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新知识分子”与中共军队干部

抗战初期投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有相当一部分被分发到军队中充任政工干部,正好迎合了中共扩军对政工干部的大量需求,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宏大话语所能充分解释。"新知识分子"加入后,受工作能力、经验资历等因素的影响,大多只能从事基层政治工作,这导致了新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触发了整风在军队基层的开展。中共一方面无法完全摆脱阶级话语的窠臼,仍在严肃地批评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也无法全面贯彻阶级话语的原则,更多是根据现实需要在这两类干部中寻求平衡和进行调解。阶级话语在此一时期隐而不彰,不在中共干部任用中起决定作用,这是与具体实践互动的结果,也符合中共自身"知识化"、"技术化"的需要。     

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

1940年代中期至1950年代末,冷战对美国国家构建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一种全新的现代美国国家形态——"国家安全国家"——在"为总体冷战而进行总体准备"的过程中被塑造出来。国家安全国家构成对美国主流政治传统的重大偏离,其创生、扩张和演进是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构建和总体政治变迁的重要方面。它不仅涉及联邦政府组织体制和对外政策决策程序的重组,也涉及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国家安全国家的中枢制度和标志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其经历的持续变动体现了国家安全国家与"帝王式总统权"之间存在复杂的共生和互动关系。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国家安全国家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与"福利国家"和"管理型国家"共同构成20世纪美国国家构建和国家扩张长期运动的三个基本向度。     

为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作“铺垫”——说说当年“以工代干”那些事

大凡年龄在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可能对“以工代干”一词都不会十分陌生。所谓“以工代干”,是指常见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种人事工作现象,即部分工人编制的人员在未获得干部身份的情况下,就承担起干部工作、走上管理工作岗位。“以工代干”既可以指代一种运行机制,也可以指称在这一机制下工作的人。     

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国家”与“社会”

"古代国家"与"早期国家"在内涵上形成某些交集,其实体在"古代"可以并存,但它们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可以混淆起来使用。"古代国家"之"古代",主要是社会史分期上的一个概念。"早期国家"之"早期",则是"国家"本身的一个发展阶段,它讨论的是人们之间一种特殊政治关系存续的时期。"古代国家"包括"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它们只存在于"古代"。"早期国家"却不仅存在于社会史分期上的"古代",而且也出现在这种分期上的"中世纪"与"近代"或"现代"。"酋邦"与"分层社会"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都是等级制社会这点上,它们有相似之处。但是,酋邦的等级是以血缘、辈分、年齿等为基础来划分的,它与经济关系并无必然联系;分层社会的等级或者说分层则是一种基于经济关系的划分,它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平等为基础。     

“国家与社会”的中国研究面相

“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研究社会运行机制的一种宏观分析框架,于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中国。由于研究者对“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中“社会”一端的不同理解,使得“国家与社会”理论的中国研究呈现不同的特征。本文依据社会转型期前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职能及其关系变革,梳理了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理论所呈现的不同面相。     

邓小平与干部退休制度的建立

1978年前：没有直接提出干部退休制度问题,但间接触及到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党和政府的绝大部分干部都很年轻;到20世纪60年代,省部级干部大多也才四十七八岁,年富力强。干部年轻化问题、干部退休问题不迫切,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并没有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邓小平的特别注意。后来发生“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的许多制度遭到破坏,建立干部退休制度更谈不到了。     

红四方面军干部“告状事件”始末

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路上谈到一段公案,他说：“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两万五千人,当时中央苏区八万,只剩八千,那些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四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通不过,过分了,”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一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一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一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一国家都不会消亡。     

“年度三美”

从前,有一个说法,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流传过好几代。家长这么教育孩子,老师这么鼓励学生。但现任赫本被废了,好些年小太听人说了。     

古代也有干部“民主评议”

年终岁尾,又到了干部年度考核的时间,各地的民主评议干部、民主评议行风等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干部的政绩考核中加入民意成分,是各地推进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其实,在我国古代也有官员民主评议,而且有的朝代搞得还相当红火。     

浅论西塞罗的“国家观”

西塞罗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演说家和思想家,他在《论国家》、《论法律》、《论义务》等一系列著作中阐释了自己的国家观念,虽然在后世思想家看来,他的国家观不够系统,且很难称得上形成了一个体系,但是对于城邦政治生活的参与,使他更能直观地了解古罗马的政治生活的本质,从某种程度说,其政治理念更具有现实主义的理论价值。     

俄国史学中的“国家学派”

国家学派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俄国众多史学流派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本文主要论述了国家学派的形成与特点,国家学派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及其历史观念,以及俄国史学界在不同时期对它的总体评价。     

伪满洲国的“国家祭祀”及其日本化

日据东北时期,为了在伪满境内营造出一个万民崇奉的"国家信仰",从而达到钳制民众思想,操控傀儡政权,实现将东北地区在文化上与中国母体彻底剥离等政治目的,日伪当局先后颁布了大量相关法令并辅之以各种行政手段,将伪满"国家祭祀"的基本内容由初期的"尊礼崇儒"调整为中后期的"惟神之道",并将其纳入日本"国家神道"体系,最终实现了伪满"国家祭祀"的日本化。伪满"国家祭祀"的整体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传统儒教的扭曲复兴、日式祭祀的强行植入和"惟神之道"的全面垄断。显而易见,殖民者这种思想文化和精神信仰上的强加手段非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招致了溥仪及其部分随属和广大东北民众的普遍心理抵制。     

评迈内克的“国家理由”研究和马基雅维里的国家权力学说

本文主要评述历史学家迈内克在研究国家理由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历史道德理想主义特点。正是这种理想主义导致迈内克对马基雅维里国家权力等思想的论述失之偏颇。因此,完整地分析、理解马基雅维里国家权力等思想的结构,这不仅对理解马基雅维里的国家理由观,还对理解学术界的各种国家理由批评有所裨益。     

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国家建构

清末,中国传统时间思维受到西方线性时间观念的冲击而发生根本变革,纪年变革就是这种变化最为直接的表现。知识分子将纪年视为建构＂现代国家＂的重要方面,并为争夺纪年所具有的政治资源展开激烈论争。民国建立之后,革命党人将建构新纪年体系视为革新政治的重要标志,并在社会上大力播扬新纪年的意义,此做法却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抵制。时间观念及与之相伴的生活习俗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是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论题。     

小议“近半干部一年不读书”

“近半干部一年不读书”,这是2008年11月20日《南方周末》上一篇文章的标题。文章称,今年“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虽然高达80％的被访干部认为,在当今社会,阅读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仍有高达46％,即近一半的干部在一年中没有读过一本书。     

中世纪城市国家“公债”及其“合法性”论争

中世纪城市国家的公债是一种借贷形式,其合法性论争正是围绕这种借贷形式和教会高利贷禁令的关系而展开。经过长期而曲折的论争,公债最终和高利贷划清界限并实现了其合法化。合法化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时期西欧经济与社会情境的变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知识精英对其做出的积极回应:一方面,变化了的社会情境使人们无法逃避以公债为重要内容的新型生活方式,奠定了公债合法性的社会根基;另一方面,变化中的知识精英的话语阐释引导并最终完成了其合法化。     

任弼时：爱护干部的“党内妈妈”

2014年4月,是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县人,曾任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诞辰110周年。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时不断关心和爱护同志,在我党历史上丰功卓著。在世时,他有三个绰号：“骆驼”“被子”和“党内的妈妈”。     

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及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启示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边缘地带理论为依据,以全球民主战略为既定目标,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颠覆和渗透。在此背景下,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独联体国家由于内部改革政策失误,相继发生"颜色革命"。在新时代,如何看待21世纪初期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发生的表现、原因以及他们的应对之政策,这对于今天中国抵制西方政治渗透、防止中国改革出现大失误,不断完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具有重大启发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