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日期辨正

伯希和的1909年北京之行,直接导致中国、日本狭义“敦煌学”的起源,因而在近代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有关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的各主要日期,包括他到达、离开北京的日期,及其在京重要活动的日期,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可信定论.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记录了两个日期,即北京学界于1909年9月4日公宴伯希和、伯希和于1909年9月11日离开北京,百余年来经常被当作确切日期引用,但显然与其他史实不符.本文在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涉及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的几个主要日期进行了考证和矫正,认为伯希和于1909年5月21日离开河内,应于1909年6月下旬或7月上旬抵达北京,于1909年10月4日参加北京学术界的公宴,应于1909年10月11日傍晚从前门站乘火车离开北京,最终于1909年10月24日回到法国巴黎.     

清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学界 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

伯希和于1909年访问北京期间,向京师一批学者展示其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北京学界随后公宴伯希和,达成今后影印、刊布法藏敦煌文献的口头协议。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11月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记录这次公宴时间为1909年9月4日。数十年来中外论著多采用此日期,但该日期明显有悖于其他相关史实。恽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记录了公宴之事,为确定公宴日期提供了另一个选择,但仍属于孤证。2012年12月刊布的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再次将公宴时间锁定在1909年10月4日,并提供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从而最终解决了公宴时间问题。本文对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讨论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前因后果,论证了公宴伯希和日期为1909年10月4日的正确性,揭示了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在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研究中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

敦煌藏经洞的开窟、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敦煌学的诞生,已经一百多年了。我国西域与敦煌历史文物和文献的外流,也有一百多年了。在西方和日本的科考、探险、考古学家们劫掠敦煌西域文物的狂潮中,法国探险家、语史学家、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的西域探险,则颇为引入注目。本文试对伯希和西域探险团在我国新疆和甘肃各站,尤其是在敦煌从事考察和劫掠文物的史事,略作钩沉。     

基辛格1971年北京之行

1971年7月、10月,基辛格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两次赴华与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秘密会谈。基辛格北京之行的目的,在于就一系列国际和双边问题与中国形成谅解和共识,打下中美两国信任关系的基础,筹备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