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与苏轼“以诗托讽”

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以诗托讽”致祸,被贬黄州,此即乌台诗案。苏轼之所以“以诗托讽”,原因有三：一是对现实主义诗风的继承与发展,二是苏轼淑世思想的体现,三是对恶劣言论环境的挑战。乌台诗案对苏轼文学创作影响较大,此案之前的苏诗高扬现实主义,紧扣时代脉搏;此案之后的苏诗追求旷真,转向“和陶”。     

章继肃书法篆刻集序并诗

宕渠谈士相聚,提到章先生,无不肃然起敬。近日唐木老弟自故乡来．转告云,章老书法篆刻结集,事在筹措之中,请为之序。不然,写一首诗也可以。我性简疏,岂作序之人哉!然于唐木之请．乃避席敬受曰：“诗要作,文亦要作。”何则？有话可说也。     

苏轼的政治思想浅谈

一代文宗苏轼,其人以文名,又不专以文名。近年来苏学研究的日益深入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苏轼作为卓越政治家的一面。本文着眼于苏轼的政治思想,对苏轼的民本思想、变革思想和宗教思想的渊源与表现进行了初步探讨,并由古及今深化认识,从而由治世能臣的角度认识苏轼,并探求苏轼对于当下为政者的启迪。     

苏轼诗歌创作研究

苏轼作为我国宋代最杰出的文学家,在诗歌、词、文等的创作上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这与苏轼的家庭出身有一定的联系,其父亲苏洵在诗词的创作商业颇负盛名,因此从小接受文化熏陶的他通过学习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学富五车,思想内涵深刻,尤其是对于儒、道、禅三者的融合,其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人生追求都比较高远,那么这就使其文学造诣得到不断提高。在本文中,首先对苏轼的诗以及苏轼的词分别进行研究,并从中总结出苏轼在我国文学史的地位与影响。     

苏轼的“尚意”书法与《集归去来辞诗》刻石

本文围绕西安碑林藏苏轼《集归去来辞诗》刻石,对苏轼的“尚意”书法不践古人、追求个性自由的本质,及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略加述评。对该刻石所据之墨迹本的由来及刊刻者邓霖其人,对苏轼这件书法作品产生的背景及其价值,略加考述。认为《集归去来辞诗》刻石之“六首本”和“十首本”各有出处,不能因为《苏轼诗集》收录10首,便轻易否定“六首本”。     

论《诗大序》对先秦乐论的搬用CSSCI

《诗大序》既是先秦乐论的总结,也是汉代文论的肇始点。它带有十分明显的乐论色彩,或者说从中可以看到汉代诗论与乐论之间的密切联系。《诗大序》无论在文本层面还是在义理层面都表现出十分明显的照搬、因袭先秦乐论的痕迹,甚至不惜采取"六经注我"的方式对先秦乐论进行强制阐释,杂缀而成篇,同时亦对后世文学工具论的畸形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孔子诗论》到《诗序》的诗教思想发展——以《皇矣》、《大明》、《文王》为例

<孔子诗论>公布后,再次牵动有关<诗序>问题之讨论,同时也为重新探究"诗教"观念之继承或转化建立起新契机.虽然<孔子诗论>中对于风体诗的评论,明显有重情的趋势,而代表汉代<诗>教思想的<诗序>,又明显注重政治风化之作用,彼此遂产生较大的差异,且显然有思想转化之现象.然而这种<诗>教思想明显转化之痕迹,在<孔子诗论>所评论<大雅>之<皇矣>、<大明>、<文王>三首诗中却非如此,而有继承发展之现象.职此之故,本文将深入此三首史诗的内容,从对比各首诗的诗义以及<诗论>、<诗序>所评论之内容,参照汉代政治之状况,而对<诗>教思想之继承发展情形有更确实的理解.全文之进行:在前言说明为文之动机、目的以及讨论范围之后,进入核心议题,依序讨论此三首诗从诗义到<诗论>,乃至于到<诗序>的诗教思想继承发展之情形,获得更清楚的思想发展脉络.     

浅议李白散文中的序

李白被誉为＂诗仙＂,他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同时也是盛唐散文大家,他的散文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本文选择李白文中的序文来分析其散文的特点。本文按文体特点将李白序文分为三类,并逐一分析每一类的特点。     

关于蓬莱阁珍藏的苏轼《海市诗》碑刻研究

蓬莱阁位于蓬莱北部丹崖山巅,自然风光秀丽,文化底蕴浓厚。阁内收藏历代碑刻一百三十余方,其中苏轼的《海市诗》诗文韵采飞扬,寓意深邃,为蓬莱阁上最久远的歌咏海市的七言古诗,蓬莱阁和蓬莱海市从而名闻天下,因此《海市诗》碑刻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几经沧桑、几度兴废,苏轼《海市诗》原碑早已湮灭于历史长河,后来人们出于对苏轼诗文书法的喜爱和重视,先后三次对《海市诗》进行了镌刻。如今,三方古代碑刻静静地藏在蓬莱阁卧碑亭与苏公祠内,被人们所欣赏和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