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其时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既不尽一致,而且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认知和表述亦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容共”还是“联共”,都难以单独完整表述该时期国共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1925年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与此同时,大批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国共关系的初始形式在发生改变,亦即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日多。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大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容国”的危机意识,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名同实异——战时国共两党县长的比较研究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县长群体,尽管有着大致相同的历史定位,也都承载着国共两党的殷殷期许,但是不同的县政设计理念,形成了县长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不同的选拔任用机制,又使得县长的年龄结构和教育文化背景相差甚远。体现在县政的运行机制方面,同样反映着国共两党县长各自不同的工作方式与作风,实际施政效果也大相径庭。名同实异的历史面相,大异其趣的精神世界,又在很大程度上积淀了他们不同的生活轨迹和生活作风,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政治文化,折射着国共两党各自的意识形态符号和象征。     

国共两党批评联总援华活动的政治动因分析——对一种“殊途同归”现象的再解析

由于身处中国复杂的内战环境之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华活动面临许多现实困难。国共两党从各自利益出发,在战后初期欢迎联总援华,但此后又不约而同地对联总提出批评,从而导致一种"殊途同归"现象的出现。国民政府对联总的救济数额和救济物资的分配方案不满,同时并不希望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公平地获得救济物资。中共则始终对联总抱有戒心,既将其视作统战争取的对象,又认为联总本质上是美国扶蒋反共的工具。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国共关系

抗日战争结束前后 ,围绕中国政局的发展 ,在美苏国共三国四方之间形成了独特复杂的互动关系 ,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局的演变 ,包括国共和谈、全面内战爆发、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及其对外政策的制定等等。美苏国共关系的每一次变动 ,都严重地冲击着东亚的国际形势 ,并对塑造战后东亚国际格局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

1924年1月国民党成功改组,与中共建立了“党内合作”关系。这一合作极大地扩展了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发展,但同时,年轻的共产党人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骨干,这引起了相当一批老国民党员的猜疑和敌视。“容共”还是“分共”的问题,自此即成为国民党内部矛盾冲突的一个中心话题。一年之后,随着主导国民党政策的孙中山突然去世,从1925年3月至11月,前后不过10个月,国民党内部就三度发生严重分裂。分裂的原因,几乎无一例外地与怀疑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或力主“分共”有关。     

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兼论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之发展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受到日苏关系、中日和谈与国共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虽然在具体战役指挥过程中认识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用,但是未能上升到战略层面系统认识和把握持久战的作战原则和基本方针,一度准备与日军在武汉"决战"。1938年7月底,日苏在张鼓峰冲突爆发后,日军对武汉的攻势有所放缓,蒋介石对武汉会战指导方针由"决战"转为"固守",希望借助国际形势的变化,牵制日军对武汉的进攻。鉴于英法不惜牺牲捷克利益对德妥协的前车之鉴,蒋介石在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同意直接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日本南进攻粤后,英美在华南的利益受到威胁,蒋介石的外交重心转向运动英美,积极推动英美在远东联合制日。武汉会战前后,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久战战略理论已经走向成熟。相比而言,蒋介石及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战略思想则缺乏系统性、灵活性与成长性。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国共两党在各自不同持久战理论的指导下,呈现截然不同的抵抗态势。     

陶行知与国共两党的关系究竟如何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逝世。陶行知去世后,除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先后为其题词外,国共两党还掀起了长达半年的追悼活动,可谓哀荣备至。然而4年后风云突变,中共中央忽然以批武训为名对陶行知进行彻底否定。这种状况直到1980年代之后才得到改变。陶行知先生身后的几十年里,所受的褒贬是否中肯?他的生前与国共两党的关系究竟如     

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城墙与护城河2011~2012年的发掘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头山遗址地表现存城墙和护城河的考古工作,确认了屈家文化时期城墙的北部豁口,遗址西部和西北部城墙外伸向护城河中的凸台,以及遗址西部、北部两条通过护城河的陆地通道,探明了遗址西部至东北部屈家岭文化时期护城河生土河床的起伏,揭示出开挖护城河、筑城时的取土作业区遗迹。     

1939年秋-1940年夏国民党的南调命令及其影响——对皖南事变起源的新分析

抗战初期的南调命令是国民党在发展和维护它的华中敌后利益,尤其是大别山根据地利益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由于抗战的新形势,国民党对在失去大举"剿共"手段之后的策略选择和反共部署,其实并没有多少及时而深入的考虑,尤其因为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以来共产党在华中采取攻势策略,国民党更显缺乏心理和策略准备,南调命令最终在国民党内外重重阻力下不了了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国共关系史上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在皖南,国共都因为南调命令而发生了策略变化,两党由此不可避免地开始积累矛盾,直至事变发生.     

关于"官僚资本"的争论与国民党执政的危机——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之三

国民党统治时期控制的国家资本,以其种种弊端而以"官僚资本"的名义为社会各界所诟病,并在抗战胜利后达至最高峰,成为国民党高层亦无法漠视的事实。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其党内对"官僚资本"问题有激烈的讨论和争执,表现出国民党对其统治危机的深重担忧。但是,国民党言大于行的统治惰性与惯性,使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影响其统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展示了腐败与政治的关系。     

《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年》一书出版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黄坚立的新著《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年》(中文版),已于201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发行。全书约十余万字,共计八章,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国民党从1927年掌政到1949年败守台湾这段时期关于学生运动政策之演变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分析。     

关于战时沦陷区国民党与伪组织关系的问题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河北省地方党组织与伪组织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抗战初期,河北省的国民党员多数参加了抗日,只有少数投降了日军,作了汉奸卖国贼。第二个阶段是在国共两党基层关系破裂之后,国民党河北省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重点,遂从敌后抗日根据地内转移到沦陷区。在沦陷区,国民党上级党部派遣大量党员楔进敌伪组织内部,以此利用伪组织开展组织活动以及对付中共,同时也暗中破坏敌伪组织的活动。第三个阶段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极力争取伪军势力,甚至帮助伪军对抗中共的进攻,以此与中共展开竞争,争夺控制敌后地盘。     

中国与东南亚共产党关系的正常化及其影响——兼论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身份转换的完成

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新的党际关系原则,并以此为指导实现了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关系的正常化,终止了对这些共产党组织及其革命运动的援助,将共产党党际关系置于政府间关系之下,明确了以国家利益作为发展党际关系的最高原则。这一转变不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党身份转换过程的最终完成,也对中国的东南亚地区政策和日后东南亚区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送绝密情报的奇人奇功——莫雄与项与年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国民党军从四面一步步逼近中央苏区中心地带,蒋介石正在为其"围剿"红军制订的"铁桶计划"即将实现而踌躇满志。在这千钧一发之刻,一份绝密情报送到中央苏区中共中央手中,中央立即决定,中央红军提前实施战略转移。这一决定使蒋介石彻底消灭红军的企图破     

半世恩怨一生愁——试析齐世英与张学良的关系

齐世英是民国初年的自由民主人士,其特殊的成长经历造就了其坚韧的气节和品质。齐世英与郭松龄有着忘年之交,与张学良有恩怨过节,与陈立夫信守不渝,与吉田茂有私人交往,到台湾后又遭国民党以反对党中央政策的理由开除党籍,后长期支持和参与党外运动,后又与雷震等人共同筹组新的反对党"中国民主党",其人生轨迹可谓丰富多彩,而其与张学良之间的恩怨情结,绵延持续近半个世纪。张学良曾说过:"齐原是我送出去德国念书的,……(我)抓到他(齐世英)恐怕会枪毙他的。"事情到底如何?齐世英缘何恩将仇报?两人的恩怨又是如何化解的?本文拟对齐世英与张学良的关系做一梳理,并对西安事变中二人的关系做重点分析,以期阐明两人的恩怨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