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时间订补

明代进士题名碑是珍贵的科举考试文物资料。立石时间距开科时间的近远对其文物价值有一定影响。现存明代进士题名碑有相当一部分无立碑时间,或立碑时间模糊,甚或立碑年月不真实。利用撰《赐进士题名记》的大臣所署职衔订补立碑时间是一种很重要而且有可操作性的考证方法。     

清进士题名碑考述

立于北京孔庙内、镌刻有清朝全部进士姓名及甲第、籍贯的进士题名碑,是清朝重要的科举文献.本文讨论了题名碑的建立、规制、书写、改刊等问题,对题名碑的文献价值、题名碑的讹误等也作了分析.     

《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进士籍贯刊误述论

文章以列表的方式,论述了《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中存在的6种进士籍贯刊误现象,即:省际进士籍贯刊载互误、省内进士县际籍贯互误、进士籍贯标注字误、以俗名标注进士籍贯、以府名标注进士籍贯及以府、县二级标注进士籍贯。文章并较细致地探讨了该书出现这些刊误的原因。     

北京国子监元代进士题名刻石调查研究——元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刻石考辨

元代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碑不仅是清代的科举考试文物,更是自清代以来金石学家寻找、考证研究的重要题材。本文从该碑的研究史、文献考证和对现存文物实体的鉴定三方面进行综合论述,认为此题名碑是由清代人依据出土品仿刻而成的。     

曲阳北岳庙唐李克用题名碑浅析

现藏于河北曲阳北岳庙的唐李克用题名碑是李克用所书。唐中和五年(885年),幽州李克举等犯易定,李克用领兵救援时题字勒石于曲阳北岳庙,其内容可证史,并补史书之遗误。     

洪武首科进士研究

本文全面考察洪武四年中进士的120名士人的履历和授官任职情况,结合洪武初年征举人材的举措和开科取士的背景,解释洪武六年科举停罢的缘因.进而指出元末明初士人存在不乐仕进的心态,以及要面对有司征迫,中进士后授职低微等现实.     

西夏碑(石)刻述要

西夏遭到蒙古毁灭性的打击后,人民流散,城池沦为废墟,遗迹、遗存屈指可数。加之宋、辽、金修史,也刻意跳过西夏这一段历史,致使西夏历史几乎不被后人所知。清嘉庆著名学者张澍发现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通过这块夏汉文合壁碑的碑文,揭开了西夏文字之迷。自此,西夏历史文化才犹如一方初遭洞开的迷阵。因此,西夏文物考古资料,特别是有文字记录的碑刻就显得特别重要,它犹如一卷卷石刻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籍的不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书法艺术价值,成为揭开西夏历史文化神秘色彩不可或缺的实物佐证,具有丰富的史料、文物价值,对考证史籍、辅翼方志、存史资政具有重要意义。     

明“重修白马庙记”碑考

位于浙江海宁盐官的白马庙是清代著名艺术僧人达受出家、圆寂的地方,本文从征集到的"重修白马庙记"碑入手,考证了白马庙的具体位置,并对目前发现的柱础石、磉石等石构件加以介绍,可以较为深入地了解白马庙的相关情况。     

大石墓立石辨正

安宁河谷的大石墓长期被认为墓门前竖有立石.经细致田野调查,并结合考古发掘所获信息,可知大石墓的立石是竖立在墓冢尾部的.立石也不是大石墓的普遍特征,而只是出现在个别大型的大石墓的现象.     

《四库全书》本雍正通志《选举志》进士题名讹误举隅

雍正年间先后完成的《畿辅通志》等16部通志,较好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自然状况。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这16部通志都被收录其中。但雍正年间所修通志存在一些问题,《四库全书》在收录时,没有认真核对,致使问题依然存在。本文仅就其《选举志》中清朝进士题名著录的讹误问题,作一初步探究。这些讹误包括姓名误、籍贯误、失收、进士与举人题名不统一、重出、著录标准未能统一等。     

从两碑一题看麦积山的开窟年代

本文从《秦州雄武军陇城县第六保瑞应寺再葬佛舍利记》、《麦积山开除常住地粮碑》、麦积山78窟西侧大佛坛基正面画题记的内容、产生的年代等不同方面 ,分析论证了麦积山开窟的年代     

宋代绍熙府儒学碑考

四川荣县文物管理所藏有一通石碑,碑阳为宋代“绍熙府儒学碑”,碑阴为明代碑刻“和义记”.“绍熙府儒学碑”载南宋理宗下诏追封朱熹等五人爵位,并从祀于文庙,同时黜免王安石在文庙中之地位,以及此诏在潼川府路的执行情况.绍熙府儒学碑反映了王安石及新学的彻底衰落,程朱理学的大势崛起,以及绍熙府遭受蒙古军队侵扰的历史,同时勘正弥补了史籍、辞书的不足之处.     

《司马芳碑》刻立年代考辩

《司马芳碑》是1952年在西安市西大街广济街口修下水道时,偶然被发现的,随即入藏西安碑林.因只存碑身上半截,且裂为三块,通常也称《司马芳残碑》.对此碑的研究,已故段绍嘉先生有《司马芳残碑出土经过及初步研究》一文(以下简称段文),已故杨励三先生有《司马芳残碑》一文(以下简称杨文).两篇文章均考定碑主司马芳即史籍中司马懿之父司马防,这一点迄今未见有异议.他们的分歧在于,前者认为此碑刻立于东晋时期,后者则认为此碑为北魏遗物.大概,段文发表得早,其“东晋说”便先入为主,几成定论.各种出版物中,凡述及《司马芳碑》年代者,或曰东晋,或曰晋(权威的《陕西省文物志》该碑条下,还将其年代定为西晋,不知有何依据).笔者在不久前出版的《石版文章——历代碑刻琐谈》一书中,也犯了不求甚解、人云亦云的毛病,称     

西喜马拉雅地区立石遗迹初论

本文经由两处具有考古背景的立石,对西喜马拉雅地区大立石遗迹的分布和类型进行了研究,将其年代范围定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其代表一种与不发达的金属器、石墙建筑、石构遗迹相联系的山地史前文化。目前所知,立石纪念物兴起于早期铁器时代,最早的例子见于克什米尔河谷,可能与中亚及西伯利亚地区游牧人移动相关。所处场合不同,立石可能有功能区分,其与"火崇拜"和"神山崇拜"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索。     

大足石篆山《严逊记》碑补正及相关问题考略

大足石篆山佛会寺存有后人翻刻的《严逊记》碑,碑文载有石篆山石刻造像内容、造像缘由、功德主严逊的生平事迹等重要信息。清代以来众学者多据此碑考证石篆山石刻等相关问题。然而,由于碑文本身存在少量讹误,再加上《大足石刻内容总录》等资料性书籍释录碑文时出现纰漏与错讹,致使某些谬误被学界直接沿用,以讹传讹,造成众多研究结果失之偏颇。2003年新发现的摩崖刻《严逊记》,个别字可校对、补正佛会寺所存翻刻版。本文通过对两处碑铭的实地调研与文献甄别,对各类错讹予以商榷、补正,并对《严逊记》碑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加以考述。     

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科科年考实--兼谈明代进士题名碑的立石问题

笔者曾利用大量明代进士登科录、会试录、同年录等原始文献对朱保炯、谢沛霖二先生编著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①(以下简称<索引>)做了一些校误②.近来,在研究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索引>承袭了清李周望等编著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内附明代诸科,以下简称<碑录>)中一个较为严重的错误--把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赐特用出身科误作"崇祯十五年壬午科(1642)"(按:该科是"赐特用出身",并非"赐进士出身".严格意义上说这二百六十三人特用举贡,并非进士).     

玄奘题名石佛座考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玄奘题名石佛座”,虽然上面有玄奘题名,但因镌刻“三藏法师”字样,说明不是玄奘亲自题记供养而保留下的遗物。不过从其造立时间和发现地点印证了玄奘晚年选择玉华宫为归宿的史料记载,是一件与玄奘生平有直接关系的珍稀文物。     

试论石峁城址的年代及修建过程

本文以2014年石峁内城韩家圪旦地点的发掘收获为切入点,结合石峁遗址考古工作五年来积累的丰富资料以及邻近地区的考古学材料,将石峁遗址予以初步分期,并根据各期典型遗存在石峁城址内部的分布规律,探讨了石峁城址三重城垣的修建年代和相互关系,为探讨石峁遗址聚落结构及其与流域内其它石城聚落的关系迈出了第一步。     

西安地区单体石立佛的佛衣类型及其时代

上世纪50年代以来,西安地区陆续出土单体石立佛造像。据笔者实地调查及已刊布资料,本文对保存较好的39件单体石立佛的佛衣,进行考古类型学分析,根据造像纪年并结合其他地区年代较清楚的造像资料,将西安地区单体石立佛造像分为三期,第一期主要在北周时期(557~581年),第二期主要在隋代(581~618年),第三期大致在贞观时期(627~649年)至开元(713~741年)初。     

唐县“禁革陋规”与“古唐侯国”异代一体碑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重新发现于唐县的“古唐侯国”碑为一方异代一体碑,其一面为康熙年的“禁革陋规”碑,另一面为光绪年的“古唐侯国”碑。本文对此碑两面碑文的作者、刻制历史背景及其内容、意义作了综合分析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