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窑若干问题探析

惠州地区的陶瓷生产历史悠久。惠州窑是广东著名的北宋时期窑址,与广州西村窑及潮州笔架山窑并称为“广东三大民窑”。本文依据考古发掘资料,试将惠州窑与西村窑、潮州窑作一初步比较,并对惠州窑的命名、产品烧造技术、产品特色、器物名称、产品销路等进行一些探讨,以期获得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试论登封窑

登封窑包括颍阳、君召、石道、大金店、白坪、徐庄、宣化、大冶等8个乡镇,面积约500平方公里.河南登封地区古代瓷窑址的分布范围、文化面貌、年代、性质等较为清楚和一致,以“登封窑”的名称对登封地区的瓷窑址统一命名,比较合适.     

关于老虎洞窑的几个问题

本文根据考古发掘获取的层位学依据,对老虎洞窑址出土的瓷器和窑具标本作了基础性分析研究。作者认为老虎洞窑是南宋中期始烧的官窑,其以瓷片堆积坑为代表的主要产品特征与乌龟山官窑晚期阶段的产品相似。南宋老虎洞窑不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所谓修内司官窑可能另有所在。     

广西北部湾地区宋代窑址调查

2016年8—12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对广西北部湾地区宋代窑址进行了重点调查。其中,桂平罗秀伟杨窑、北流平政岭垌窑、钦州浦北土东窑是时代上前后相继的三处青白瓷窑址,反映了广西青白瓷不同时期的烧造技术特点。桂平蒙圩顺东窑为广西地区宋代青瓷窑场的分布提供了新资料。本次调查不仅丰富了广西地区宋代陶瓷考古资料,也为瓷器外销和区域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可资对比的材料。     

内窑、续窑和哥哥洞窑续论

本文是先前发表的《内窑、续窑和哥哥洞窑辨析》的续篇,作者运用文献记载、出土资料和科学测定结果,对这三个名窑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内容包括内窑的设置地点和设置时间、内窑与续窑的区别、续窑的设置时间、哥哥洞窑的属性等,得出的结论对世人认清这三个名窑的历史真相以及相关问题有所裨益。     

也谈“窑系”——兼谈古代名瓷的被仿烧问题

“窑系”的确立,是以生产某类典型瓷器、中心窑场、产品影响和生产同类的众多窑场等因素构成,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产生了以仿烧同类产品的“窑系”现象,这一现象尽管有损于中心窑场的利益,但它推动了同类产品的发展与竞争,以及对“窑系”现象的深入研究。     

福建延平区五里排窑2020年调查简报

2020年5月至6月,南平市博物馆、延平区文体旅局等单位联合组成“延平区古窑址考古调查队”,在延平区岳溪村五里排山发现一处古窑址。通过深入调查,基本了解五里排窑分布范围、保存状况和窑址内涵,初步认为与茶洋窑内涵面貌一致,为研究茶洋窑窑业发展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柴窑探微

1985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郑州召开年会,会上笔者曾宣讲了论文《汝窑、柴窑与耀州窑的几个问题》,首次提出了耀州窑遗址出土的五代天青釉瓷应是周世宗的柴窑产品之观点。论文宣讲并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和争论,提出一些问题,因此笔者一直想再写篇进一步论证的文章,但十多年来因查找不到明洪武版本的《格古要论》一书,此文章一直未能动笔。现受《收藏家》编辑部所约,写出此文较为     

试析繁昌窑与景德镇窑青白瓷发展之关系

繁昌窑是目前已发掘的最早的专烧青白瓷的窑口,也是青白瓷早期的生产中心;景德镇窑青白瓷应是在宋初随着南唐国衰亡逐渐崛起,至宋中期景德镇窑取代繁昌窑成为南方青白瓷的生产中心,进而形成以景德镇窑场为核心的青白瓷窑系。繁昌窑和景德镇窑青白瓷生产之间存在技术传承关系;在景德镇窑青白瓷的崛起过程中,南唐国和繁昌窑功不可没。     

钧瓷系与禹州钧窑

瓷器研究中,“瓷系”的概念比“窑系”在某些时候显得更为合理.钧瓷系产生于北宋末年,并一直延续至清代,而禹州钧台、刘家门等钧瓷系窑址很可能就是北宋的汴京官窑所在.     

长沙窑的“胡风”与中古长江中游社会变迁

中唐兴起的长沙窑是一处以民间贸易为目的、以釉上彩"胡风"装饰为特色的外销瓷窑场。这种独特窑业文化的成因是多元的,与其说是泛海而来的胡商活动的结果,不如说是六朝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变迁所致。本文讨论了长沙窑窑业文化中的北方因素,强调中古移民浪潮中的胡人群体对长江中游社会生态的影响,认为长沙窑是在六朝以来逐渐形成的胡商文化、移民文化社会环境中应运而生的。     

杭州老虎洞瓷窑遗址对研究官、哥窑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杭州老虎洞瓷窑遗址发掘材料的考察,对比杭州乌龟山宋代郊坛下官窑材料,并结合有关的文献记载和宋元时期的官手工业及官府窑业制度,论证了老虎洞修内司窑的烧造下限当延伸到南宋中叶以后,同时考定传世的哥窑瓷器当是元代设在杭州老虎洞、宋修内司窑址故地的官府窑场的产品。     

“青州窑”考

本从献和考古角度,认为宋代山东青州地区的“青州窑”和“青州白瓷器”是不存在的。     

康熙朝瓷质笔筒的分期断代

康熙朝瓷器的烧制,以笔筒最有特点。笔筒不仅是康熙朝文房用瓷中的重要一项,而且代表了当时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充分反映出康熙帝对汉文化的推崇。本文以故宫藏品为例,试图对康熙朝所制笔筒加以简要分期断代。     

略谈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宋代官窑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长期以来,由于对相关历史文献的理解不同以及考古发掘的局限性,致使在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诸如何为北宋官窑,北宋朝廷是否在都城汴京设置过官窑,北宋官窑是否就是汝窑,河南汝州张公巷窑是否是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称谓是否准确,南宋官窑是否只有郊坛下官窑一处,何为文献上所说的内窑,老虎洞窑是修内司官窑还是文献上所说的续窑,等等。本文在对专家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看法进行疏理的基础上,指出对宋代官窑瓷器的研究离不开传世宋代官窑瓷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考古发掘资料,只有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开展综合研究,才能最终解决上述问题。     

浅析晚明漳州窑红绿彩瓷工艺

红绿彩瓷是晚明漳州窑生产的重要外销品种之一,其工艺风格主要传承自景德镇,装饰纹样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日本的陶瓷生产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厘清漳州窑红绿彩瓷与景德镇窑红绿彩瓷的关系、日本仿烧漳州窑红绿彩瓷等问题,对于存世漳州窑红绿彩瓷的研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于建立“长沙窑学”的思考

文章认为长沙窑文化内涵之丰富,涉及的研究领域之广泛是同时期其他瓷窑所没有的。文章以大量事实论证了构建“长沙窑学”的条件、理由和意义,明确提出:对长沙窑及其相关课题的研究已大大地突破了古陶瓷自身的领域,仅仅靠考古界、文博界、古陶瓷研究界的专业人士已远远不够,需要众多人文科学研究领域各方面专业人士的积极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沙窑的研究足以形成和构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门学科的名字就叫“长沙窑学”。     

磁州窑一枝独秀:长治八义窑红绿彩瓷

长治八义窑是山西东南部影响较大的民用瓷窑,以前所见的八义产品多为传世,具体的出处无法确定,陶瓷界习惯称磁州窑系产品。199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八义东山村试掘,1998年长治市博物馆对其进行了专门调查,证明了传世的大部分红绿彩瓷烧造于八义窑。据有关资料表明日本安宅公司收藏有一件芦雁纹红绿彩碗,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有～件绿底红彩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金代红绿彩碗,山西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清”字红绿彩碗。这些瓷器做工精湛,纹饰粗扩飞扬,具有独特的玻璃质感,集实用、观赏于一身,深受世人青睐。长治八义窑主要分布…     

宋代官窑的几个问题

宋代官窑是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的热门问题,尽管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有不少问题尚未最终解决,如:北宋朝廷为什么命令汝州烧造青瓷?北宋朝廷亲自设窑的地点在何处?汝州张公巷窑是不是汝州新窑,即狭义的北宋官窑?南宋余姚官窑的地位以及与内窑等窑口的关系如何?乌泥窑位于何方?等等。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新观点。     

高棉瓷器制作工艺初探

为揭示高棉古代瓷器的制作工艺及其特征,用体视显微镜、微聚焦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仪、X射线衍射仪等,对柬埔寨Thnal Mrech窑与Bang Kong窑出土的陶瓷器进行系统的分析测试。结果表明,两个窑口使用了不同种类的制瓷原料。Thnal Mrech窑的青釉瓷原料具有高硅低铝的特征,对原料的处理比较精细;瓷胎、釉颜色的差异,与其铁、钛等致色元素的含量有关;两个窑口的瓷釉中,均添加了草木灰作为主要助熔剂,从瓷釉的配方来说,Thnal Mrech窑与Bang Kong青釉瓷均属钙釉,而Bang Kang窑的酱釉瓷中既有钙碱釉,也有碱钙釉;柬埔寨吴哥时期陶瓷器的烧制温度可达1200℃,同时,两个窑口的瓷器烧成温度还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分析结果对探讨柬埔寨古陶瓷发展史及中柬之间的文化交流史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