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UNESCO亚太文化遗产保护获奖项目调查研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亚太遗产保护奖一直致力表彰那些既顺应世界遗产保护潮流,又能适应亚洲政治经济和相对滞后的保护体制的优秀工程实例。本文通过对我国获得UNESCO亚太遗产保护奖的多个项目进行调查研究,探讨世界遗产保护趋势在我国的体现,以及我国遗产保护的特色和问题,并思考我国遗产保护的发展方向。     

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中国世界遗产(地)研究述评

近年来,在遗产旅游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和开发的矛盾愈加显现,遗产研究明显滞后于遗产实践发展需要。该文综述了20年来我国世界遗产(地)研究,研究内容涉及遗产旅游、遗产价值和景观特征、遗产管理和制度、遗产保护利用和可持续发展、遗产营销和形象传播、遗产法律和教育、遗产研究方法和遗产保护技术等。研究进展划分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拓展提升阶段,阐述了各阶段的研究特征。分析认为,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和经营管理体系研究是今后遗产研究的焦点,并提出相应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方法。     

202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培训班"讲座综述

<正>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发布,1985年中国加入该公约,目前我国已经拥有56项世界遗产<1>。在遵循《世界遗产公约》理念和精神的工作框架下,如何消化和吸收源起于西方文化背景的遗产理论,使其融入到符合中国语境、具有中国特色的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中,从而促进我国从遗产大国向遗产强国转变,日益成为遗产学界及相关学科、管理部门、保护机构乃至社会公众共同关注的议题。     

“文化遗产”析义

“文化遗产”作为先人遗留的文化财产的指称,本是西方人首先使用的术语．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于文件并在1972年的第17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而为世界各国接受。国人普遍使用这一术语,则始于我国参加《世界遗产公约》而成为公约缔约国之一的1985年。我国从此积极参与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和加强本国文化遗产的保护。     

构建近代历史全景、促进建筑遗产保护——明治日本产业革命遗产的启示

通过对日本案例的解读与分析,提示近代建筑遗产保护对于构建历史全景的重要作用。文章先从日本近代化相关遗产保护的主要框架和研究背景入手,继而对"明治日本产业革命遗产"列入世界遗产的过程及其意图进行了解读。并此在基础上,抽取其中较为代表性的端岛案例,进一步分析了其保护手段与趋势。     

濒危世界遗产威胁因素分析与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对策

研究导致世界遗产"濒危"的威胁因素能够为我国世界遗产管理与保护提供重要借鉴。对全球濒危世界遗产威胁因素定量统计发现:武装冲突、管理不力、工程建设是世界文化遗产与世界自然遗产共同面临的三大威胁;世界文化遗产的主要濒危因素还包括城市发展压力、不合适的维修/重建等;世界自然遗产濒危因素则还包括非法偷猎、捕捞,以及林业采伐、农业种植、放牧等农林生产活动等。中国世界遗产面临的首要威胁因素是旅游发展压力,管理问题、城市发展压力、水利工程建设等也较为突出。提出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建议:明确遗产旅游价值取向,加强高峰期游客管理,控制旅游设施建设规模;提升管理水平与管理能力,探索世界遗产管理的新体系、新思路;妥善处理好城市发展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压力,积极预防极端自然灾害的破坏;严格控制世界自然遗产地内的道路建设、水利工程建设等。     

《世界遗产评论》总第51期

本期《世界遗产评论》聚焦保护圣地：世界遗产面临的巨大挑战、世界精神遗产之峰和在乌奴奴和卡他茱达国家公园的澳大利亚沙漠腹地的世界遗产。特别报道介绍了重竖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方尖碑,以及古代埃塞俄比亚首都的历史与考古、在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世界遗产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等相关工程项目。     

浅议世界遗产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价值之异同

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主要由文物古迹组成,这些文物古迹兼有世界遗产和以《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保护对象为代表的本国遗产的双重价值。两个价值体系本质相同,均是关注保护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文化和社会价值。但长期以来,由于世界遗产价值表述方式与我国不同,所关注的角度也不尽相同,前者是从全球视角看待遗产要素,更加关注中国遗产对世界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贡献,而后者则采取国内视角,更加关注遗产对中国历史、艺术、科学、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贡献。这给作为世界遗产构成要素的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管理实践带来困惑。对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不同之处的分析,对世界文化遗产及其构成要素的保护和管理实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社会变革背景下的世界遗产发展

世界遗产的保护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实践,深刻地影响到世界各国对自身遗产的认知和保护。《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经历了45年的发展,与社会变革与交织在一起,对世界遗产的保护观念也在不断调整,今天已经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世界遗产的发展方向、对世界遗产保护状况的讨论,以及对新世界遗产申报项目的评审,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从专业的评估向社会认知方面转变,强调以人为核心的世界遗产保护,强调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特别是社区参与遗产的保护和管理,以及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遗产保护理念的“全球化”与“地方化”博弈——以“兴教寺事件”为例

"兴教寺事件"作为我国遗产保护领域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由于关涉"丝绸之路"项目申遗和宗教遗产的敏感性,引发了有关遗产保护与管理学理和实践的诸多讨论。本文以遗产保护理念的"全球化"与"地方化"为切入点,分析该事件不同利益相关方的主要矛盾,并就遗产领域利益博弈的机制和必要性,世界遗产体系建立伊始的博弈渊源进行讨论。     

廊道遗产:概念、理论源流与价值判断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跨区域大型遗产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这种现象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为了深入剖析大型遗产热的深层原因,笔者在美国遗产廊道和欧洲文化线路的理论基础上,对两者进行中国化的理论解读后,提出廊道遗产概念。本文在理清廊道遗产两条理论源流的基础上,深度挖掘廊道遗产文化价值,解析其政治、经济、教育三种衍生功能,以说明廊道遗产的现代价值体现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部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遗产和文物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廊道遗产的合理保护与开发利用关乎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世界遗产: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证

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人类中心主义遭到种种质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应运而生。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不仅具有时间上的相关性,而且具有相同的问题背景,二者的价值取向有着惊人的一致。只有自觉地坚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人类才有可能有效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实践上的全面落实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世界遗产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实证,并可望成为实现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典范。     

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兼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已经成为许多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吸引物。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居于世界第三,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从遗产项目入选的时间看呈突变型、渐变型和平稳型三阶段特征,入选项目以符合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第Ⅱ项和第Ⅲ项的居多,且以佛教文化遗存为多。目前我国比较重视对线性文化遗产、工业遗产、文化景观等的保护。本文认为：下一步开展申报时,要重视目前还没有世界文化遗产的部分省市,以体现文化的权力与利益平衡;在竞争性和选择性语境中,要宽容地对待各种历史文化遗产。     

生态旅游与世界遗产教育策略拟定之研究

世界遗产促进了旅游,旅游带来了发展.然而,不当的旅游行为也破坏和污染了遗产地独特的环境,对当地的资源构成了威胁,降低了遗产地的特色.因此实施可持续发展策略是世界遗产旅游的必需选择.世界遗产教育有助于促使人们保护世界遗产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尊重当地社区的文化,并使当地居民积极分享社会和经济利益.本文将生态旅游作为世界遗产旅游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方式,并将生态旅游计划制定的相关权益关系人,依照其影响力和重要性分群,根据每一个分群的特性,拟定生态旅游与世界遗产教育策略,让这些权益关系人了解世界遗产的相关知识和保护世界遗产的重要性,进而唤醒他们对于遗产保育的积极性,从而制定出最佳的生态旅游计划.     

我国世界遗产地的旅游研究进展及展望

"遗产旅游"作为一种世界观现象已经成为人类求取与外部世界高度和谐的有效形式之一,成为高质量回归自然、回归历史的必然性的社会生活组成部分。文章综述了我国世界遗产地旅游研究的现状,提出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加强我国世界遗产地的旅游发展理论、旅游价值分析与开发模式、旅游发展中的利益相关者、旅游营销、利用信息技术保护遗产资源、旅游研究的定量系统动力学模型等方面的研究。     

遗址公园:文化遗产体验旅游开发的新业态——以西安三大遗址公园为例

遗址公园是旅游与文化结合的旅游新业态。遗址公园模式需要活化遗产,不同的遗产赋存状况,遗产活化的途径是不同的,同时不同的遗产赋存状况,遗产原真性体验也是不同的,大唐芙蓉园是遗产原真性弱景区,应该打造结构性真实体验;阿房宫遗址和大明宫遗址属于遗产原真性一般景区,采取保护修复,旅游利用,需营造组织构建、真情参与的结构真实体验,划分核心区、外围区分区经营,重点保护核心遗产。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误读的跨文化解析

世界遗产委员会每年在全球进行的世界遗产申报与评估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负责世界文化遗产评估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专家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存在一些误读。本文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方的申报材料与ICOMOS的评估材料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造成误读的几个根本原因。并提出,我国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应考虑到文化差异对申报工作的影响,尽量从“他者”角度来认识自身的文化特征,把申报材料的编撰置于国际文化背景下,使中国的世界遗产实现跨文化认同,促使更多的遗产申报成功。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东方立场

东方主义思维正借全球化浪潮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蔓延。东方文化遗产保护除匆忙应对来自西方的质疑外,当务之急应根据东方文化遗产的特征和保护实际联合建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东方立场。东方文化遗产除应保护以《威尼斯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惯例中强调的有形文化遗产物质基础外,还应更加突出保护文化遗产蕴含的人类集体记忆、文化基因、文化认同、文化凝聚力等精神内涵。建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东方立场,有利于通过保护东方文化遗产,继而保护面临西方强势文化同化危险的东方文化。     

大遗址价值评估体系研究

古遗址是重要的一种文化遗产形态,大遗址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与文化历史价值、行政管理、政府决策密切相关的保护对象。显然大遗址的价值判定和评估是这一特殊对象有效保护的基础。本文通过国内外评估体系的比较分析、国内资料、现状的调研分析,确立评估要素,进而结合价值评估体系构架的方法,对我国大遗址价值评估体系进行了初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