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被毛泽东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关于它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权威的说法是:这张大字报由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策划,并且指使或者授意聂元梓等人写成。笔者主要依据对大字报作者等当事人的访问及其他口述资料对此说提出质疑,并     

对“第一张大字报“《再考订》一文的商榷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认定康生的反革命罪行之一,就是在他的幕后策划下、在他及其妻子曹轶欧指使下,炮制了“第一张大字报”。各种有关的书籍刊物也都是这样认定的。可是1999年7月,印红标先生在《百年潮》上发表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却说:“这张大字报是由哲学系少数教师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另一位先生在另一刊物上发表类似文章说“七人大字报是他们自发的举动”。总之,他们是以“自发论”来否定中央的定论。凡是要否定一种说法,必先了解该说法的根据是什么,然后有根据地提出新的论…     

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

大字报出现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中。是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及“放”的方针。于是,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然而转眼间,大字报就沦为“右派分子”的“帮凶”,并又成为“左派”清算“右派”的利器。当年因言获罪成为右派的,有不少就是书写和张贴大字报者。《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一文对这一段历史作了较为翔实的介绍。     

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一、闯入禁区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给院党委贴过大字报,给工作组也贴过大字报,是北航“红旗”红卫兵。 “文革”前,我对林彪并不太注意。后来学习“突出政治论”,才有较多注意。对他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很信服,很佩服,赞赏其中的谋略、逻辑和智慧。但是对“突出政治论”就不敢恭维了,愈学愈反感。     

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了聂元梓牵头的“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张大字报是怎样炮制的?粉碎“四人帮”后,北大党委作了调查,把康生插手北大的几件大事(包括他插手这张大字报的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报告,要求在北大揭批康生的罪行(当时康生的反革命面貌还未公开)。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党委书记周林于1978年12月9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传达党中央指示,揭露康生、曹轶欧的罪行。1980年     

寻根求源,实事求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读后

印红标同志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百年潮》1999年第7期),是一篇审慎调查、寻根求源、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好文章。它澄清了长期以来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件重要史实的不准确说法。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性的自下而上冲击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狂飙恶浪,是从被毛泽东称赞为“写得何等好啊”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报刊发表、电台广播而掀起的。那么这张大字报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一重要史情,长期以     

我被四次下放农村

1957年的一天早上,父亲拿着“攻击右派分子对党猖狂进攻”的大字报去上班。晚上回到家中,他抱着我痛哭道：“我被划为右派了。”尚未年满15周岁的我,正好初中毕业。     

金大陆革命下地暗涌

1971年9月的一个晚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上海的夜空透着飕飕凉意。吃过晚饭后,金大陆一如既往地前往家附近的复旦校园,去那里读大字报、听各种辩论和演说。这是他几年里养成的习惯。虽然是一名“黑五类”的子女,但他对“革命运动”心向往之,想触摸上红色的时代脉搏。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人宋硕、陆平、彭珮云。6月1日,毛泽东决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从而点燃了自下而上冲击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烈火。毛泽东曾盛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这张大字报的七个署     

“文革“中的外国专家造反派

当“文化大革命”如狂飚骤起般席卷中国大陆之后,不仅大陆上的广大干部、群众满怀革命激情和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仰投身其中,就连当时正在中国大陆帮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外国朋友们,也被席卷进去,与中国人民一起参加了这场起初显得像是革命的正剧,后来才逐渐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剧和闹剧的史无前例的演出。一、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以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公开宣传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所写的大字报为开端。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对聂元梓等人这张大字报作了高度评价,誉之…     

我参与了打倒陶铸

在"文革"中,最早在北京贴陶铸大字报的可能是上海市时代中学高中生陆荣根。他于1966年11月20日,在东城沙滩中宣部办公楼墙上贴了长达一万多字、题为《重炮口对准陶铸猛轰》的大字报。12月1日又在中宣部大院内贴出一万多字的大字报,题目是《再向陶铸开炮》。对这两份大字报我没什么印象了。还有一张有相当影响的反对陶铸的大字报与我有直接关系,其情况和过程如下所述。大概是1966年12月上、中旬,我的一位在人     

第一个贴反林彪大字报的人

在“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利用大字报来打倒、迫害老干部。可是，随着这场“革命”的深入，人们对林彪、江青一伙的面目也逐渐有了认识。于是，人们也用大字报去揭穿野心家的阴谋。     

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化地指出:国民党“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如笋脱壳,纷纷分裂”。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到失败,前后经历了4次大分裂:第一次是冯自由、马素、谢英伯等老国民党员,他们根本反对国民党改组和实行国共合作,因而被孙中山开除出党,这些人被称之为“极右派”。第二次是以邹鲁、谢持等人为首的西山会议     

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文革”初期的上海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在康生授意下写的攻击北京市委与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毛主席称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为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上海市委于6月2日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部署各部、委、办,区、县、局,大专院校、科研所等普遍成立“文革”领导小组,要求在各单位党组、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     

在华外国专家的文革经历

当“文化大革命”如狂飚骤起般席卷中国大陆时,不仅广大干部群众满怀革命激情与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仰投身其中,甚至连当时正在中国帮助建设的外国专家们也被卷了进去.这些外国专家与中国民众一起参加了这场起初显得像是革命的正剧,后来才逐渐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剧和闹剧的史无前例的演出. 外国专家也写出“马列义大字报” 文革开始后,外国专家们也纷纷提笔写起了中国特色的大字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4个外国专家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斯合写的一张,后来被誉为“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蒋介石和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派的“联蒋倒汪”策略１９２５年３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就活跃起来,竟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军官相勾结,于８月２０日,在中央党部门前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１１月２３日,以邹鲁、谢持、林森、张继、居正等为首的国民党老右派,又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了非法的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并宣布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为非法,后又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中央党部,公开制造分裂,这就是西山会议派。在西山会议上,他们着重分析了广州的政治形势,研究了对待国民党领导人的态度,确定了…     

西山之望,直继晦翁--福建浦城真西山故居考察

西山故居位于浦城县仙阳镇仙阳街,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参知政事(副宰相)真德秀(号西山)的故宅。真德秀(1178￣1235年),字景元,更字希元,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家,是继朱熹之后,声望很高的学者。后世对他的学术地位有众多的评说。《宋元学案·序录》中说:“西山之望,直继晦翁。”清初著名朱子学家全祖望在《西山文钞序》中称;“先生(指真德秀)之学卓然有体有用,得孔孟之心传,可以继朱文公后而成一代大儒也。”清代朱子学的代表人物蔡世远,在《进呈大学衍义序》中称:“尝谓有宋道学五子而外,断推西山为第一。体用兼优,才德俱茂,恨不究其用耳。…     

《旅游》信息

2006“天心树语”西山银杏节即将拉开帷幕在北京市旅游局的大力支持下,海淀区旅游局、石景山旅游局、门头沟旅游局联袂于2006年9月27日至11月18日举办的2006“天心树语”西山银杏节盛装登场。2006“天心树语”西山银杏节借助西山浓厚的文化氛围,将接连推出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会议的影响,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响下写的。5月政治局会议的消息是张恩慈透露的,与康生、曹轶欧无关。他们的说法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年青人。     

“步上西山寻野梅”——诗文中的苏东坡与鄂州(中)

<正>首游西山：追寻元结隐耕逸迹苏东坡戴罪贬谪黄州时,尚未完全走出乌台诗案的阴影,因此他不得不在此地作长远打算。麻城岐亭的老友陈慥此前来信,建议他在武昌买田养老,这成为其迫切期待过江探考的重要缘由。恰恰在首游西山时,唐代元结在武昌退谷的隐耕逸迹给苦闷中寻求出路的他带来一丝光亮。苏东坡在《游武昌寒溪西山寺》里表示“买田吾已决,乳水况宜酒。所须修竹林,深处安井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