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校议

《敦煌变文集》卷五有《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一文,系由向达先生校录。校记云:“原卷编号为伯3803。”按:原卷首题“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末题“仁王般若经抄”,文中有“适来都讲所唱经题,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序品弟一者”之语,并演绎了经文的部分内容,可见这是一篇演绎《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讲经文,原卷的首题,大概是根据讲经的时间和地点命名的。原卷用章草书,一些字颇难辨识。向达先生在四十年代初就校录过此文,后来发表于《国学季刊》第六卷第四号;收录于《敦煌变文集》卷五的这个校录本,是向氏第二次校录此文。这两个校录本相比,后者的准确性相对     

《敦煌写本<太公家教>残片拾遗》补

关于敦煌文献中的《太公家教》残片的辨识,笔者有《敦煌写本<太公家教>残片拾遗》一文发表,该文以《俄藏敦煌文献》为重点调查对象,认定了《太公家教》写卷8件.此后笔者在调查《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甘肃藏敦煌文献》等敦煌文献时又认定了《太公家教》写卷6件,另有《俄藏敦煌文献》之Дх3111号和Дх4251号2件,本文即对这8件藏品略作介绍,并就其与已认定的《太公家教》写卷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恪法师第一抄》考评

敦煌古籍《恪法师第一抄》写于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是"□恪"的弟子或信徒记录乃师讲经的笔记。内容方面,它可能属于唯识宗文献,或至少与唯识宗存在某种渊源。书法方面,它承袭智永《真草千字文》之草法,对我们深入认识唐代书法,特别是草书的发展历程极有意义。     

甘藏西夏文《佛说解百生冤结陀罗尼经》考释

《中国藏西夏文献》刊布了两件题名为《佛说百寿怨结解陀罗尼经》的佛教文献残卷,经考证,这一佛经实际应该定名为《佛说解百生冤结陀罗尼经》。这两件残卷原本是同一纸文献断裂后而形成的两部分,可以缀合并拼接成一部完整的经文。这部西夏文《佛说解百生冤结陀罗尼经》与今天所见嘉兴藏汉文本《佛说解百生冤结陀罗尼经》的陀罗尼存在着差别。     

敦煌唐写本《刘子》新识

《刘子集校合编》收录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刘子》写卷共8件.但这一搜集数量并不完备,经统计相关写卷可达12件之多.本文在俄藏敦煌文献中又新辨识、比定出《刘子》写卷1件,并指出该唐写本不仅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而且能够与同类中、英公私所藏敦煌写卷进行缀合.     

从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的观音经卷看吐蕃观音信仰

根据《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藏文文献》记载,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中有十六篇有关观音的经文.这些经文中有显宗经文,也有密宗陀罗尼明咒文,有些经文名称与藏文《大藏经》中的藏文佛经的名称完全相同.此文通过对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的观音经卷内容分析比较,探讨吐蕃观音信仰形态特征.     

敦煌本"庄严文"初探——唐代佛教仪式上的表白对敦煌变文的影响

前言 在研究界里,法会仪式和讲唱文学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引起了前辈学者们的注意,在敦煌文献被发现不久就开始研究了.最早入手的是罗振玉氏,罗氏在<敦煌零拾>(1924)一书里,用"佛由"的名称来介绍了他所藏的三种讲唱文学作品,即现在所谓的<维摩经讲经文>、<降魔变文>、<欢喜国王缘>,然后其跋文里把这些作品视为宋代说话四家之中佛经演说的"讲经"源流;其次有向达的<唐代俗讲考> ①,这篇论文里,向氏第一次谈到了"俗讲"一词,并论及敦煌变文与俗讲仪式的关系,还提及了押座文在仪式上的功能及其与变文之间的关系.另外,孙楷第<唐代俗讲经轨范与其本之体裁> ②,泽田瑞穗<支那唱导文学的生成> ③等论文里更加深入探讨了仪式在俗文学演变史之中的地位.     

佛教东传早期的佛名经——《北凉神玺三年宝贤写千佛名号》与汉译《贤劫经》

佛名崇拜是佛教史上的一个与礼忏密切相关的重要现象。此文就一件曾被认定为《贤劫经》系统的北凉时期由沙门宝贤抄写于高昌的纪年佛名写本,通读其发愿题记全文,讨论其经文内容、形式及语言风格,在与传世佛典(如竺法护译《贤劫经》千佛名)进行文字比勘的基础上,推论该写本所属系统的本名,建议目前应本慎重态度,可以暂且将该写本残篇称为"北凉神玺三年宝贤写千佛名号"。此外,文章认为,对该写本出自敦煌的说法应该持审慎的态度。     

几件敦煌写本《论语》白文残卷缀合研究

敦煌写本《论语》在敦煌儒家经典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俄藏敦煌文献》的刊布,给我们的研究增添了丰富的新资料,其中《论语》白文写卷也有发现。经判定,能与较早公布的英藏中的《论语》白文相互拼接。本文拟对几件相关写卷进行缀合、校释,并作初步的研究。     

五代、宋时的室内家具“脚踏”考——由敦煌文献《什物历》中的“踏床”谈起

晚唐、五代、宋时期,敦煌文献《什物历》中的"踏床"不是当时敦煌民众对"榻床"的俗称,它应当是指垂足坐时供人们承足所用的脚踏或脚凳。隋唐时期,善跏趺坐成为敦煌石窟中弥勒造像的基本身姿,这一时期敦煌石窟壁画中出现的弥勒佛或菩萨垂足而坐、双足所踩的莲花踏的形象,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中记载的"承足床"的功能一样,也可以被认为是脚踏。五代、宋时期,以方形或长方形较为常见的室内家具——脚踏在民间流行开来,并成为后世官吏、文人和皇家身份的一种体现。     

九、十世纪的通俗讲经和敦煌

由敦煌文献的统计来看,有关讲唱文艺的作品的数量,在九、十世纪的写本中突然明显地增加了,比如,故事略要本、讲唱体写本大概都集中在10世纪的文书里.在此笔者将探讨发生这种情况的理由.笔者认为,讲唱文艺的发展与唐代佛教的演变有一定关系,唐代的通俗讲经等讲唱,可能是在安史之乱后开始的佛教通俗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敦煌以外的文献记载里能够看到的通俗讲经的记载都集中在九世纪中期.这样一来,敦煌与中原的佛教界似有几十年的时差.这点与敦煌地区的政治历史背景有一定关系,因为敦煌与中原之间有两次(787-848年、905-914年)交流中断的时代.笔者在本文里,把这些敦煌的历史、地区的佛教特征以及民间佛教活动结合起来考虑,来探讨故事略要本、讲唱体等文献的产生问题.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裱补纸缀合示例

敦煌写卷中的裱补纸是古代文书修复的真实反映,也是敦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为考察中心,对四组社会经济文献裱补纸进行缀合,纠正了前人校录部分写卷时的疏误,同时从文献性质、抄写年代、文书定名等方面对各组文书加以研究。这些缀合工作对提高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质量大有助益,也进一步证明藏经洞与道真及其团队收集古坏经文修补佛典的活动关系密切。     

敦煌古灵宝经《洞玄本行经》版本结构论考

敦煌写本《太上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属于一部已佚古灵宝经残卷,对于研究古灵宝经经教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有学者提出该经绝大部分经文并非古灵宝经原有的内容,而是由南朝中后期道教中人续写而成的。本文考察了该经的版本结构及其流传,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晋宋时代旧本"和"南朝中后期本子"的分别。至于敦煌写本以及南北朝至唐宋时期多种典籍所作的征引,均应看成是该经在东晋末年创作之初就有的内容。     

敦煌吐鲁番道经残卷拾遗

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一书是集大成的敦煌道教文献目录,但仍有部分敦煌道经写卷该书失收。后来虽有一些学者做了补充,但仍未补全,且有些定名和缀合也有问题。此文收集了前人未发现或未正确定名、缀合的三十余件敦煌吐鲁番道经残卷,并分别做了定名、缀合和简要描述,并着重对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吐鲁番佚道经残片的宗教思想做了考证。     

敦煌写卷《妙法莲华经玄赞》研究

《妙法莲华经玄赞》是《妙法莲华经》注疏之一,敦煌遗书中存有汉文《妙法莲华经玄赞》写卷及相关钞、疏、义决、科判、讲经文等文献约70余号。通过对题跋、钤印、书法、修复、内容及版本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发现敦煌遗书中有一批包括《妙法莲华经玄赞》在内的唯识宗草书写卷,书法风格极为相似,应与曾在长安西明寺参访研求的大德昙旷存在紧密联系。《妙法莲华经玄赞》曾对中国北方地区《妙法莲华经》的研习和传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中原与西域佛教交流的有力见证。然而,随着唯识宗的衰落,敦煌地区的唯识宗传承和草书技艺均出现断层。北方地区,《妙法莲华经玄赞》文本在元代时仍被著录和使用,而南方地区可能在两宋之际即已佚失。     

生天:《弥勒变》、《天请问变》的流行与对应——敦煌吐蕃时期经变对应问题研究之一

敦煌吐蕃时期壁画中经变的对应,是解读洞窟壁画配置及思想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对该时期最常见、最稳定的三对经变之一《弥勒变》、《天请问变》的流行和对应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两个结论:①在敦煌信众眼中,吐蕃时期《弥勒变》和《天请问变》的对应主要是兜率天、忉利天的对应,它们实际上都表达了生天思想;②唯识学巨擘玄奘及其弟子在翻译、注疏《天请问经》时宣扬了生天思想,唯识学在敦煌的传播推动了盛唐末至吐蕃、归义军时期《天请问变》的流行以及与《弥勒变》稳定的对应。     

敦煌写本变文、讲经文作品创作时间汇考——兼及转变与俗讲问题(续完)

讲经文为俗讲之本,已成六十年来海内外敦煌俗文学研究方家之定论。然由于以前资料所限,以及有些学者的先入之见,往往把俗讲与转变混在一起,因而把讲经文与变文混在一起,或言讲经文、变文都乃俗讲之本,且变文起于俗讲讲经文之后,为讲经文之庶出,因此,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考察一下讲经文之创作时代及俗讲流行的情况。敦煌所出卷子,国内外方家已成定论为讲经文中之时代可考者,有以下多篇。     

敦煌文学的传播方式

敦煌文学以讲诵、演唱、传抄为其基本传播方式。讲经文、变文、因缘、俗赋、话本等以讲诵为主,一些文人诗也通过讲诵传播;曲子词、佛曲、民间俗曲等通过歌唱的方式传播。同一篇作品在敦煌写本中有大量的复本,是其通过抄写传播的标志之一;同时,一些抄本工整规范,校勘认真,就是写本时代的"书籍",是作为标准范本而流传的。     

洛阳惊现大秦景教碑

在2006年5月,洛阳李楼乡出土了一件唐代元和九年(814)十二月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经幢底部已残损,但大部完好。经幢上所刻经文,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按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后,曾出土景教经典《志玄安乐经》和《大秦景教宣元本经》两件,为天津大藏书家李盛铎所得,此两件景教经典,学术界至为重视。     

应县木塔秘藏中的辽代讲经文

应县木塔秘藏中的俗文学资料种类较多,有讲经文、变文和小说等,木塔秘藏中的辽代讲经文和变文与敦煌讲经文和变文有许多相同之处,均属于讲唱体裁。与敦煌讲经文和变文相比,应县木塔秘藏中的讲经文和变文内容表现出总括性的特点,篇幅较短;而敦煌讲经文和变文的内容则具有具体入微的特点,篇幅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