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三书对《史记》的评论

刘知幾《史通》、郑樵《通志总序》和章学诚《文史通义》三书在我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三书对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通史都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就其撰写体例、史料取舍、语言表述等方面提出批评。这些批评或正确、或错误,或偏颇。刘、章两人还对《史记》创设的纪传体史书体例提出了改造或革新的主张。     

《史记》写作对后世的启示

《史记》位列二十四史之首,是司马迁的倾心巨作。司马迁创建的纪传体写作模式更为后世的史家所采纳,成为传统官修史书的写作体例。纵观《史记》全书,贯穿着司马迁的许多写作理念,如,批判地继承了先秦诸家思想、注重"人"的色彩、在写作人物时保持客观性、力求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分析《史记》的写作思想,对我们现在的历史写作亦有重要启示。     

历史撰述的批判与总结——王鸣盛论史书体裁与体例的利弊得失

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评论家 ,无不重视对历史撰述的得失进行批判和总结。作为乾嘉史学名家之一 ,王鸣盛在探讨历史撰述问题时 ,尤其注意考察史书体裁的利弊得失 ,帝纪与人物传记体例的灵活运用 ,以及书志与论赞体例的进一步完善等问题 ;同时他又能够联系具体史事和作者撰述思想来讲体例 ;既重视体例又强调不应为体例所拘 ,反映其朴素辩证的变通思想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并加以继承和发展。     

寻觅司马迁的后代

陕西韩城是史圣司马迁的故乡，可是现在韩城却找不到家姓司马的人家，司马迁的后代哪里去了？这个谜多少年来一直引起史学界的关注，现在它已被当地史学专家破解。我怀着探秘的心情走访了司马迁后代居住的村庄，     

评班彪的《前史略论》

班彪的《前史略论》是一篇最早的史学史论文,论及中国史上的史官、史家、史书、史学,略古详今,抓住有代表性的史家与史书(即司马迁与《史记》)作重点分析研究;着重于史家的思想倾向,并注意史家的撰史才能,肯定司马迁叙事行文准确、生动,可称“良史之才”。此论上承扬雄、下启班氏父子,标帜史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明清时期山东私修方志述论

明清时期是山东私修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在种类、数量、体例和内容上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具有很高的价值。私修方志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文献,是官修方志重要的参考资料,补充了官修方志之不足,并且纠正官修方志中的错误,它还提供了大量的其他史书所未载的地方史料。但私修方志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如时空分布不平衡;体例混乱,内容繁简不一;考证不够精详,多有溢美之词等。     

《群书考索》与宋代“宝训”

"宝训"是宋代创立的一种非常独特而重要的史书.可惜的是,一部也没有保存下来,使人们对其体例和内容不得其详.今天,人们只能通过从其它书中辑佚才能尽量复原其貌.本文作者从<群书考索>共辑得宋代宝训佚文42条,并对其略加整理和分析,希望从中获得一些有关宝训的宝贵信息,以供人们参考.     

《汉书·五行志》的历史价值

《汉书·五行志》是当时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首先是为自然科技史研究提供大量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其次是为汉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其三是《五行志》所创立的编撰体例和方法对后世文献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热潮中的史书编纂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史书编纂在鸦片战争前后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 ,主要表现在 :由边疆史地研究引发对域外史地的研究 ;史地学者能够根据社会变动的需要 ,灵活变通地运用史书体裁、体例 ,撰述了一批具有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的史地著作。这是对章学诚寻求史学变革之道的有力回应 ,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变化。     

史志体例区别浅析

方志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史志体例的主要区别之一,是史书竖写,而志书横分竖写。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竖写”,是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记述:“横分”,则是对事物并列进行记述。或者说,“竖”指时间,“横”指空间。将“横分竖写”视为志书在体例上区别于史书的主要特征,导致将志书编写制肘于“横分到底”的巢臼,限制了志书体裁适应时代发展的创新改革;导致只重形式,认为只要是横分占绝对就体现了志体的基本特征,忽略志书与史书编写的根本区别,造成对志书性质把握不准,对志书资料的系统性、真实     

史志体例区别浅析

方志界有人将“竖写”还是“横排竖写”看作史志体例的主要区别之一。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实际,又会造成只重形式、忽略志书性质的倾向。本文从剖析史书体例并非以竖写为主入手,说明横竖之说并非史志体例之区别特征;提出史志体例的主要区别,应体现在其采用不同体裁的比例上、采用同一体裁的要求上、结构体式(或称章法)上以及语言风格上。     

二重证据管窥司马迁史学思想

内证：从《史记》体例的角度管窥历史文献芜杂零散,著书立说便是文献整理的伟大目标,也是发挥文献功能的最佳手段。在父亲的基础上,司马迁收集、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以独创而又科学的方法,划分出五种体例：“本纪”,     

司马相如与巴蜀史志文献编纂关系考

蜀人司马相如以其宏文大笔驰骋古今,为历代文人学者所推崇。东汉班固、南朝梁刘勰称其为“辞宗”,宋代王应麟、明代王世贞称其为“赋圣”,宋代邵博称其为“文章祖”。人们将其与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并称为“文章西汉两司马”。然世人但知司马相如为文坛辞宗、赋家之雄,而罕知司马相如与史学有着莫大关系。他具有深厚的史学素养,撰有史学著作,其中包括最早的一部巴蜀地方史志《蜀本纪》,堪称巴蜀地区早期的史学家。其史学著作,甚至对后代史家修史体例具有开创之功。     

司马迁后人考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因著《史记》而流芳百世 ,为后人皆知。但关于司马迁有没有后代、若有又在何处等问题却鲜为人知。笔者亲访太史公故里韩城 ,寻根访源 ,对此问题进行了考证和回答。     

色诺芬史学二题

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所著《希腊史》是希腊城邦危机时代的产物。这样的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者对历史事实的取舍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色诺芬对西方古典史学的贡献主要有:完成了修昔底德的未竟之作,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希腊史的主要史料,主要是有赖于色诺芬的记载而流传下来;对经济史、政治史、战争史、社会生活史等均有独到的分析和阐述;在史书编撰体例方面,特别是对于传记体史书,具有开创性贡献;对西方历史文学及军事文学也有重要贡献。当然,色诺芬史学也确有其不足和局限性。     

论《明史》编修二题

《明史》纂修官深受顾炎武、黄宗羲影响 ,重视史学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 ,折射出清初崇实黜虚的学术风气 ;在探讨史家秉笔直书原则时 ,强调史家“是非之心”对史著真实性的影响 ,显示出心性之学对史书修撰的影响 ;在史书体例上 ,提出“本乎时宜 ,因时变通”的观点 ,重视纪传体史书内部的协调与贯通 ;在史料采择上 ,要求本之实录 ,参乎野记 ,重视从史家人品心术角度评判史料价值 ,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心术”论 ;史家还重视专家之书 ,批判史馆修史     

如何制订好志书的凡例

<正>什么是凡例?凡例,是说明著作内容和编纂体例的文字,语出杜预《春秋左传序》,"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唐代     

宋代私家撰述中的宋初政治疑案

宋代私家撰述中的宋初政治疑案张明华北宋初年官修史书于宋初皇室内部争斗记载上的多处抵牾和略漏不能令当时和其后的史家所信服，后者在许多私家撰述中就披露了大量被官修史书歪曲、掩盖的史实，其中较为后代宋史研究者重视并引起较多争论的史籍有以下几种：《建隆遗事》...     

《史记》的体例与“通变”

《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它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司马迁撰写《史记》,其史学思想的核心是“通变”。如何认识《史记》的五种体裁,表现在各种体裁中的“通变”思想有什么不同特点,是本文拟为探讨的问题,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关于《史记》的五种体裁,某些方面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但如何理解才符合司马迁的原意,却是一个重要问题。比如本纪,司马贞的解释,除指出依照本事加以综理之外,还包含要使整理的帝王事迹成为后代纲纪的意义。张守节在解释时,首先引出裴松之的“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然后说:将所统理的众事,依天子之世系分别连缀在它相当的年月上,就是本纪。司马贞和张守节二人都强调本纪必须与帝王、天子相联系。     

《闽大记》的编纂体例及其特点

《闽大记》是明代福建继弘治《八闽通志》后编纂的第二部省志,该书体例仿效纪传体史书,采用图、记、表、考、传等多种体裁写成,具有编排灵活、体例清晰的特点。篇前设小序,叙后有论;运用史家笔法,设"前鉴"篇目,善恶兼书。该书体例结构安排,着力于体现血缘亲疏、师承关系,但因系私修,偏重人物,也导致其内容有欠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