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礼佛,禁杀牲畜

中国古代帝王中,不少人颇有佛缘,女皇武则天便是其中一位。她一当上皇帝,便改尊佛教,将其地位置于道教之上。除划拨专款大修寺庙、大造佛像、大量翻译佛经外,还多次掀起全民崇佛的热潮。在强制性的全民崇佛运动中,有一道禁杀牲畜、禁捕鱼虾的命令,曾闹出了不少趣闻。     

敦煌契约文书所见民众佛教信仰

唐宋时期敦煌佛教在传播过程中逐渐世俗化,虽然僧人学有所宗,不同宗派佛教经典的译注、诠释有所不同,但民众所学所用却是无宗无派的世俗佛教。业报轮回、因果报应等原始佛教思想在为民众所知的同时,也改变了民众对生死的认知模式和日常生活方式,呈现了敦煌地区民众佛教信仰更真实、丰富的层面:一方面,民众重新审视生离死别,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积德行善等行为祈愿后世安乐;另一方面,佛教思想也对民众日常行为起到了一定约束和规范作用。     

魏晋南朝的禁碑与立碑

公元3世纪初,曹操禁止厚葬。属厚葬之制的墓前立碑,也在禁断之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禁碑”。碑禁导致了墓志的盛行,但是,公元3—6世纪每当皇权不振之际,士家大族往往擅自立碑,所以西晋、东晋、南齐、梁朝的君主又多次申饬碑禁。禁碑与立碑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那个时代皇权与士族、政令与习俗之间的矛盾。梁朝时,武帝好古尚文,朝廷大立碑石,吏民有所奏请,亦许私家立碑。梁朝的私家立碑在朝廷的管制之下盛行起来,化解了禁碑与立碑的冲突。隋朝明确规定依官品、名望听立碑碣,禁碑时代于是结束。     

傣族荤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建构

傣族民众自古就有杀生食肉的习俗。佛教传入以后,民众一方面沿袭了自己的饮食习惯,另一方面又信仰佛教。在这样的背景下,傣族民众通过另一种佛教戒律方式规避了佛教中不杀生不吃荤的矛盾,从而达到新的文化建构。     

论唐代的内供奉僧

内供奉僧滥觞于唐玄宗设置翰林院,从此始有僧人入内谓之翰林待诏,供奉朝廷。在唐代,把侍从皇帝左右的高僧大德习惯上称为"内供奉僧",似与把侍从皇帝左右的近臣称作"内供奉官"如出一辙。内供奉僧是佛教与唐朝政治结缘的产物,深刻反映了唐代皇权政治对佛教的某种需要。唐代内供奉僧出入禁省,或亲承顾问,或讲经化导,或斋戒诵经,或论难儒、道。他们还长期积极活动于宫禁之外,临坛度人,传扬经典,弘扬佛法。内供奉僧借助其特殊身份,为佛教在唐代的繁荣发展赢得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并为佛教在唐代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积极贡献。内供奉僧还在唐代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唐代政治领域到处留下了内供奉僧的身影。     

山西地方官与山西天主教

明末天主教传入山西时,山西地方官支持、帮助传教士在境内传教;清初山西地方官对天主教的政策与朝廷保持一致,但在禁教时期没有积极禁教,教禁解除后仍视之为邪教,抑制它的发展;1901年后,不得不实行护教政策;民国时期阎锡山支持教会在境内发展。     

佛教核心教义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已经历了整整两千年,已成为中国传统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不断适应中国土壤和环境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同时,对中国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佛教的教义。一种宗教,只有教义被大众广泛接受,改变了大众的思想甚至灵魂,才能广泛传播,影响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民众的信仰。佛教传人中土后,其教义中的普度众生与救世济民、轮回转世与天堂地狱、功德与功德转让等核心思想深深吸引了中国民众,对中国民众的信仰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民众的信仰内容、信仰方式和信仰手段,这也是佛教在中土广为传播并被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伦

宋代有个胡霆桂,胡霆桂在铅山县当主簿,官不大,县级办公室主任角色。有日,他接到了一桩案子,原告是媳妇,被告是婆婆,案由呢,是婆婆在家非法酿酒。酿酒而为非法,缘于朝廷颁布了禁酒令,“时私酿之禁甚严”。酿酒犯哪门子法呢？酿酒喝酒,是民众生活的自由,不准酿酒不准喝酒,岂不是国家干涉个人太深？现在或不理解,在古代却也是常例。史上盛世看来多,更多的却是贫世,大多时候大多数百姓温饱都难解决,国民饭都填不饱肚子,酒便是奢侈品。     

我国佛教寺院图书馆发展初探

我国佛教寺院图书馆对普通民众开放已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佛教寺院图书馆在普及大众文化,方便社区民众,为民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新产品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本文就我国佛教寺院图书馆发展状况作一简要论述,从中窥探港澳台与大陆、沿海与内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寺院图书馆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性。并通过比较对藏传佛教寺院图书馆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北宋初期定州佛教的盛行

北宋初期由于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佛事活动大兴,佛教达到空前繁荣。仅以定州为例,从现存佛教遗址、遗迹、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来看,北宋初期的定州城内应是伽蓝处处、浮图林立、僧侣成群、佛事频仍。本文对当时的盛况进行了综述。     

试析藏传佛教宁玛派在甘肃的传播与发展

公元8世纪的时候佛教密宗从印度传入吐蕃,这时并没有形成任何教派。经过9世纪的禁佛运动之后,佛教逐渐形成各种派别,而深入民间的佛教逐渐形成了藏传佛教宁玛派。当时吐蕃疆域不仅仅是青藏地区,还包括今甘肃藏族地区。本文从藏传佛教的传入开始,简单介绍宁玛派在甘肃地区的传入与发展情况。     

论清代的禁戏制度

本文梳理与清代戏曲政策相关的史料,认为清代官方实行差异化禁戏政策。禁戏并非是禁止一切戏曲活动,而是禁止不符合统治者意愿的内容。又因所涉及对象和区域不同,清朝在制定和执行禁戏政策过程中呈现出差异化特征。这种差异化禁戏政策一方面损害到"以戏为生"的民众生计,影响边疆戏曲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净化社会风气、安靖地方、稳固边防的作用。     

西藏珍宝

正大明永乐铜镏金烟墨天女像明朝永乐和宣德年间,在当时朝廷造办处制作了数量庞大、工艺精美的诸多佛教造像及其他法器,包括佛教乐器和供器,且源源不断地传入西藏境内。国内外佛教造像研究者普遍认为,西藏境内收藏的永乐和宣德年间制作的佛教器具基本属于明朝皇帝赏赐给西藏各大教派上师、法王的礼品。但在西藏喇     

从《洛阳伽蓝记》看北朝佛寺与地方文化

北朝佛教产生于北方各民族相互征战相互融合的时期,北朝佛寺文化在其产生之初便受到南方和西域佛寺文化的双重影响,具有开放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在其具体传播过程中为了使佛教教义更好的深入人心,佛教教义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开始了佛家的世俗化进程。在北魏时期,这种佛教的世俗化——禁咒、信仰、节日已经趋于完备,并对以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元明清时期的敦煌佛教

元明清时期的敦煌佛教虽趋衰微 ,但也有所发展 ,明代对敦煌无有效管理 ,其佛教发展几为空白 ,本文主要是探讨元、清两代敦煌佛教的发展情况及特点。元清两代 ,由于统治阶级热心倡佛 ,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发展 ,主要表现为继续在敦煌开凿、重修洞窟。由于佛教的发展 ,吸引了大批佛教信士来敦煌礼佛、进香许愿 ,做佛教功德 ,使敦煌佛教日益渗入中下层民众的生活 ,大大加深了其世俗化程度     

朴实无华罗汉像

罗汉是梵语Arhat的音译简称,意译有三种含义:一杀贼,意思是杀尽一切烦恼之贼:二应供,意思是接受人天供养;三不生,不再受轮回之苦。罗汉本为佛教小乘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在释迦牟尼佛的规劝和鼓励下,罗汉们纷纷回小向大,“住世不涅”,帮助维护大乘佛教,于是在大乘佛教里也有了他们新的地位和作为。罗汉的形象都是出家比丘相,头部无须发,身着袈裟,全身无任何装饰,或坐或立,栩栩如生,是藏传佛教各类造像中最为朴实     

唐代衣冠户再议

衣冠户是学界讨论唐代科举制与社会流动关系的重要论据。一般认为,衣冠户是唐后期对由进士出身的官员所在户的专称,享有普通官员户所未有的免役权。会昌五年赦文、乾符二年赦文中有关衣冠户的申禁,被作为这一论点的关键证据。从制度演进的角度重新检视,此申禁是朝廷面对地方官吏构成多样化和赋役体系变化情况,对既有优免制度的补充。衣冠户的主体,是执行优免法令时享有免役权的品官户。相关申禁的目的,是将任职官府、无正式官人身份的前进士纳入衣冠户的范围,而将其他来源的非官人身份的职员排除在外。衣冠户的申禁与社会流动之间关系不大。它的出现,确定了以户作为差役的征免单位,是宋代官户制度的源头。     

宋代市舶税利的抽收、分割与市舶本钱

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竭力将海外贸易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市舶抽解、禁榷、和买制度就是贯彻这一意图的有力工具。通过这些制度,宋朝统治者攫取了海外贸易的主要利润,并在各级官府之间进行再分配,不仅对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导致“市舶本钱”发生了重大变化。     

唐代丝绸两题

初唐的吐蕃应已织造丝绸,都兰出土物当含其产品。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地区,工艺美术品样貌常晚于汉地的同类,重要原因当为其统治集团喜爱早年受赐物的样貌,令工匠依样制作。唐代的丝绸外销屡遭禁断,合法的出关主要是马价绢和赐赠品。或因丝绸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到元代中叶,朝廷依然禁断其外销。     

秦始皇时代佛教已传人中国考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学术界多数认为是在汉明帝时,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有＂禁不得祠＂的记载,＂不得＂当为佛陀之音译,佛祠者即佛寺。始皇下令禁止,足见佛教在当时社会的普及。因此,我们应把佛教传入的时间修正为秦始皇时代。考古资料也证明,秦咸阳、汉长安地区与印、欧存在＂先丝路＂的交往,使佛教在秦始皇时代传入中国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