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的空间化:以深圳传媒产业为例的社会地理网络研究

经济社会学对于经济活动所根植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揭示,引发了网络思想的普遍关注。本文从经济社会学与文化经济地理学相结合的跨学科视角,探讨如何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将文化经济活动的地域关系网络可视化,提出"社会地理网络"的概念。论文以深圳传媒产业"大事记"作为数据来源,详细叙述了如何将影响深圳传媒产业发展历程的社会地理关系网络可视化的方法,揭示了传媒产业"社会地理网络"的存在;初步说明了社会地理网络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和政策含义。     

"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近500年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处于急遽的历史变动进程之中,探寻转型与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内在奥秘自然成为社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与方向。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共同主办的“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即围绕近50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动主题,在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变迁、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城市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结构变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力图再现50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图景,并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提供历史借鉴。     

民族视角下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时空间行为转向

全球化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内部以不同种族、民族为代表的多元社会群体，因其社会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不同而存在诸多差异，群体间的空间分异与融合正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科学问题。本研究梳理了基于居住空间的国内外种族/民族社会空间研究，指出，在城市研究移动性转向的背景下，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正在突破传统的静态居住空间研究的局限而出现移动性转向，且在群体间行为差异、活动空间的种族/民族分异测度、少数族裔可达性劣势和混合地理学方法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了民族视角的社会空间分异时空间行为研究框架，以期为理解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解读民族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空间融合提供新的视角。     

西方社会空间视角下的郊区化研究及其启示

作为一种分散型城市化,郊区化始于20世纪20年代,盛于二战后的发达国家。西方早期的郊区化研究主要集中在郊区化的发展浪潮,郊区化的界定方法、发展机制、后果和政府调控等方面,90年代所提出的"新郊区化"概念将郊区化与边缘城市、郊区次级就业中心的发展联系在一起。21世纪以来,社会空间成为西方郊区化研究者最关注的话题。本文基于近年西方学者关于郊区化研究的最新文献,从郊区化与居住空间重构、郊区化与住房选择和分异、郊区化与居民通勤行为、郊区化与居民生活空间、郊区化的社会影响等方面总结了西方学者在社会空间视角下的郊区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然后,分析了西方研究议题转变和研究方法创新对中国郊区化研究所带来的启示。最后,从研究视角拓展、定性方法应用、微观机理探讨、多重互动模式建构等方面对未来中国郊区化的研究进行展望。     

“国家与社会”的中国研究面相

“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研究社会运行机制的一种宏观分析框架,于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中国。由于研究者对“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中“社会”一端的不同理解,使得“国家与社会”理论的中国研究呈现不同的特征。本文依据社会转型期前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职能及其关系变革,梳理了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理论所呈现的不同面相。     

浅谈网络社会与网络法律意识——由一则新闻所想

网络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和交往的一个重要的场所和空间,网络社会也逐渐成为人们探讨的课题。网络所带来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使得许多由网络所产生的新型权益需要法律的确认与调整,否则就无法保障网络生活的健康稳定,因此如何加强对网络空间新型权益的法律保护,增强公民的网络法律意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是网络法律理论与实务界所必须重视的问题。     

网络生存与社会控制

本集中研究了网络生存与社会控制的关联问题。跨越地域或时间限制的网络大面积地改造着其涉及到的各个角落,最终会引发荡涤全社会生存形态的深刻革命。尽管网络从正负两方面影响着人类世界,但这毕竞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变革时代的到来。本认为技术的无止境进步增强着人的社会属性和主体意识,只有谋求有序的社会控制,掌握稳定的网络空间,才能主宰人类未来的命运。本从三个层面、四个维度提出了网络社会控割的框架性设想。     

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建设

和谐,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与现代社会发展之中。在现代对于和谐的各种局限性的研究,体现为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生态经济学科的重视、对传统和谐思想的时代阐释。而忽略了更为根本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结构自身和谐的研究:即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建设。     

网络社会视角下的城市意象理论辨析与规划应用

在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网络社会进阶中，移动互联网支撑城市环境的即时共享与未来愿景，非在地的空间感知生成元宇宙类现实/虚拟的城市意象，网络媒介叠加于建成环境主/客观作用的传统经验感知，形成感知拼贴、地方再构、时间重叙、认知分异的意象特征。研究通过梳理互联网语境下的城市意象研究，揭示网络社会背景下城市意象的先验式建构过程，发现了意象节点偏离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峰值区域的一般规律，并归纳了互联网环境下城市意象研究的图片、文本和轨迹等应用素材，以丰富人本主义城市设计理论。     

有关"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述评

1990年代西方学者对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城市社会空间进行了大量研究。尽管中东欧社会主义转型国家与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进有某些共同点,如郊区化、内城区衰落、居住隔离等,但两者的分异机制迥然不同,前者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彻底的急速转型”,后者为“社会主义前提”的渐进转型。这对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深入研究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社会结构变迁与政党嬗变的向度研究

政党要想维持自身的生命力,就必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而实现自身的嬗变。社会结构变迁是影响政党嬗变的重要因素,它影响着政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政党适应社会结构变迁实现自身嬗变的基本要求是:政党的意识形态要具有包容性特征;政党的组织结构要具有开放性特征;政党的社会基础要具有广泛性特征;政党的历史任务要具有时代性特征。     

文献、田野与自我:关于民俗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以《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为例

民俗学研究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抑或是研究视角？尽管民俗学将研究对象界定在民众上,但是如果剥离开民俗学的概念体系这个外衣,民众的内容就是人。就人而言,社会学和人类学都以其为研究对象,民俗学如何能够呈现出自己的研究特色？说得严密些,加一个限定词,民俗学研究的是民间的人,那么农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以及人类学就不研究民间的人吗？如果民俗学研究的独特性体现在研究方法上,那么这个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又是什么？是历史学的文献研究,还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是共通的,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那么就不能用方法来界定学科,至少对于民俗学是这样。     

浅谈我国环境运动的变迁与延续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国民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四大宏观经济学目标即充分就业、稳定物价、GDP持续稳定增长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虽然仍然是我国政府制定政策和宏观调控目标的主旋律,但其相对性已降低。本文用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来重点探讨我国环境运动发展变迁的历程,产生这一具有中国特色历程的原因以及未来我国环境运动的延续展望。     

符号化的空间与空间的符号化——网络实体消费空间的建构与扩散

本文以消费社会和网络社会为背景,从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出发,运用符号学方法,对南京"淘淘巷"网络实体街区这一消费空间的建构与扩散机制进行了分析。指出符号是消费空间特色塑造的重要路径,但消费空间的扩散并非简单的符号复制过程。揭示了网络实体消费空间作为一种半组织性的社会空间,其内涵的社会关系和运行的内在机制才是它得以存在的内因。网络实体街区这一消费空间是一种超越符号的存在,并非完全归结于符号的消费。     

中国外资银行空间网络演化的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外资银行网点数据,借鉴连锁型网络模型,构建了1990年、2001年和2015年中国外资银行空间网络并分析演化结构特征,最后借助条件Logit模型探讨了外资银行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中国外资银行空间网络小世界网络特征明显,具有较大的集聚系数和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网络中局域小集团网络化特征和核心-边缘结构明显。②随着网络规模的平稳增长,网络的有序性呈现出增强趋势,网络中金融连接度和金融可达性增加,金融传输效率和组织效率进一步提高,核心-边缘结构现象有所加剧。③外资银行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在不同时期不一样,1990年主导因素是市场机会和区位效应,2001年和2015年的主导因素是金融集聚,但指标的具体影响概率有所降低。     

网络社会对于公民意识形成的作用分析

＂公民＂二字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公民意识的培养与构建,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公民对于自身权利与义务的追求以及对于国家政府的认同感,直接反映着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程度。互联网的出现和应用,对于公民意识的形成有着直接作用,这个作用包括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本文重点分析了网络社会对于公民意识形成的作用,进而得出对于现实社会公民意识构建的借鉴意义。     

转型期合肥社会空间分异与重构(1982-2000)

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以街区尺度为研究单元,以arc GIS为技术支撑,运用空间隔离指数和信息熵模型,对转型期1982-2000年中部城市合肥社会空间分异与重构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转型期合肥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与重构显著,呈以老城区为中心的同心圈状空间分布特征;②隔离指数值的变化表明,18年间合肥城市内部空间隔离程度显著减弱,混居性逐渐增强;③信息熵值变化表明,18年间合肥社会空间进行了幅度较小的有序重构。最后,对合肥社会空间分异与重构的机制进行了探讨。     

社会阶层化与城市社会空间的发展及其与城市娱乐业的(空间)关系

基于学术界共识的后工业化大城市社会空间中产阶层化的理念,本文首次提出社会阶层化的概念并指出社会阶层化主要研究在社会阶层的生活行为扩散和变化规律下,所构建的城市日常居住社区体系和日常生活行为场所体系的时空模式,以此探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研究认为不同城市发展阶段其对应有不同主导阶层的社会阶层化空间结构。进一步从解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化动态角度,研究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下,社会阶层化与城市娱乐产业的对偶空间结构关系。     

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关系研究述评

本文聚焦移民的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关系,通过梳理国外人文地理和相关学科文献发现：(1)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密切相关,空间流动不仅是空间的位移,也是社会生活的结构化维度,可能带来个体阶层变化以及宏观社会结构的改变;(2)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教育、职业发展和居住驱动下的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等三大方面：分别强调教育作为一种知识和文化资本积累对于阶层维护和代际传承的作用、区域发展不平衡背景下职业流动与阶层地位改变的关系,以及居住流动下的邻里效应、资源分层与阶层分层。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呈现着多样化的特征,对两者关系的深入探讨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移民的迁移动机,并为促进流动社会下的城市均衡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当代安徽社会阶级阶层的演进

社会阶级阶层的分析与研究,一直是每个国家、地区在进行社会建设过程中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建国以来,安徽社会和全国一样,经历了两次重大制度变革。随着经济发展,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安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演化,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进入21世纪,安徽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