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编造么？

日本右翼众口一词地说：东京审判是“胜的审判”,只要能证明日军“罪行”,“胜”们便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造谣,所以,日军在二次大战中的行为被大大丑化了。而在所有对日军的不实指控中,“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最大的谎言。因为在东京审判之前,世人并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而“不知道”是因为“不存在”,所以“南京大屠杀”完全是由东京审判编造出来的。此一论调由来已久,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受到特别的强调。通过比勘各种献,可以证明,即使仅据日本的资料及西方人记录中日本右翼并不完全否认的资料,这一说法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记学术勤奋生活淡泊的周培源

周培源先生是我父母生前挚友,又是父亲梁思成20年代初的清华同学。当年的清华学生有极强的团队精神和集体自豪感,只要一提起“我们清华”,那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30年代,我还是小娃娃时,在几位交往最深的北大清华教授之间,子女们都把长辈们互称为“爸”和“姨”。因此,周老对于我来说,从小就是“周爸”,父辈则一直称他“周     

日伪政权在广东的奴化宣教概述

日本侵略军在侵占广东期间,除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反动政策外,还推行典型的帝国主义文化以掩饰其侵略行径和殖民统治。侵粤日军在加强对南粤人民的文化愚民和思想压制的同时,还通过扶植傀儡政权,在广大沦陷区内建立了各类奴化宣传和教育机构。日伪当局在占领区内建立的奴化宣教机构和文化团体主要有下列三类: 1.日军创设的机构。日军在广州司令部直属机关设立宣抚部,师团设宣抚处,联队设宣抚班,其主要任务是在占领区内设点公开宣传所谓“中日亲善”,“日满支友好”。由日军随军记者组成的报导部则负责“报道宣传战”,迅速报道日军的“战绩”     

《山西文史资料》发表《一个侵华日军的日记和回忆》节译

曾参加侵华战争的原日本兵泽昌利根据自己的日记、笔记撰写了《留给子孙们》的长篇回忆录,由鞠佟生、田酉如以《一个侵华日军的日记和回忆》为名译成中文,《山西文史资料》第１１９辑发表了其中的“前言”、“中国战场的回忆”、“到华北战场去”、“太行山的战斗”、“难熬的战地生活”、“亟盼回国”、“附记：同《魔鬼的饱餐》有关的事”、“后记”等章节,记述了八路军与日军在太行山作战的一些具体情况和日军罪行,也反映了作者对战争侵略性质的批判认识。《山西文史资料》发表《一个侵华日军的日记和回忆》节译     

上海四川北路区域慰安所研究

如果说上海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那么,上海侵华日军势力集中的虹口北四川路区域,就是上海日军慰安所的发源地。在1930年代初,上海的日军慰安所经历了由“贷席业”向“海军慰安所”的转变,美楣里和克明里的慰安所是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慰安所。横浜桥地区是日军慰安所高度集中区域,尤以朝鲜侨民开设的小型慰安所为典型。1939年和1940年出现的慰安所登记管理机构,也位于横浜桥地区。本文对日占时期出现在上海四川北路区域的各类慰安所进行历史和现状的描述,以期揭露日军“慰安妇”制度在上海贯彻的罪恶事实。     

南京的“慰安所”与“慰安妇”

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在侵华战争中,长期公开地实施罪恶的“慰安妇”制度。南京由于它是日本侵华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驻防日军众多,因而成为日本当局实施慰安妇制度最完善、慰安所与慰安妇数量最多的大城市。南京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由来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在对中国军民进行血腥大屠杀的同时,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至8万人次,造成了性病在日军各部队中迅速流行。在1938年初,即在日军进占南京城不到一个月,谷寿夫第6师团的随军军医便发现性病己在该师团中蔓延开来。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闻报,当即命令组织医官至所…     

用压岁钱学理财

春节刚过,女儿就盘算着存折本上增加的1000多元压岁钱了。看到女儿人不大,已经学会了过自己的“小日子”,我由衷地感到,当初教她用压岁钱学理财,真是做对了。大手大脚的女儿给压岁钱,是我国春节的古老传统。我女儿的长辈们,有的是私营企业主,有的是个体经营户,有的是外资企业的白领,有的是国家级科研所的科技人员,他们的收入都很高,女儿上小学起,长辈们给的压岁钱就已经有千把元     

抗日战争历程中的两座桥

“黔南事变”时在深河桥畔与当地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日军的部队正是“七七事变”时在芦沟桥边打响抗日第一枪的29军。 提起抗日战争,在贵州黔南之南的独山,父老乡亲们总爱将这场战争和两座桥联系在一起,说抗同战争是起于卢沟桥,止于深河桥。     

抗战中献身的国民党上将

佟麟阁将军佟麟阁将军,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追认陆军上将。1935年后,面临日寇入侵的严峻形势,佟麟阁抓紧时间整军修武,他亲自主持二十九军的军官教导团,在训练中,注重激励学员们的爱国意识和抗日斗志,曾对学员们说:“中央如下令抗战,麟阁若不身先士卒,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双耳。”声情激越,闻者动容。1937年,日军在华北各地一再制造事端,准备扩大侵华。7月7日夜,日军驻丰台部队在宛平     

蒋经国贴身侍卫官的传奇生涯

告别赣州1945年初,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临近赣州。在日军第六十八师攻占粤汉铁路长衡段之后,日军第十三师团直扑萍乡,夺下攸县、安仁,直扫永新、遂川。遂川与赣州是相邻之地。赣州危在旦夕,市民们只好丢下“新赣南”的梦想,纷纷逃离赣州。原来逃到赣州避难的大批难民,又卷起铺盖开始跋涉,重新去寻找新的避难     

南京伪维新政府及其大民会

“七七”事变后,日军扩大侵华战争的同时,在内蒙、华北、华中地区扶植傀儡,建立伪政权,用“以华制华”的手段,形成以日军为后盾的新谓“国中国”。本文拟通过对南京伪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及其政治团体“大民会”活动情况的阐述,以揭露日军侵华期间,一面建立伪政权,加紧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一面收买汉奸汪精卫,拉拢、诱降蒋介石,妄国蚕食中国的罪恶实质。     

日军“C号作战计划”覆亡始末

在电视连续剧《亮剑》中,日军特工队袭击八路军总部的惊险一幕已为国人所熟知：日军驻山西第一军特工队在队长山本一木大佐率领下,长途奔袭八路军总部,企图消灭八路军首脑;稍后,在其袭击下,八路军总部首长被迫撤离,以避其兵锋。然鲜为人知的是,《亮剑》这一幕在60多年前确曾发生过：1942年,日军第一军为完成其针对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制定的“C号作战计划”作战任务,组建“特别挺进杀人队”,对八路军高级领导人进行刺杀。同《亮剑》中日军特工队的命运一样,日军“特别挺进杀人队”最终覆灭,其“C号作战计划”亦以失败而告终。     

1937年12月南京金陵大学非常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函一组

1937年12月16日至27日南京金陵大学非常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函,是最近整理日军侵华罪行史料时在我馆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全宗中新发现的。该文件是当时在宁外国友人抗议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重要文件,函中反映了日军在金陵大学及其附近奸淫妇女、抢劫、屠杀人民,无所不为的暴虐行径。文件形容“日军残酷之态度,非笔墨之可表述”。日军在南京大规模的集体屠杀主要在城外和沿长江边进行,因此该文件“惟所述尚不完全,只能表现全局之一鳞半爪”。该文件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所形成,正如郭沫若在为田伯烈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作序时所说“这些记录是国际友人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为我们留下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写照”,“这样公平的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该文件是关     

抗战中的一次"模范歼敌战"

1939年8月,我八路军115师在山东鲁西梁山地区以劣势装备和与敌相等兵力全歼日军一支装备优良的“王牌”大队,上演了一幕精彩的战争活剧,它不仅创造了抗战史上中国军队首次以同等兵力歼灭日军成建制部队的“模范歼灭战”,而且击毙日本皇族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严重打击了日军盛行的“武士道精神”的“自尊”,震撼了当时的日本国内和日军上层。     

抗战中的一次“模范歼敌战”

1939年8月,我八路军115师在山东鲁西梁山地区以劣势装备和与敌相等兵力全歼日军一支装备优良的“王牌”大队,上演了一幕精彩的战争活剧,它不仅创造了抗战史上中国军队首次以同等兵力歼灭日军成建制部队的“模范歼灭战”,而且击毙日本皇族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严重打击了日军盛行的“武士道精神”的“自尊”,震撼了当时的日本国内和日军上层。     

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制度的国际化倾向

日军“慰安”制度初创于中国上海,此后随着战争的进展,日本将“慰安”制度推向了西南太平洋海域周边的泰国、马来亚、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香港以及所罗门群岛、阿留申群岛部分地区和岛屿,数十万欧、亚女性沦为慰安妇。从地域看,被日军强迫征集的慰安妇有亚洲人、欧洲人、美洲人和非洲人;从肤色看,慰安妇有黄种人、白种人和黑人。日军“慰安”制度具有明显的国际化倾向,表明日军“慰安”制度在二战时期已经成为日军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日军强逼中国妇女为“慰安妇”资料摘编

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侵略军随军设置“慰安所”,除从日本国内召募“从军慰安妇”外,曾在征服地强征大批妇女为“慰安妇”,供满足日军官兵的性欲之用,以支持其侵略战争。其中,有从朝鲜强征的“女子挺身队”,更有大量从中国大陆和台湾(日占)强征的“慰安妇”。日军强征中国妇女作“慰安妇”,不仅遍及大陆沦陷区,而且强掳“慰安妇”至东南亚日军铁蹄所至之处。日军强逼中国妇女为“慰安妇”,进行惨无人性的蹂躏虐杀,这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犯的一种严重罪行。但由于种种原因,侵华日军这一方面罪行的系统史料甚少披露。这里,我们从近些年来出版的书刊中摘录到一些这方面的零散资料,辑为一组,提供读者参考。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日军当局与南京安全区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20余位西万人士成立南京安全区,对南京难民进行了人道主义的保护与救济。日军当局在攻占南京之前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在攻占南京初期,又默认了安全区的存在,但其后不久日军便认为南京安全区的存在妨碍了他们对南京“新秩序”的建立。因此,日军当局对南京安全区便采用各种手段进行压迫,直到扶植“自治政权”以取代之。可以说。由于西方人士倡议成立和管理的安全区违背了日军当局的战略意图。南京安全区被迫解散的结局实际上早已注定。     

写在抗战正面战场之背后——一篇被检扣的报道及其他

翻开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一书之战争检讨部分,以及正面战场各次战役乃至战斗的检讨报告,千篇一律,无非是国民党军如何以空间换时间主动实行战略转移,集小胜为大胜。在谈到军事失利原因肘也只是武器装备如何不及日军,军队如何不如日军训练有素,更深层次的原因最多是各部队间不能协调作战等等,这“深层次”还是军官们为推卸失利责任才得以勉强承认的,检讨不出也不可能检讨出真正问题的所在。但是,国民党军队在对日作战战场上存在的问题,不能因中国取得了八年抗战的胜利而所谓“一白遮百丑”了。     

蒋、汪夹缝中的唐生明（下）

“住家使者”的环生险象唐生明由堂堂警备司令,到去上海“住家”,肩负军事与政治使命,危险是时刻伴随着的。说险象环生,一点也不过分。1942年冬的一天,李士群的特工破获了上海戴笠军统一个区的组织,区长陈恭澍被捕。特务们从一些发出的密电文稿中,发现有一份电报是对重庆方面“希望以后不要再在上海等地暗杀个别日军官兵,这样完全得不偿失。近日军统在上海愚园路暗杀了几名日宪兵,日军立刻严密封锁了该地区,逐户搜捕,杀了几十名无辜百姓,以示报复。极大影响了居民生活,引起对重庆政府的埋怨与不满。长此下去,必将失去沦陷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