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9年宝贤写卷即东晋昙无兰抄略《千佛名号》考——兼论5世纪前的古法唱导与佛名抄略本的关系

本文首次公布安徽博物院藏399年宝贤写卷的完整录文,并通过对比宝贤写卷与昙无兰《〈千佛名号〉序》中的记载,证明其真实身份很可能就是东晋昙无兰抄略自《贤劫经》的《千佛名号》(或称《贤劫千佛名经》)残卷,而该文献此前久已失佚。文中进一步推测,作为现存最早的抄略类佛名文本,写卷(即《千佛名号》)制作最初可能是基于唱导古法(即5世纪之前的唱导作法)的仪式实践需求——古法唱导中的两个主要仪式程序,可能分别催生了佛名和因缘譬喻故事两类抄略本,二者在古法唱导仪式中可能存在伴生关系。同时,这件写卷不仅为研究古法唱导提供了首件实物例证,也有助于理解5世纪前中国佛教八关斋日的仪式活动实践。     

从香火戏到赞神歌——近代太湖渔民仪式文艺的嬗变

香火戏普遍流行于洪泽湖、微山湖两地渔民的日常生活中。清代后期江南地区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人口锐减,加上北方黄河泛滥,水灾连年,大量苏北渔民沿大运河迁入太湖流域,带来了香火戏。古代吴地巫风盛行,在太湖流域形成了较多的仪式剧与劝善类讲唱,它们广受江南土著的青睐。南北渔民的混居,使得江南地区的神歌取代了北方香火戏的"唐六本",形成了近代太湖渔民独特的香火戏变种——赞神歌。对太湖渔民的赞神歌源流、曲艺变迁、仪式文本等进行多角度解析,是进一步研究太湖流域渔民文艺的重要途径,借此可一窥南北水上居民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敦煌俗文学作品中的骈俪文风

敦煌俗文学作品中的骈俪文风邵文实敦煌俗文学包含内容极广,变文、讲经文、民间故事赋文、话本、词文等均属其类。它们中许多采用的是散韵相合的形式,往往是先以散文叙述一段故事,再以韵文唱衍补缀,很具特色。笔者在阅读王重民等先生所辑《敦煌变文集》以及敦煌遗书中...     

法照《鹿儿赞文》考

在敦煌文献里,有佚名的S.1441v、善惠的S.1973两个抄本,内容是关于佛教九色鹿故事的。将它们与其它相关文献仔细比较,可以清楚地见出:从文本关系来说,其源流是吴支谦译《佛说九色鹿经》+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五→法照《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鹿儿赞文》→S.1441v、S.1973。从主题上来说,虽然法照的仪赞本和敦煌抄本都属于大乘净土宗,但是,这三个文本除了在观音信仰上一致外,仪赞本突出的是发菩提心,S.1441v突出的是忍辱,S.1973突出的是报恩背恩的佛教伦理。赞文诸本内部之间各异其趣。     

关陇庙会礼仪论

关陇地区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民众素有循礼遵规、崇尚古德的文化传统。关陇庙会祭祀祈福,讲求礼仪,可谓关陇民众信仰性日常生活方式的聚焦式表现。敬畏是礼的基本要义。求雨、祈福、祈丰收、纪念历史名人,庙会祭祀表达了人们的敬畏之礼。庙会中的乐善好施作为一种精神品质,是道德修养上的一种升华,体现了广大信众的礼乐情怀。庙会讲唱从人生礼俗的层面,表达了劝善爱亲、遵礼讲孝的内容,是礼乐文化的民间化、生活化的形象展示。     

榆林窟第19窟目连变相与《目连变文》

榆林窟第19窟前室甬道北壁描绘了一铺目连变相,它虽然根据《目连变》创作而成,但是从画面的表现形式以及所在壁面位置来看,它不适合直接配合变讲唱。该铺目连变相的描绘,一方面与同一甬道南壁的六道轮回变相构成呼应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对《目连变》中目连守孝情节等的刻画,表现了目连救母故事中所蕴含的深刻孝道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了体现了儒、佛思想合流的总体趋势。     

也谈敦煌讲唱辞的音乐渊源

《敦煌学辑刊》创刊号上,刊载了牛龙菲同志《中国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的来源》一文。文章从讲唱文体起源辞赋,梵文经偈与楚汉辞赋异质同构,中国佛教偈赞实系楚汉之声,变文即“谈辩”之文、源于纵横风气影响下的楚汉辞赋——四方面,论证敦煌讲唱文源于楚汉辞赋。文章引证丰富,观点新颖,但其中也颇有可商之外。兹就第三方面——敦煌讲唱辞的音乐来源方面提出一些质疑。     

图文并茂,借图述事——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渊源探论之一

河西宝卷是活在民间的敦煌文学,与敦煌变文在宣讲内容、讲唱形式上有密切关联.讲唱变文时,变文变相结合,图文并茂,借图述事的形式,在后世讲唱叙事文本中,诸如元杂剧、明清小说和河西宝卷中均可看到其影响存留之迹.研讨河西宝卷与变文渊源关系应予特别关注.     

甘博藏敦煌绢画《报父母恩重经变》内容新探

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绢画北宋淳化二年(991)《报父母恩重经变》,自上而下绘出过去七佛、弥勒降生于转轮王国、报父母恩重经变和比丘尼戒行的邈真并題赞.画面上关于七宝中的珠宝、藏宝、马宝的榜书有误.施主制作此画的目的是为了歌颂和纪念比丘尼戒行.     

宝卷研究的重要成果——读《中国宝卷总目》《中国宝卷研究论集》

宝卷是承袭唐代的佛教俗讲传统,经宋至元末明初,逐渐演变而形成为一种广泛流传于寺院和民间的说唱文学,至清盛极而衰,其内容主要是宣讲佛道经书和劝善故事,也包括了大量世俗内容的民间传说,具有很强的宗教性和广泛的群众性。宝卷的宣讲活动和宝卷的辗转传抄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我国一些地区(如江浙和甘肃)盛行。学界一般把宝卷看作是俗文学或民间文学。     

九、十世纪的通俗讲经和敦煌

由敦煌文献的统计来看,有关讲唱文艺的作品的数量,在九、十世纪的写本中突然明显地增加了,比如,故事略要本、讲唱体写本大概都集中在10世纪的文书里.在此笔者将探讨发生这种情况的理由.笔者认为,讲唱文艺的发展与唐代佛教的演变有一定关系,唐代的通俗讲经等讲唱,可能是在安史之乱后开始的佛教通俗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敦煌以外的文献记载里能够看到的通俗讲经的记载都集中在九世纪中期.这样一来,敦煌与中原的佛教界似有几十年的时差.这点与敦煌地区的政治历史背景有一定关系,因为敦煌与中原之间有两次(787-848年、905-914年)交流中断的时代.笔者在本文里,把这些敦煌的历史、地区的佛教特征以及民间佛教活动结合起来考虑,来探讨故事略要本、讲唱体等文献的产生问题.     

宋代劝农文的价值

劝农文,又称劝民文,还有劝耕文、劝种麦文、劳农文等当也属劝农文性质或范围。宋代的劝农文,内容实在,颇有价值。在农业生产上,改善种植结构,提高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劝民多样种植,精耕细作,兴修水利,保护牛耕;在民间关系上,突出传统德治,强化基层社会的治理,劝民孝义为本,共趋礼治,息讼无诉,和谐人际关系;在农村治安上,从源头治理走私茶盐,遏制盗贼形成,劝民守法毋犯,粜济扶困,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此外,还劝农因地制宜,发展沿海、边远、山地等特殊区域的农业。这些内容涉及传统社会的农业、农民、农村的基本问题,应有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     

北魏太安元年张永造像考释

张永造像是北魏武帝灭佛后的最早单体造像之一,是在《法华经》思想影响下的弥勒造像。主尊弥勒,与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组合,反映了5世纪北方影响最大的"三世佛"思想;佛像背面雕刻佛传、本生等故事图像,内容选取以北魏所倡导的"孝"道精神为准则。造像沿袭了犍陀罗晚期佛像表现形式,是北魏中期中亚与我国北方的宗教艺术交流的案例。     

《佛说盂兰盆经》与《目连救母变文》

敦煌变文中有关目连救母内容的有十余卷,均据相传为西晋月氏三藏法师竺法护译的《佛说盂兰盆经》(以下简称《盂兰盆经》)演绎而成。在此,笔者试将《目连救母变文》与《盂兰盆经》略作比较,旁涉它篇,以探求该变文的演绎情况和它的民族化、世俗化等问题。一《目连救母变文》是一篇讲唱佛经故事的变文,它虽然是按《盂兰盆经》演绎而成,但并没有拘守于《盂兰盆经》所表述的内容范围和结构层次,作者根据变文本身的需要,对经文内容作了大胆的删节、改编和调整。     

陇山地区宋金砖室墓述议

宋金时期陇山地区流行仿木结构砖室墓,墓室砖雕内容有孝子故事、家居活动与动植物等,在墓葬形制、砖雕装饰与丧葬习俗方面与其他地区既有相似性,又有地域特点。部分砖雕的异域风格表现了宋金时期陇山地区居民在墓葬文化上的兼容并包。陇山地区的宋金砖墓为研究本地区宋金时期丧葬文化特点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地域文化特征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仪式象征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以鲁西南丧葬纸扎为例

纸扎是中国传统丧葬仪式中常见的一种乡民艺术,与礼仪、祭祀活动密切相连。鲁西南地区素来重视丧葬礼仪,仪式中的纸扎品类丰富、制作精美。通过对一场鲁西南乡村三周年仪式的田野调查,将纸扎置于丧葬仪式这一乡民生活场景中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纸扎与丧葬礼俗的依存关系,具体而微地呈现纸扎引发的村落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展演与互动。     

丧葬仪式、信仰与村落关系构建

围绕着丧葬信仰与仪式展开的人际互助关系,搭建了孝子孝女、围观者与当事人以及生者与亡人之间的隐秘关联,并调整、重塑和涵化着相互之间的关系。丧葬仪式在沟通家庭、宗族、村落关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一种本质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与核心联结起来,并借力邻里互助习俗进一步整合地缘联系的互馈机制。通过人情交流,丧葬仪式及其有关信仰有助于抚慰死者亲属,并使其在集体活动中获得和谐亲密的人际关系。     

浅析对孔子丧葬观认识的偏差及其原因

接要孔子的丧葬主张是"葬之以礼"即依照与死者社会地位相当的丧葬规格之礼葬之;并且认为对死者的追思与哀悼比丧葬的奢华更加重要.而且,"死,事之以礼"是"孝"的延续,生前更应当"生,事之以礼"。在父母长辈活着的时候"敬而不违,劳而不怨"比死后"破家厚葬"更能体现"孝",所以孔子认为家贫难以成礼的话可以权宜。而由于孔子后学关于丧葬的学说、汉儒之学主张"厚葬"的孝道观等种种原因,后世对孔子的丧葬观认识产生了偏差,才有了"孔子主张厚葬"的误解.     

论吴越丧葬文化的改革与对策--以浙江省为例

吴越丧葬习俗既是中华民族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具有自己地方特色的具体存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管是墓葬的形制、葬法葬式、仪式过程,还是通过墓葬或仪式表达出来的信仰形态和内容,或者是融入了自身环境形态的风水观念,都与其他区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我们感受到丧葬文化的区域性,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化,也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吴越丧葬习俗的改变在国家殡葬改革大趋势前提下,必须针对这一地区存在的具体文化形态,否则,将事倍功半或失去意义.……     

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答朱绿梅

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上,我提交了《中国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的来源——且谈变文之“变”》一篇论文。我的论文论及释门佛徒唱导化俗所用之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原本自楚、汉“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的辞赋。此外,也谈及“楚汉‘辞赋’是梵文‘经偈’异质同构的对应形式”;“中国佛教之‘偈赞’,名为‘梵呗’实系楚汉之声”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