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的三位血性湘女

历史的大幕徐徐降下，凝结在历史大幕上的痕迹也许已经被时间风化和稀释而被人们所淡漠，于是，就有了当年鲁迅似的感慨：“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不知怎的，那日与友人说到这些，忽然就想到了北大——老北大的三个湖南籍女子。     

北大红楼的“伪北大”岁月

沙滩红楼是老北大的象征,铭刻着“民主”与“科学”的历史印记。从1918年红楼建成,到北京大学迁址到西郊燕园,北大红楼与北京大学的关系密不可分。然而在日伪统治时期,这座大楼却与北京大学有了暂时的分离。人们通常把西南联大看作北京大学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延续;而这时的北大红楼,先是被作为日本宪兵队本部使用,     

日伪时期的“北京大学“

1939年1月,在北平成立了日伪控制下的"国立北京大学",但它与北大无任何干系,被称为"伪北大"。伪北大的兴亡,在厚重的中国现代史上,并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史中,它被视为异类。但它确实存在了七八年的史实,应该引起我们的正视。《日伪时期的"北京大学"》一文再现了这段历史。     

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学术关系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是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两个极重要的学术阵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两者建立起紧密的学术关系。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研究人员不仅纷纷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而且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使两者在学术精神上达到一致。其结果是,一批深受史语所学术精神影响的“尖子生”被培养出来,并被选入史语所工作。北大史学系某种程度上成了史语所的人才库。另一方面,史语所的学术精神,也通过北大史学系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生着持久性的影响。     

文革中的周培源与聂元梓

文革荒唐岁月中,在各派纷演闹剧的同时,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斗争也在北大轰响。北大副校长、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周培源被深卷其中,并成为与以聂元梓为代表的造反派斗争的一面旗帜。最终造孽者被带上历史的批判台,历史潮流重归正常。     

在北大旁听的名人

历史上的北大旁听生,如果得不到社会的关爱,名人册上,也许就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正如毛泽东,如果没有杨昌济的举荐,蔡元培的"恩准",李大钊的关怀,邵飘萍的指引,也许他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代伟人;沈从文,如果没有郁达夫的"雪中送炭"、徐志摩的"慧眼识珠",熊希龄的提携关爱,历史上也许就少了一位大文豪!正如我自己,在北大游学期间,     

名士亦须人提携

正名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固然以内在因素为首要,然亦多有外缘背景。章士钊曾云"名士亦须拉缆人",历史上很多名人都是凭借相互间的提携、扶持而跻身名流。1917年,梁漱溟报考北京大学,没有考上。但是,前一年梁氏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究元决疑论》,以近代西方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蔡元培读后,认为他功底很好,前途无量。当他得知梁没有被北大录取时,甚为惋惜,说:"梁漱溟想当学生没有资格,那就请他到北大来当教授吧!"于是,梁漱溟被聘来北大主持印度哲学讲习。试想,如果当初没有蔡元培的"不拘一格录人才",何来日后的"一代大儒"梁漱溟?语言学家、文学家、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先生早     

群策群力,办好《世界历史》杂志——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历史》编辑部座谈会纪要

应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教授的邀请 ,《世界历史》编辑部的全体人员于今年 4月 6日前往北京大学 ,与历史系的部分教授就如何办好《世界历史》杂志 ,推动我国世界史的研究进行了座谈。北京大学的世界历史学科教学和研究力量雄厚 ,成果卓著。北京大学图书馆世界史方面的资料收藏丰富。《世界历史》编辑部希望北大的老师们不仅要一如既往地给杂志提供优质稿件 ,而且还要为办好杂志提建议 ,出主意。座谈会上 ,北大的教授们热情而又坦诚地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世界历史》要站在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前沿 ,关注本学科发展的新动向、新课题 ,比如东…     

胡适在风雨飘摇的旧北大

胡适在旧北大执教二十年有余,无论在蔡元培长校期间的“新政”,还是蒋梦麟长校期间的“中兴”,胡适的影响重大。胡适本人长校的旧北大的最后三年,是北大历史上最为艰难困窘、风雨飘摇的三年。随着旧北大走完历史,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教育哲学也在中国大陆寿终正寝,中国的教育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们知道,从１９１７年１月蔡元培当北大校长起,或者确切地说从１９１７年９月胡适进北大当教授起,北大的一系列教育的现代化改革正式揭开序幕。 在抗战爆发前的２０年里,北大教育规模发展很快,尽管中间风云变幻、波折屡生…     

“奸淫门”邹恒甫再轰北大

继“独董门”后，经济学家邹恒甫再次爆料老东家。8月21日，他在微博上称，“北大院长在梦桃源北大医疗室吃饭时只耍看到漂亮服务晁就必然下手把她们奸淫。北大教授系主任也不例外，所以，梦桃源生意火爆。除了邹恒甫，北大淫棍太多。”这条微博被网友疯狂转发。     

拍前预览

春拍突破历史的成交业绩仍被舆论热议,秋拍大幕又将开启。回顾春季拍卖,充裕的资本,推动艺术品价格体系全线上扬,新买家群体的参与促成市场的买盘呈现30-50%的上涨。无论风头正劲的中国书画,     

风云激荡看北大红楼

在中国,关于红的响亮的名词很多:红色根据地、红色区域、红色家庭、红色阵地……可是,恐怕任何一种关于红色的事物所蕴涵的历史文化厚度都不能和北大红楼相比肩——北大红楼是一栋具有极不平凡历史的建筑: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一批新文化巨人由此掀开了现代中国的伟大历史。让我们一起沿着中国新文化巨人     

热词

撑腰体 9月21日,北大校友创业联合会秘书长杨勇发布微博称：“今天下午参加北大各院系及行业校友会负责人座谈会,吴志举副校长讲了一个想法,向所有北大校友提出倡议,鼓励校友讲诚信、做好事,做有道德的公民,如果中间发生风险,比如扶起摔倒的老人被起诉,北大无偿提供法律支持,如果败诉要赔偿,北大出20万,多出的由校友募集支持。希望支持的北大校友转发!”     

与郑惠同志交往二三事

我与郑惠同志交往并不多,但这为数不多的交往却督促我在某些理论问题上做纵深研究,至今难以忘怀。1991年4月的一天,按导师萧超然教授的指点,我骑车从北大出发,追溯1919年5月4日学生的游行路线,并寻访当年李大钊被捕的院落、陈独秀居住的平房、北大红楼等历史遗迹。将近一天的奔走,已是人困马乏。到五四书店买书并休息,我被书架上《李大钊文集》和《陈独秀文章选编》吸引住了。可是囊中羞涩,只得与服务员交涉留一套,下次再买。服务员没有理睬。旁边的一位长者看我那么执着,忍不住说:“同志,你就给她留一套吧!”服务员仍没有应允。他无奈地转过脸好奇地问:“你是哪个单位的?为     

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读季羡林《牛棚杂忆》书后

北京大学有过辉煌历史,这辉煌不仅属于北大,同时也属于全中国。北京大学也有过悲惨和很不光彩的一页,同样也不仅属于北大,同时也属于全中国。感谢季羡林老先生把这一页记下来了,这就是他的《牛棚杂忆》。我相信这本书将流传下去,坚信后人将比我们幸运,他们将拥有更多的自由来充分探讨书中提出来的那些问题。否则我们这个国家就太没有希望了,我不相信她没有希望。     

师生联袂作战第一回——五四运动时期的傅斯年与胡适

正1919年5月4日北京多所学校学生的游行示威,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大幕。那天游行示威的总指挥之一和举旗者傅斯年,大家都认为,他随后就退出了运动行列。事实上,傅斯年并没有真的退出,并且遭遇了谣言的攻击,为此他和老师胡适首度联袂作战,开创了师生二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总是互相支持的先例。     

发现“顶云经验”背后的故事（下）

时间：2008年11月14日晚地点：贵州省贵阳市1978年,是我党历史上实现伟大转折的一年。在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这一年在全党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讨论,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地进行了“拨乱反正”,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骈散、汉宋之争与“学者”“文人”的纠葛——学术史视野下北大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渊源

民国初年北大内部桐城派与章门弟子的关系问题,系新文化运动得以在北大发生、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引入学术史视角深入研析。揆诸史实,将桐城派驱离北大客观上起到为"文学革命"扫清障碍的作用,使得北大整体上趋向新文化运动。这一举动源于章门弟子与桐城派的"骈散之争",背后的实质乃"汉宋之争"。清代的骈散、汉宋之争属文学和学术发展史上的常态,延伸到新文化运动时,此一争论则具有打着传统的旗号服务于现实目的的色彩。同时,章门弟子对桐城派的种种责难,不仅基于文学和思想主张的差异,也夹杂着"学者"对"文人"的轻蔑态度。就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前提和时代语境而论,为"新"文化做铺垫的一些思路和做法仍为"旧"。     

忆吴晗

<正>我于1961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市历史学会工作,有幸在吴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5年,深得教诲。吴晗的为人、作风以及大家风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追忆那段岁月,仍使我颇多感触。这里,我想就我在历史学会工作时和吴晗的接触作几点回忆。     

曲学大师吴梅：人生如戏

他是一代曲学大师．在民国学林享有盛誉。他对曲律、曲史包括词学理论造诣极深,以一本《顾曲尘谈》深得蔡元培赞赏,遂于1917年被聘为北大教授,讲授古乐曲。自此．不登大雅之堂而曾被鲁迅概括为“咿咿呀呀”的戏曲首次进入最高学府。并占有一席之地。他叫吴梅．在世时与王国维齐名．二人并称戏剧研究领域的“南吴北王”。他的一生．就像一台波澜起伏、动人心弦的大戏。曲终人散．余音袅袅．回响于历史与现实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