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级以上政区名称变更及其问题探讨

自1978年始,为了发挥中心城市带动周围农村的作用,国家行政体制作出了重要改革,实行市领导县体制。随之各级行政区的数量、名称和范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本文以1978-2007年国家民政部统计数字为准,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的变更进行了统计分析与研究,揭示了政区通名和专名的变更特点及影响因素,指出更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的变更的对策和建议。     

浅析贵州遵义的地名词语

本以《贵州省遵义市地名志》所载地名词语为对象,分析遵义市地名词语的结构,专名和通名的类别以及地名词语里保存的历史词和方言词语。     

当代中国县城通名改革研究

本文在掌握了全国 16 74个县级政区 (截至 2 0 0 0年底 )的县城名称及其历史沿革的基础上 ,指出目前存在着 30 4处县城仍叫“城关镇”、“城厢镇”、“县城”、“县城镇”等毫无地方特色的通名 ,建议将它们都改成具体的名称。改革开放以来更改县城通名工作做得较好的是四川、河北、山东三省 ,福建、云南、江西三省次之 ,而做得最不够的则要数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四省了。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四省现存县城通名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二 ,因而本文重点对该四省 2 0 3处“城关镇”的具体改革作了详细研究 ,提出了各个“城关镇”拟改名称及其依据 ,同时对其他 16省份 (含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 10 1处“城关镇”也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     

明清时期云南盐井地名研究

明清时期云南盐业开发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盐井地名,其专名种类丰富,通名则相对单一,云南的盐井地名反映着云南盐业生产的方式。盐井地名具有历史继承性、时代性和区域性的特点。明清时期云南盐井地名变迁与该时期盐业发展规模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盐业的大规模开发导致盐井地名数量增加。盐井地名的分布和变迁则受到自然条件和人类社会活动的双重影响,地区盐业开发使盐井地名产生和增加,卤水枯竭、自然灾害和官方盐业政策则会导致盐井地名减少。此外,云南盐井地名的时空分布和变迁,还反映着国家经略西南的进程和汉文化影响在云南的深入。     

封建时代本地域“专言岭”诸名称辨析

地域文化研究一般先框定最宽范围,以与历史上盈缩不一的范围相比较。本地域最宽的陆地范围,今学界普遍认为包括广东（含港澳两地）、海南、广西大部分地区和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及以北地区。本地域主名称（主概念）历史上存在种族性名称、自然一人文名称和政制区划名称三大类,各以不同文化要素指称之。     

名实之境:“义赈”名称源起及其实践内容之演变

"义赈"一词最晚在16世纪已经产生。在其后数百年中,该词的流布情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实践内容,都出现了重大变化。起初,该词主要被作为捐赈活动的一个褒称,使用频率十分有限。到19世纪前半期,该词开始被用来指称一种特定的地方性赈灾活动,其名声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从19世纪70年代起,该词又成为新兴民间赈灾活动的专名,并风行于海内外。这种名称不变而实践内容发生剧烈转换的状况,体现的正是一种既传承又超越的新陈代谢进程。而结合社会史和文化史来充分理解这一进程,也可以为考察中国民间赈灾事业的演变提供一条有益的线索。     

商周地名的来源与衍化及其史学价值——以甲骨、金文资料为中心

传统的商周地名研究由于文献记载不足,面临诸多困难。随着考古与古文字学科的快速发展,新发现的商周甲骨、金文地名材料已经相当可观。通过对这些新地名史料研究,可以发现商周地名的来源及其发展衍化的一些基本规律。商周地名的主要来源有部族名号、人名、旧地名孳生新地名、异地同名、同地异名等。进一步研究发现,商周地名存在随时代变迁而转化为其他类别专用名称的衍化现象。商周地名的衍化规律有:普通地名演变为国邑名,地名、国名演变为姓氏,地名演变为人名等;对商周金文地名的来源与衍化规律进行梳理与归纳,对于汉语专名词汇的发展演变、商周国族、姓氏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研究等均有重要史学价值。     

再谈海陵和泰州的命名与更名

《海陵更名的由来》(以下简称《由来》)在《江苏地方志》2002年第三期发表以后,引起了一些反响。俞扬、程起瑞、黄炳煜3位同志在《江苏地方志》2002年第五期上发表了《也谈海陵的更名》(以下简称《也谈》)。他们认为,海阳更名海陵在汉初而不是在楚怀王时期,同时认为泰州之名与纪念吴泰伯毫无关系。我们认为,要研究海陵的更名,必须研究地名“专名”和“通名”变更的时间、变更的原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等原因,同时还要研究新地名的含义,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地名的变更,进一步了解一方之史。对《也谈》中所持观点,我     

从空间范围辨析地域文化主概念

当今本地域文化研究中,人们普遍认同,比较频繁使用三个名称作为主概念:岭南、岭海、广东(粤)。在现代的条件下,对是否沿用,怎样运用和阐释几千年来的地域文化概念,学界有不少争论和思考。我认为,时代变化了,地域文化主概念需要重新反思,重新定位。但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概念,确定地域文化主概念有四个必要条件:一是它在空间范围上应该是适当地、准确地指称本地域,并且在历史上相对最具稳定性。二是概念所涉空间范围同时应是本地域完整自然生态系统的指称,三是可以涵括这一自然生态所由产生的先民的实践及其文化创造的丰富内涵,最能突出和使人联想本地     

太平天国的"天"和"天教"--兼谈太平天国宗教的正名

“天”在太平天国语汇中使用频率最高,有五种含义：太平天国上帝教的上帝、与太平天国有关之事物、与天王有关之事物、“天下”和世界、指称与地相对的物质的天,其中,以“天”指称上帝是最本源最主要的含义,是中国传统化与基督教义的杂糅。天主教、上帝教、太平基督教、拜上帝教和“拜上帝会”宗教等五种名称是太平天国宗教的“他称”,太平天国献在说到太平天国宗教时使用的名词是真道、真教和天教。“天教”并用以指称包括基督新教、天主教在内的广义的基督教,而不是对太平天国宗教的“命名”或命名意义上的“自称”。     

“铺首”“鈇钺”“鈇锧”新释——兼论金属铜的名称嬗变

本文基于金文中金属名称的考释研究,推断传世文献中的"铺首""鈇钺""鈇锧"以及楚简中的"鈇首"均为偏正式名词,其中的"铺"和"鈇"实际上是金文多见的铜的古称""的借字。战国中晚期,随着金属铜的新名称"铜"的出现和流行,金属铜的古称""及其借字"铺"和"鈇"等都逐步消失,只在个别名词中孑遗。""的借字"铺"和"鈇"的原始含义被遗忘,在战国以后逐渐转变为指称器物的个体名词。     

西周时期淮夷名称考论

据传世文献,西周的东南方有淮夷集团。相关铜器铭文中不仅有"淮夷",还有"南淮夷"、"南夷"、"淮南夷"等名称。这些名称的重要构成因素有"淮"、"南"。"淮"是地域因素,"南"是方向因素。这些因素分别构成各个名称,所以乍一看,这些名称是对不同集团的不同称呼。但是通过对相关铜器铭文资料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名称,实际上都是指称"淮夷"集团的不同称谓而已。     

金坛地名中的两个方言俗字“住”和“坵”

根据地方志等历史文献记载,金坛等苏南地区村落通名中的"住、驻"实为本字"墅"的方言记音字,"墅"是东晋永嘉南渡后北方南迁士族在苏南农村建立的庄园或田庄的古称。金坛另一个特色通名"坵"是根据当地方言读音来记录地名"墟"的方言俗字。苏南村落通名"墟"的含义是古村,这些村落可考的历史有千年左右。     

唐代螺钿镜的定名及其工艺内涵

螺钿镜是我国学界对唐代独有的贝壳镶嵌镜的指称。但文献资料显示"螺钿"这一名称出现在宋以后,螺钿镜在唐代应称为钿贝镜、宝钿镜、宝装镜等。从考古出土和正仓院收藏的螺钿镜来看,其镶嵌物有蚌壳和其它宝物,属于复合镶嵌工艺,而非单一的蚌壳填嵌。     

历史语境下“四隅”概念的空间表达——以“西南”为中心

历史语境下“四隅”概念(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在空间表达上存在的歧义,主要表现在:“四隅”概念可能是方位词所指向的方位表达,也可能是区域专名；就构词法而言,“四隅”概念包括偏正结构式的复合词和并列结构式的连接词两种形式,由此形成了“一隅”和“半壁”两种空间表达形式.从方位词向区域专名的演变路径来看,作为区域专名的“西南”并非始自“西南夷”.北魏迄至初唐的西南道行台等准政区的设置,对“四隅”概念演变为区域专名具有直接影响.     

本地域名称沿革主线探析

正一、四个概念辨析地域文化主概念的确定是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务。主概念的基础在于地域名称的沿革及其文化积淀。(一)地域文化学框架中的地域,并非指各时代的行政区划,而是指称国家之下的文化空间分布。它包含了汉文化的空间划分和各大少数民族文化如藏族文化、维吾尔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等的空间划分。中     

泰州城区街巷桥梁名称的文化审视

<正>地名是文化现象,文化有文野雅俗之别,这种区别只是文化类型不同,无所谓优劣高下。不过,怎样给地理实体取名,同一地理实体有若干个名称,人们常用的地名是什么,也就是选择的倾向怎样,却是个有意思的话题。泰州城区街巷的专名,以街巷中或紧邻街巷的寺观祠宇及其他大型建筑的名称为常见,如北山寺大街、关帝庙巷、彤华宫巷、坛场巷、义学街、鼓楼街、钟楼巷、河泊所巷等等。也有不少用街巷中的作     

东南方言地名“干”通名释义

中国东南地区"干"通名地名分布比较密集,这些地名分为实体名+干、姓氏/人名+干、方位+干、性状+干、地名+干共五类。古代文献地名中的"干"含有"边、厓"义,可泛指边际、边缘,也可以确指水边、山麓。历史上,苏南等地的北部吴语"干"曾经也是成词语素活跃在口语中。虽然宜兴等苏南地区表示"边缘、旁边"义的"干"已经退出方言口语交际场合,只固定在地名之中,但却为研究地名通名演变,研究词语更替提供了窗口和实例。     

论现代教学理论中的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形成于孔子的私学教育中,发展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其中“材”的指称主体是学〉-j者,而其指向要素则是学习者的智力水平、年龄特征、兴趣爱好和个性特征等。随着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现代教学理论中的因材施教,无论是“材”的指称主体还是其指向要素都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其中“材”的指称主体已由学习者扩展为学习者、教师、社区和学校教学条件,其中学习者的指向要素包括学习者的智力要素和非智力要素,教师的指向要素是指教师的素养,由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技能结构三部分构成,社区是指学校所在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学校教学条件的指向要素则是显性和隐性的教学条件。     

辽代“黑龙江”考释

本文认为,辽代"黑龙江"并非指今天的黑龙江及其支流松花江、嫩江,而是指辽代庆州境内的黑河,即今天内蒙古的查干木伦河。辽代"黑龙江"名称的出现既源于契丹社会的龙文化和黑龙崇拜,又与辽道宗的汉化倾向以及庆州黑河的地域特征相关。金元时期,"黑龙江"的指称范围东移至松花江和嫩江流域,同时随着达斡尔人的北走而扩展至今天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地区。明清时期,"黑龙江"的含义延伸至今整个黑龙江,并与松花江和嫩江明确区分。"黑龙江"名称的出现及迁移反映了黑龙江流域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和中原文明的紧密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