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和现代性——韩国现代化的另一种观点

本文以韩国为例,说明:一、现代化是一个以起源于西方的向外发散的国际上的文化传播过程和面对这种冲击每一个社会必然采取应变过程的双向运动;二、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非西方现代化社会的现代性,而现代性是传统因素、殖民遗产和现代因素本土化的一种混合体;三、由于现代性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因此在非西方的现代化国家,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实现知识的进一步理性化是一项重要任务。     

日本新感觉派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日本新感觉派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强调主观感觉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它诞生之初,就在日本文坛掀起轩然大波,论争主要围绕新感觉派的创作方法展开。日本新感觉派对中国文学创作产生过两次影响,第一次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他们较多从文体和创作技法上吸收;第二次是80年代贾平凹、莫言和余华等人的创作,巧妙汲取日本新感觉派的风韵,化入到作品肌髓。     

对萨特自由理论的一点思考

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萨特的存在主义哲这,特别是他的自由理论,无疑是最有影响的重要理论之一。近年来,我国的一些人在没有必要的理性承受能力的情况下,不自觉地为一些表面的东西所迷惑,乃至使这种在六十年代末期已经在西方趋于消退的哲学理论,成为我国八十年代以来的一种社会时髦。为此,本文试图     

疯癫的情感论——存在论视域下新时期小说中的疯癫形象

疯癫作为一种理性异化状态,往往被认为一种非理性。然而贴近疯人的生存,会发现他们生存空间中往往匮乏了一个要素,这就是情感。在存在论上,人们总是最源初地依寓于一种情感,而存在状态往往首当其冲地受制于情感。与疯癫直接照面的,不是理性而是情感。情感,是疯癫之所以成为疯癫的导火索,也是疯癫焕然恢复常态的引线。     

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记录

超现实主义对人内心世界的梦幻有极大的兴趣,他们将梦幻记录作为自己的重要创作创作手法,想通过一种精神上的变革改变现实和人生,这种精神上的变革就是发掘无意识与非理性在全面认识人以及使人获得自由过程中的作用,梦幻记录是对超现实主义自动写作的一种延续。     

中世纪盛期西方理性主义的盛行及其意义

在信仰至上的西方中世纪时代 ,理性主义不仅一直存在 ,而且从弱到强 ,并最终导致普遍理性在中世纪盛期的确立与盛行。同时 ,一股追求个体的自主的理性的潜流也逐渐萌生。而 1 3— 1 4世纪的拉丁阿维罗伊主义、新奥古斯丁主义以及经验科学精神作为一股日益强大的思想潮流不仅导致理性与信仰的分离 ,为某种程度的思想自由和个体的自主的理性发展打开了一条通道 ,而且还使重视观察、实验和数学的近代科学精神得以孕育 ,从而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提供了思想来源。     

从“摒秦”论看董仲舒历史时间观的对立与统一

董仲舒生活在皇权兴起的西汉,大体同时代的罗马三大史学家也生活在皇权兴起的历史环境中。四位思想家都注重通过分析历史时间来理解当下政治情形,并且都在各自的史学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东西方历史时间观的形成有奠基性作用。董仲舒的历史时间观与罗马截然不同,以当代史学理念观照,其思想可被看作一个史学特例。其特殊性的最突出表现是关于秦朝的记述存在矛盾。董仲舒的历史时间分为两个系统,秦朝在两个系统中分别显现为"存在"与"不存在"的性质。这一矛盾源于其历史时间观中形而下的自然时间与形而上的意义化时间的对立,由此表现出一种历史时间观的分裂。这种对立与分裂是中国古代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自然理性相合的产物,在思想和逻辑层面实则具有一定的统一性。     

施蛰存新诗研究述评

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主要以新感觉派小说闻名于文坛,长期以来他的小说成为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而他作为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倡导者,身体力行创作新诗、发表诗论、培养新诗人,为现代派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诗对当时及后来的诗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几十年来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其新诗,然而对其研究的发展过程和现状却缺少综合的描述。本文力图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施蛰存新诗研究情况做综合全面的梳理和评述。     

中国的"村上春树热"

中国当代文学受到市场经济和西方现代派的双重影响呈多元化的走向。日本纯文学作家村上春树的创作准确地反映了当今社会,特别是生活在繁华都市的青年人的精神世界。村上作品的出现不仅给日本文坛带来震撼,也给多元化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其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特别是西化的思想性引起了当代中国年轻一代的共鸣。中国的“村上春树热”现象说明中国的当代文学已日趋接近西方现代艺术的潮流,同时也向中国作家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的作家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创作出既受读者欢迎,又有高度艺术性的文学作品。     

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以刘师培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为例

清朝末年,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的说法颇为流行,博得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知名学者与思想家的推崇。作为国粹派的主将,刘师培能够接受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的影响,承认以华夏族为代表的中国人种、文明自西方巴比伦而来,显然基于多方面因素。政治上,此说有助于作为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刘师培以及国粹派中人实现他们排满复汉的奋斗目标。学术上,此说与他们“借西学证明中学”,从而使国粹获得一种相对普遍的价值的主张相吻合。究其实,这反映出他们的一种两全心态——保持民族特性的同时获得国际认同。不过,两全心态同时也带来了两难困境。因为在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紧张关系,不易两全。刘师培等人1907年后放弃此说,就在于他们无力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     

历史理性的重建——奥特迦·伽赛特历史体系观散论(续)

(六) 奥特迦对于集体总是怀有一种深刻的疑惧。他认为个人与集体不同,越是个人的活动(如爱情、友谊)就越有理性,越是社会的(如习俗、政治)就越缺乏理性。前者是个人作为有理性的、负责任的个人之间的自由关系,后者则是非理性的、非个人的强制关系。勿宁说,集体是个人的堕落。个人与集体(el hombre y la gente)之间总是     

现代日中文坛上的“新感觉派”

“新感觉派”在二十年代中期登上日本文坛。横光利一、川端康成、中河与一等人,以其全新的创作理论与实践,成为这一派的中坚。他们生活在“更新的词汇、诗和节奏的感觉中”,以描写人主观上内在和外在的感觉为其文学特征。“新感觉派”文学是当时危机深重,风起云涌的日本社会现实的产物;是一部分意识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崩溃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迷惘不安的哀吟。一九二七年,这个仅存二、三年的文学流派,在无     

论沃勒斯坦的现代化思想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打破了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主流学派———经典现代化理论与非主流学派———依附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具有“融合性”的特征。这种“融合”主要表现在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的矛盾态度上:一方面,他吸收、借用非主流派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模型,对资本主义进行激烈地批判,并努力构想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体系来取而代之;另一方面,他又论证了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不可避免性,从而与主流派达成了共识。但融合的尝试只成功了一半,由于其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片面理解和不适当的否定,沃勒斯坦在重建现代性时陷进重重矛盾,最终步入历史悲观主义、怀疑论的误区。     

"析取"与"拔夺"--论中西文化之争中析取派的文化观

自近代以降．中国思想界的中西文化之争不绝于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就是一部如何阐释中西文化的历史。表面上看,这似乎仅亿关系文化问题,其实,隐藏在这种文化论争之后的是一个远远超出一般学术意义的更根本的问题：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一为解决中西文化的冲突,调适二者的关系,近代以来人们所持的态度一般可概括为三种：即复古派、西化派和折中派。在这三种路径中,复古派虽时有张目,但其基本趋势是逐步走向式微,而西化派与折中派的消长则占据了中西文化冲突的主要阵地。     

野间宏的“全体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日本战后派文学之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恰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它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不解之缘。战后派的开山祖野间宏,以《阴暗的图画》为起点的创作生涯,浸透了现代主义的情绪。他幼年接受佛教思想,是法国象征主义、纪德把他引入文学之门,在创作实践中,他选择地接受了乔伊斯、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手法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受过马克     

近代西方旧历史观的理性化过程及其悖论

<正>社会历史是由什么决定的?不同的回答,阐释了不同的历史观。随着启蒙思潮的深入,近代西方世界站在旧哲学的基础上,通过对中世纪"君权神授"历史观的理性化颠倒,产生了近代历史观(本文称之为旧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以抽象人性论为理论根基,把社会理解为孤立个人的集合体。因此,旧历史观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个人自由与社会权力的关系问题,并进而形成几种理论表达形式:一是英法思想家以"祛魅"(对非理性的祛除)的方式对世界进行理性分     

评“分析马克思主义”及其《新论》

分析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发展形式,是西方分析哲学、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产物。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这种新的现象有着自身的特点;《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是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最新力作,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同时也存在着某些问题和不足。对于这种新现象及《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一书中存在的理论问题的剖析,有利于我们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     

谈刘家和先生对中西理性结构问题的思考——读《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札记

本文以刘家和先生新近出版的《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为中心,结合以往相关研究,从学术史和内在路径两个方面对刘先生关于中西理性结构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刘先生以回应黑格尔等西方学者的理性说为切入点,在深入考察中外历史、史学和理性思维产生过程的基础上,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提出了理性认识的途径多种多样且各文明之理性结构也存在明显差异的重要论断。刘先生认为,在永恒不变的存在中把握真理的逻辑理性在西方居于主导地位,而在事物的运动变化中把握真理的历史理性则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这两种理性以及两种理性结构之间是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交集关系,不仅可以平等对话和相互理解,也能够相互借鉴和相互补充。     

简析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重构

随着经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全球化"这一概念已经深入地走向了我们的生活,而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使得西方价值观来势汹猛地向全球扩散,各种思想也呈百花齐放之势,而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反思,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全球化思想的言论也同期出现,并迅速向全球扩散。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具有绝对权威性,世界本身就具有多种面貌,所有的有关世界历史的表述都不过是表现了其中的一个方面,所以任何一种理论想要统一全球化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都只是一种概念性存在。这也就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历史叙述者都是按照自己的一种形式、结构来构建的世界历史。可以看到,笔者在描述多样性的世界历史时,把表现历史的权利公平化、分散化了,这也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保持的理性态度。     

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鏖战——1950～1960年代的台港文化思潮及其学术走向

纵览1950~1960年代台港地区的各种人文思潮,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为民族本位文化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和现代新儒学思潮。此三种思潮,各有运作的主体和目标,其所触及的主题,既承袭了大陆现代思想文化界争端的某些余绪,复反映出新的历史特征,其内涵往往互呈纠结或冲突之状,由此引发了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激进主义的长期论战。理性地看,论战双方的理念虽势同水火,其实都包含着现代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要素,只是表现上,未免各执一端。而两者在碰撞中展现的张力和得失,不但直接影响到台港地区的学术走向,也为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可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