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天下到“王命论”——论两汉之际儒生政治理念的变迁

儒生阶层在西汉元成以后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复古改制运动,但空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不能解决历史症结。复古改制失败后,儒生们依据公天下政治理念,捧出王莽来改造现实,却又造成了更大的历史劫难。面对惨败,儒生们不能够反思自身的理想主义,反而走向了"王命论",认为天下应为刘氏一家所有。儒生再没有勇气讨论"禅让"等公天下的理念了,此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变局。"王命论"在后汉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导致后汉学术走向平庸。     

两汉之际儒生价值取向探微

西汉末年儒生之归附王莽是因为西汉在制度及其运作的两个层面均不能满足其入仕的要求,而不是为了通过王莽实现其千百年来的“政治理想”。刘秀“尊祟节义”重用儒生的本质一方面是满足儒生的利禄追求,一方面是在精神和制度两个层面加强对儒生的控制,把儒生彻底地吏化;儒生遂彻底放弃其批判、改造现实的传统而以“吏事”为业,导致了儒学衰退的同时,也消弭了儒生的伦理实践。     

两汉儒生关于“陈涉”符号意指分歧析论

秦末陈涉的传记,在《史记》中列为"世家类",在《汉书》中归为"列传类"。两部史书归类的不同,不仅是写作体例的不同,更是因于时代思潮的影响。陈涉起义是西汉士人阐发儒家理论的现实标本,体现了他们积极干政的意识和批判精神。在西汉子书中,"陈涉"成为西汉儒生反暴政、倡王道的符号,彰显了他们兴儒学、求仕进的愿望。西汉儒生群体对"陈涉"符号的积极诠释,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两汉之际以后,随着皇权的巩固和儒学的独尊,且伴随着谶纬思潮的泛滥,儒生对"陈涉"的认知趋向淡化,直至走向贬抑。     

汉儒价值观念变迁的几个问题——答陈启云先生

本文从理论方法到史实系统地回答了陈启云先生的批评。认为用“心态史”的方法、按照“学理”来“联贯”分析汉代儒生价值观念存在着重大不足,得出的结论背离了历史真实。文章以史实为依据,从社会变迁对思想观念和政治实践的互动关系入手,对汉代儒生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吏化”的发展、西汉末年儒生追随王莽的原因、东汉清议与党锢的政治理念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同时对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的正确理解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论。     

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外戚宦官与“党锢”

刘秀在农民战争中夺得了政权,建立了东汉王朝,其政权的性质依然是地主阶级的统治,是西汉王朝地主政权的继续发展。东漠政权的存在,共一百九十六年,在这将近二百年的政治发展过程中,除了农民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了无数次反抗暴动以外,而统治阶级内部却拼命的闹着争权夺利的斗争,这就是当时的外戚宦官的专权与所谓「党锢之祸」。在东汉一代的政治舞台上,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有三种人物在活跃着,即儒生、宦官、外戚,这三种人物:按其阶级属性来说,都是属于当时的封建地主阶级,按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来说,他是作为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各个集团的政治代表而出现的。先说儒生,儒生大部份是出身于官僚、商人、地主,他们能够参与政治活动,是从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开始的,刘秀本人就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儒生,他自始就热中与对地主阶级的勾结,在东汉政权的建立过程中,他不但保留了从西汉新莽以来的旧的官僚、商人、地     

太平道五斗米道那个在先?张修张道陵是一个人或两个人?

「五斗道」是中国最原始的道教,创始于东汉末年,其创始人为张陵(亦名张道陵);「太平道」是道教的先驱,渊源于西汉时代方士所创的太平经。原来在战国末年就出现了炼丹求药,求神仙,讲阴阳怪诞之说的方士,更由于秦和西汉皇帝们的提倡(秦始皇、汉武帝都是好神仙求不死之药的),于是方土之术,特别盛行。但自汉武帝刘彻以后,在上层统治阶层中的信仰逐渐破产,并且受着儒生的排斥,于是持鬼神术的方土遂渐次流到下层社会,「假鬼神」医治疾病以谋生活。他们为了(?)吹自己方术的奥妙,更好的使人信服,于是他们便把在西汉初年最受社会尊崇     

道家·黄老·秦汉政治实践与学术发展--重读熊铁基先生《秦汉新道家》

“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对黄老道家的学术概括,“新道家”的提出则填补了学术空白,对深化研究有着启示意义。战国时期以帛书为主体的黄老学派标志着新道家的形成,《吕氏春秋》是其发展形态。西汉前期的政治是新道家的全面实践。东汉前期的“吏化”儒生和对谶纬的控制,使士人的学术路径转变,导致儒法统一和儒生对新道家的重新取舍,儒道合流。     

两汉之际儒学与政治关系探论——桓谭与刘秀关系的再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反对谶纬只是桓谭被贬斥的表象,深层原因则是没能理解刘秀重儒的政治目的,以"道"自认,一味分析现实、批评现实,违背了刘秀圣化汉室复兴的政治需要,是"道"与"势"碰撞的结果。刘秀重儒,"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是为了"吏化"儒生;以谶决事是以谶纬控制谶纬,防止西汉后期儒生以谶纬为工具怀疑汉家统治的再发生;"亲执讲筵"是以"柔"的方式钦定学术标准,统一思想,使儒家学说规范化、工具化。这是东汉一代有经学无"思想"的深层原因。     

两汉之际儒学与政治关系探论——桓谭与刘秀关系的再考察

反对谶纬只是桓谭被贬斥的表象,深层原因则是没能理解刘秀重儒的政治目的,以"道"自认,一味分析现实、批评现实,违背了刘秀圣化汉室复兴的政治需要,是"道"与"势"碰撞的结果。刘秀重儒,"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是为了"吏化"儒生;以谶决事是以谶纬控制谶纬,防止西汉后期儒生以谶纬为工具怀疑汉家统治的再发生;"亲执讲筵"是以"柔"的方式钦定学术标准,统一思想,使儒家学说规范化、工具化。这是东汉一代有经学无"思想"的深层原因。     

西汉人体经脉漆雕再考

绵阳西汉人体经脉漆雕出土后,笔者先后以《我国最早的人体经脉漆雕》和《西汉人体经脉漆雕考——兼谈经脉学起源的相关问题》为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论文发表后,引起了中外医史界和考古界的关注。学者们纷纷到绵阳参观、观摩这件稀世珍品,或发表论文,或确定课题进行专题研究,掀起了一个小小的研究高潮。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绵阳西汉人体经脉漆雕(以下简称漆雕)予以了     

秦、西汉帝王陵封土研究的新认识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地处关中地区中部的秦、西汉帝王陵封土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本文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新资料说明,秦、西汉帝王陵在历史上遭受多次盗掘,经过多次修复,加之两千余年的生产活动、水土流失等,现存封土与始建原貌有差异,秦、西汉帝王陵墓室之上覆盖的封土应为覆斗形。     

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出土釉陶熏炉发微

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中出土有一件釉陶熏炉,其上墨书"苍颉"二字,是目前所见关于仓颉最早的器物资料。史载和考古资料证明,西汉时期已将仓颉奉若圣人或仙人加以崇拜;经过分析可知,这件熏炉是刘毋智用作仓颉崇拜的礼器。刘毋智作为吴王刘濞亲族,随刘濞迁到吴国,仓颉崇拜应是由刘毋智自合阳国随迁而来,但这件熏炉是南方地区的产品。从对仓颉的崇拜来看,刘毋智应是西汉吴国负责文书案牍工作的吏员。     

三老与汉代基层政治格局之演变

西汉初期设县、乡三老为民师,行教化,在地方政治中建立行政与教化的二元格局,从而在统一的汉法中建立礼俗的脉脉温情,达到稳定地方秩序的功效。昭、宣以后,儒生官吏渐能承担起教化之责,三老逐渐吏化,地方行政一元化趋势渐显,二元格局逐渐解体。但作为汉初长者政治的孑遗,三老并不适应官僚制科层化的发展,因此吏化不可能完全。至东汉,地方小吏中儒生增多,使得教化完全能够由行政系统独力承担,三老教化之职渐由小吏取代,行政一元化格局最终形成。但终东汉之世,三老一直在基层政治中存在,不过职权已经虚化。     

汉代“人虎母题”图像嬗变论

西汉从立国到东汉衰亡共经历了四百多年,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社会、政治、经济,无论上层建筑还是物质基础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前后稍加对比,便可发现期间存在一个明显的变奏。从时代风貌看,西汉建国至西汉末期,汉代尚处在春秋战国文化的遗绪阶段,成事于楚地的西汉帝王与功臣们,在秦地丰沃的土壤上,以秦、楚文化为中心融合全国各地的文化,这时的文化融合只是一种全面的继承,或许可以将西汉看做先秦各地文明的全面总结。     

从“汉无礼乐”看西汉诸侯王墓葬

在已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墓葬中,大量墓葬存在"玉衣"、"题凑"等方面与帝王"同制"的现象,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针对这种"乱象",在重新审察西汉礼制制订实施情况后可知,其根本原因是西汉礼制主要承袭秦制,并没有依据西汉情况制定全面严格的礼制,出现了王鸣盛所说的"汉无礼乐"现象,加上厚葬等原因,最终导致了大量诸侯王墓葬与帝王"同制"。     

坑儒一事真伪辨——与李开元先生商榷

《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坑儒一事的记载,是可靠的。坑儒一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起于方士讥议,秦始皇因此意识到士人非议时政之风颇盛,遂从非议时政者中选出四百六十余人,集中将其杀害,以警示天下人不可非议时政、诽谤皇帝。由于立场不客观,东汉儒生对坑儒一事有不少误解和夸张,误认为是秦始皇为了彻底灭绝《诗》、《书》,遂活埋儒生,甚至是活埋了所有儒生。东汉儒生对坑儒一事的认识,尽管严重偏离了历史事实,但仍然属于历史认识,与故意伪造的谎言有质的区别。     

从《史记·酷吏列传》看西汉酷吏

《史记·酷吏列传》选自司马迁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一书。酷吏列传中主要记载了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伊奇、减宣、杜周等十个酷吏的事迹。本文主要从作者司马迁的角度考察西汉酷吏,简述司马迁对于西汉刑罚制度和酷吏的态度,通过酷吏们的事迹,总结出当时酷吏们的特点以及他们最后的结果。     

明《城阙里记》碑文反映的起义农民对孔教的蔑弃

孔子是春秋末年没落奴隶主统治制度的顽固维护者。从汉以后,他又被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捧为"圣人",他宣扬的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反动理论,成了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当然,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而"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     

“竖儒”“腐儒”“鄙儒”的来历

“竖儒”“腐儒”“鄙儒”的来历张燕欣中国古代称学者为儒，有＂博洽多闻，时称通儒＂之谓。因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叫儒学，故对崇信孔子学说的人称儒生或儒士。儒生也泛指一般的读书人。《论衡·起奇》曰：＂能说一经者为儒生。＂人们称赞学问精粹的儒生为醇儒；称赞学识...     

西汉道义观的学理形成

西汉道义观的形成,一在于董仲舒从天人关系上对天道和人道运行的本质要求进行凝练,形成了政治道义观。二在于司马迁从历史经验上对历史运行秩序的重构,使"义"成为观察历史秩序的参照,从而形成了历史道义观。三在于盐铁辩论从行政理念的角度对西汉制度进行讨论,使得参与讨论的御史、大夫们意识到国家必须承担起社会道义,才能长治久安,初步讨论了国家道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