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国民党主和派的和平救蒋活动

西安事变中国民党主和派的和平救蒋活动刘灿华一主和派和平救蒋活动西安事变是一次突发性事件。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如何处置事变问题上,一开始便出现了尖锐对立的两大派,即以何应钦、戴季陶为首的武力讨伐派和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主和派。在事变期间,双方一...     

顾维钧与张学良的莫逆之交

张学良（人称＂张少帅＂）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曾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是著名的爱国将领。顾维钧是中国外交界的元老,曾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后来,张、顾两人因缘相识,并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但张、杨的作用是主要的。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倡导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的解决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当国共两党内战 即将进入第十个年头的时候,从古城西安传出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消息,在国内外激起了轩然大波。西安事变固然是张、杨所发动,而究其原因,乃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蒋氏集团奉行对日妥协投降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谋国政策的必然结果、西安事变不过是九一八以来国民党内一系列抗日反蒋事件合乎逻辑的继续。值得庆幸的是,这一事变并未成为国共新的内战的起点,而是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从而成为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这一事变的解决,当然离不开毛泽东、周恩来的贡献。实际上张闻天也是我党…     

西安事变的主角最后有多少当了汉奸

正《西安事变的主角们,最后有多少都当了汉奸?》西安事变很多积极策划和实行兵变的东北军军官后来都当了汉奸。这些汉奸中最出名的是孙铭九。西安事变前孙是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执行了张的捉蒋命令。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在南京,东北军的主要将领主张和平解决,但企图以营救张学良为名趁机夺权的孙铭九却一意孤行,要和中央军武力相见,为此他滥杀无辜,东北军主要将领王以哲等都死于他手。这场东北军的内乱不但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解体,而且使得古城西安惨     

从“罢蒋”、“审蒋”、“诛蒋”到“放蒋”——再谈西安事变中我党处置蒋介石方针的演变

1986年12月,我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就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有关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作了一次发言,首次提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放蒋”的方针,而是经历了由“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放蒋”的思考、转变过程。嗣后我在《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后我党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一文,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论述。     

论张学良与“西北国防政府”计划

张学良自成局面的设想和中共先行建立地区性国防政府的策略 ,是促成“西北国防政府”计划产生之两大要素。但在该计划的实施步骤及是否反蒋、如何打通苏联等问题上 ,张与中共间存在着某些潜在分歧 ,加之中共的政策由反蒋抗日急剧转向逼蒋抗日 ,打通苏联亦未能成功 ,从而导致该计划终归流产     

西安事变中黄埔系的内部分歧

西安事变中黄埔系的内部分歧经盛鸿《史学月刊》１９９３年第４期所刊《也论西安事变中的＂讨伐派＂》一文,提出对当时国民政府中＂讨伐派＂进行分析：可区别为以何应钦、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以戴季陶等为代表的元老派,以邓文仪、桂永清、贺衷寒、胡宗南等为代表的黄埔...     

“西安事变”背后的惊世之举——五十一军“兰州事变”始末

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张、杨二将军率部“兵谏”,逼蒋抗日,早已家喻户晓。然而,很多人还不知道,为配合这次震惊中外的特大行动,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兼地方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还在西北重镇“金城”发动了震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兰州事变”,留下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下)——我读张学良档案之一

奉命撰写《苏俄在中国》读后感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一书在叙述西安事变时采用了张学良回忆的部分内容。1957年8月上旬,蒋介石召见刘乙光,询问张学良读过该书没有。刘答称:张在未收到此书前已每日在收音机上听过,收到书后又立即读了。蒋询问张读后“怎么样的说法”?刘答:“张叹惜未能早读这样的书”。在     

血染的风采 铁军的缩影——回眸老二团的光辉征程 纪念新四军成立75周年

1936年西安事变,经我党大力调停,迫蒋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陈毅,副司令傅秋涛,下辖第一、第二团。第二团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培善(实为政委),参谋长王必成,政治处主任肖国生。全团千余人,虽然装备很差。     

蒋介石交给张学良的“特殊”任务

1956年11月,蒋介石以撰写《苏俄在中国》一书为名,要张学良将西安事变的经过写出来,以充实他写西安事变一节的内容。然而蒋的动机决不如此简单,而是一石三鸟。一是蒋介石丢失大陆后,必须找到充足的理由为自己开脱。西安事变张学良等实行“兵谏”,是蒋一生的最大耻辱。而且在他看来,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原本所谓“剿共”,只要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但由于张学良与“共匪”相“勾结”,发动的事变给已经濒临灭亡的中共东山再起之机,并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壮大,最终使国军溃败到台湾。因此张学良是“国家”的罪人。如果现在由这个…     

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

对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的研究．史学界多局限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责任之争、原因之辩,而对二人在不抵抗上的异同却不见铺陈。其实,蒋和张的不抵抗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蒋因欲避免全国抗战而不抵抗。张因主张“全面抗战”而不抵抗;蒋可用局部抵抗来避免或拖延全国抗战,张却不愿独自局部抗战,只能用不抵抗来等待全国抗战。深入分析蒋和张二人这种在不抵抗上的分歧和演变,有助于弄清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目,理解他们间的这种分歧,实为西安事变的远因。     

也论西安事变中的“讨伐派”

对西安事变中“讨伐派”的评价,学术界流行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其一,认为“讨伐派”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别有用心,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取蒋而代之,极大地增加了全面内战的危险性;其二,认为“讨伐派”与“主和派”在救蒋的目的上别无二致,仅在救蒋的方式上有所分歧,它们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起了积极作用。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均值得商榷,因为二者在前提上都把“讨伐派”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或在事实上把它看成是没有区别的,这就必然导致     

张学良囚禁台湾的岁月

张学良将军是一位驰名中外的抗日爱国将领。以“西安事变”之举为界,之前,他经历了政治生涯的辉煌顶峰;之后,便坠入漫长压抑的囚禁生涯,在寂寞与无奈中度日,伴之以青灯黄卷,潜心苦读,从一级上将之尊磨炼成深山隐土,现已步入是变,垂垂老矣！一、蒋、张之间的恩怨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曾经有过同僚的关系。193O年,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司令．张学良任副司令,实属同僚,但蒋介石一向是以上对下,以君对臣的‘态度对待张学良。张学良毕竟曾在中原大战中救过蒋介石,1933年又代蒋介石受过,身负“不抵抗将军”的诽谤而下野出…     

“西安事变”中的蒋百里

据蒋百里的侄孙蒋启霆介绍,并查阅《蒋百里年谱》及蒋的女儿蒋和回忆其父的文章,以及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与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得知蒋百里在“西安事变”中曾起过重要作用。1936年冬,蒋百里奉命考察欧洲军事返国,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未料,次日(12月12日)拂晓,发生了     

宋美龄：我能让张学良“迷途知返”

今年是西安事变75周年。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当事人和见证人,宋美龄在1937年由正中书局出版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对此事有一个详细的回忆。为给读者提供一个另外的视角解读西安事变,我们特选登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抗战后傅斯年与蒋介石关系研究(1945—1950)

蒋介石、傅斯年在抗战时期累积的良好关系在战后得以延续、加深。蒋、傅在"一二·一"惨案善后中有密切互动,但他们在处置方式上有明显分歧。傅采取一切办法促使学潮早日结束,令蒋满意。基于共同的反共立场,傅斯年希望蒋介石能实行真正的改革,以维系国民党政权并有效反共,为达此目的,傅坚持不加入政府,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对蒋犯颜直谏。国共战局逆转后,傅之反共立场益加坚定,傅之"反共"始终与"抗俄"紧密联系。因政治上的良好合作,傅、蒋私谊亦日渐加深。     

西安事变片段

1936年12月12日,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怀着善良的愿望,以惊险的手段、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捉蒋放蒋,逼蒋抗日,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日战争的发动。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个必要的前提。”     

张季鸾与蒋介石的恩怨

在民国时期的新闻舆论方面,蒋介石极为重视在天津办起的《大公报》和它的总编辑张季鸾。蒋与张的十几年交往中有恩有怨,有分歧有共识。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很注意招揽贤达,来维护其统治,他又特别看得起张季鸾忠言直谏的人品,并利用一个旧式知识分子好名重节的情操,对张季鸾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