料价值探究意义之所在。作为一类出土文献,它具有文献和文物的双重属性。明清以降雁北关公庙碑刻无论从碑刻书写范式及撰述意图,还是文物特点和背景,都具有真实而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尤其是其文物史料价值,对于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研究,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北石窟寺宋金游人题记赏析

庆阳北石窟寺在宋金时期,逐渐失去了唐代开窟造像的盛况和晨钟暮鼓的辉煌佛事场景,其宗教功能有所减弱,发愿造像的信徒不多,石窟艺术也少有新的创意。现存宋代开凿的窟龛仅有两处,即35号窟和165号窟明窗两壁的十八罗汉造像。但作为一座很有影响的历史名刹和重要的人文景观,当时北石窟寺仍然吸引着众多的游客驻足。在信仰功能淡化的同时,它的游览观赏功能却得到提高,成为文人雅士游览会友的好去处,黎民百姓集会交易以及开展各种民俗活动的最佳场所,因而留下了许多碑刻和题记,堪称各时代题记之冠。虽多属游人信手而书,但却包含着…     

有关太原纯阳宫的几通碑刻

太原纯阳宫现存七通与其建造及宗教活动相关的碑刻,依照碑刻内容,笔者从始建年代、道教仪式扶乩和洞天福地思想、观音信仰、民间宗教皈一道等方面对太原纯阳官进行剖析,简述了太原纯阳官是受到佛、道、民间宗教影响的建筑。     

大足北山佛湾石窟的分期

北山佛湾石窟位于四川省大足县城北0.5公里处的北山之巅。它是大足石刻群中开凿时代较早的一处摩崖造像群,与大足另一著名石刻群宝顶山摩崖造像同为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佛湾石窟缘崖凿像,长达里许,形若新月,分为南北两区。全部造像,据大足县文物保管所现行编号计二百九十个龛窟。除其中部分碑刻、塔幢及一些残毁无法辨认的龛窟外,本文将现存情况较好的一百五十四个龛窟试作年代分期,并拟通过这一探讨,为大足石刻的全面分期打下基础。     

甘肃陇东地区北朝碑铭所见人名研究——以《山公寺碑》《北周立佛像》等为例

本文主要以甘肃陇东地区《山公寺碑》《北周立佛像》两通碑刻中出现的人名为研究对象,佐以其他地区碑刻材料中的相关题名,从题名与宗教、题名与儒家思想、题名与社会生活三个方面,分析与研究南北朝时期陇东地区普通民众的姓名,探求潜藏在人名背后丰富的附加义和文化义,使我们对这一历史时期该地区的文化发展、民族融合、社会变迁、思想交流、命名习惯等有更深入的认识。     

川渝地区9～10世纪日、月光菩萨造像研究

正日、月光菩萨造像是川渝地区晚唐至宋初石窟中新出现的题材,部分材料的文字部分已刊布。2015年,笔者参加了安岳石窟的调查,新发现带明确纪年且保存较好的日、月光菩萨造像2例,使此题材发现数量增至4例。鉴于学界对这一特殊题材尚无专门研究,特撰文对这类造像的发现、分布、特征、来源、产生背景及传播情况作一初步分析。一日、月光菩萨造像的发现与分布就目前笔者所见材料来看,日、月光菩萨     

龙门碑刻中古地名及相关问题

龙门碑刻中古地名及相关问题杨超杰龙门石窟位于古都洛阳南１２．５公里的龙门山上。自北魏太和十七年（４９３年）开始营造①,隋唐大规模续凿,历数百年镌刻磨砺,现存窟龛２３４５个②,造像１０万余躯,造像题记２７８０品③,佛塔６０余座④。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     

东魏兴和四年常光庆造像碑研究

造像碑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制的宗教造像形式,出现于北朝早期,盛行于北朝中晚期。山西博物院藏东魏兴和四年(542)常光庆造像碑纪年明确,采用减地高浮雕与线刻两种技法雕成,制碑各环节的人员姓名在碑文中均有记载,本文对其碑体原有内容、造像记内容及后期二次刊刻特征等进行了分析研究,为宗教学、史学、语言文字学等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金元时期晋南“汾河木雕流派”的风格及演变

金元时期,晋南汾河流域活跃着一个在佛教造像方面取得非凡成就的木雕流派,其影响力可以和出自同一地区的“朱好古画派”相媲美。和壁画一样,这一木雕流派的绝大部分作品也在民国年间流失海外。通过对佛像装脏相关墨书及碑刻材料的梳理,笔者考证出美国两家著名博物馆所收藏的两尊木雕菩萨像的出处为晋南汾河流域,进而又通过对三组来自同一地区且有明确纪年的木雕的比较,分析了“汾河木雕流派”的时代风格及其历史演变,并指出这一木雕流派为14世纪初于大地震后兴起的“朱好古画派”提供了图像和风格上的借鉴。     

金元时期晋南“汾河木雕流派”的风格及演变北大核心CSSCI

金元时期,晋南汾河流域活跃着一个在佛教造像方面取得非凡成就的木雕流派,其影响力可以和出自同一地区的"朱好古画派"相媲美。和壁画一样,这一木雕流派的绝大部分作品也在民国年间流失海外。通过对佛像装脏相关墨书及碑刻材料的梳理,笔者考证出美国两家著名博物馆所收藏的两尊木雕菩萨像的出处为晋南汾河流域,进而又通过对三组来自同一地区且有明确纪年的木雕的比较,分析了"汾河木雕流派"的时代风格及其历史演变,并指出这一木雕流派为14世纪初于大地震后兴起的"朱好古画派"提供了图像和风格上的借鉴。     

四件北朝造像碑介绍

四件北朝造像碑介绍冯吾现洛阳古代艺术馆,是收藏陈展古代石刻的专题性博物馆,收藏洛阳传世和出土的古代石刻造像、碑刻、墓志１２００余件,现将几件北朝造像碑分别介绍于后：一、北魏常岳造像碑因该碑造像题记中有“佛弟子常岳”者,故定名为常岳造像碑。碑呈长方形,...     

南响堂新发现的纪年碑

1987年春,邯郸市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为配合南响堂石窟区靠山阁后迁工程,清理了第1窟、第2窟门前的堆积物,出土了大批的佛教造像残体。同时,在第2窟洞门外的左右侧发现了一通碑刻,即本文将介绍的《滏山石窟之碑》(以下简称《滏碑》),这是响堂山石窟目前发现的唯一有详细开凿纪年的碑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北朝邑义考略——以陕西地区石刻造像为中心

本文以陕西地区的95件石刻造像为中心,综合考察了北朝的佛教邑义、道教邑义及佛道混合邑义;考证分析了邑义名称、宗教属性、造像题材与流行时限等问题。本文尝试利用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与间接文献中寻得的蛛丝马迹,为史料相较匮乏的早期地方宗教研究提供一个超越文字记载的视角,庶几可补史籍、经典之阙。     

“龙门造像”的刀锋

“龙门造像”是指我国北魏时期(公元386——534年)河南省洛阳龙门石窟上的许多石刻作品而言,它们在石刻史上,书法史上都有着光辉的地位。有人从众多的“龙门造像”中选出了二十种,称为“龙门二十品”久负盛名。这二十品中最精采者是《始平公造像》、《孙秋生造像》、《杨大眼造像》、《魏灵藏造像》(以上是造像的简称)等。     

碑刻中的社会———从陵川碑刻中看民间社会活动

碑刻不仅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最原始的记载,而且与当地的宗教、信仰、民风等密切相关。利用碑刻资料来研究历史,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衣凌教授倡导以来,至今已经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山西省陵川县保存了从五代以来大量的碑刻资料,这些碑刻记载了陵川县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发展。笔者有幸参与三晋石刻陵川卷的编纂,因此现就以商业和宗教信仰两方面为例做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