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武训传》批判三部曲（下）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毛泽东病逝,而江青则关进了秦城监狱。平反冤假错案启动,此时距离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已近半个甲子,当年一些参与批判武训的人,也开始有所反思。     

毛泽东写给江青的那首诗

一上海,延安,北京。蓝苹,江青,李进。山转水移,时空变换,江青总能在自己的名字上弄出新的花样。"李进"最早与世人见面,是在1951年。是年6月,为了深入揭批电影《武训传》,江青率领一个调查团,前往武训家乡山东堂邑、临清等地调查武训历史。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调查团撰就《武训历史调查记》,连载于1951年7月底的《人民日报》。此长篇"调查记"署名"武训历史调     

顶着风浪为武训辩护的郝瑞琛

50年前，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并在《党的生活》专栏里发表专文《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 从这一天起，一场以理论讨论形式出现的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政治大批判运动，便掀起来了。 当年在中共堂邑县委宣传部工作的25岁年轻共产党员郝瑞琛，并不知道《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是谁的大手笔，也没有掂量掂量这篇《党的生活》栏专文有多大分量，更不知道北京派来武训老家堂邑县搞调查的武训历史调查团里的李进，就是江青。他只看到5月20日以后全国的报刊几乎是“舆论一律”地…     

论电影《武训传》批判

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文化批判运动，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本文不对电影《武训传》作过多评论，而力图对历史上的武训和“武训精神”，以及对这场批判运动本身，进行相应的分析，以回顾历史，总结教训。     

我编导电影《武训传》的经过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掀起的对文化作品的大批判。我因编导《武训传》,为此也“臭”名远扬。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今将我当年编导此剧的经过作一回忆。 一 早在1944年夏间,我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时,有一天,厂长李清悚领了陶行知先生来会见我。陶先生当时已经在离北温泉不远的草街子小镇,在万分艰苦的条件下,为难童创办了半农半读的育才学校。这一位我素所闻名钦佩的人民教育家送给我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我有机会时能够把武训的     

论陶行知提倡“新武训精神”的积极意义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和共产主义战士,在国际教育界、思想界也享有卓越的声誉。到一九八四年为止,全世界已有二十二个国家组成了陶行知研究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久亦将在中国召开陶行知研究学术讨论会。但是自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文艺报》等先后发表了杨耳《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及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等文章,对陶行知所提倡“伪武训精神”提出批评后,在一个长的时期里,人们对陶行知的研究遂告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陶行知研究工作开始逐渐恢复。1985年9月5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在北京成立,胡乔木同志在大会发言中对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问题发表了公正的评论,他说:“当时这场     

郭沫若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1951年5月,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场突如其来,波及全国的批判运动,第一次震惊了中国知识界、文艺界,也震惊了郭沫若.郭沫若为什么震惊,是因为他原本是武训行乞办"义学"的肯定者.     

“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孙铭勋

1951年,重庆育才学校校长孙铭勋被定为西南地区“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其实孙铭勋与电影《武训传》毫无关系,批判之初,他根本没有看到过这部电影,因为当时西南地区还没有放映这部影片。此前他也从来没有单独地以个人身份大力宣传武训。孙铭勋从一开始就被定为重点批判的对象,是因为“批判武训运动”的实质,是要否定当时众多教育家们各自所主张的教育理论,如“生活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活教育”等等。孙铭勋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代表人物。     

《武训传》批判前后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建国后第一场规模浩大的思想批判运动。毛泽东和郭沫若,同为巨人的这对朋友,在这场运动中却分担了不同的角色。     

我编导电影《武训传》的经过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掀起的对文化作品的大批判。我因编导《武训传》,为此也＂臭＂名远扬。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今将我当年编导此剧的经过作一回忆。     

陶行知与《武训传》批判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逝世后,毛泽东题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众多中共高官对陶行知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四年后,风云突变,毛泽东以批武训为名对陶行知进行鞭尸,彻底否定.关于陶行知与《武训传》批判的关联,学界从政治、思想等多方面做了很多分析,文中认为,陶行知的一首小诗可能系主要原因之一,甚至是根本原因.     

我编导《截止训传》的经过

关于我编导电影《武训传》的经过,前后历时很久,曲折颇多,也是我电影艺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早在1944年夏间,我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时,有一天,厂长李清悚领了陶行知先生来会见我。陶先生送给我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我有机会时能够把清朝的武训一生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 我怀着很大的兴趣细读了那一本由段绳武主编、孙之俊绘画的《武训先生画传》,深深地为武     

江青诡踪查武训

一个化名李进的女人1951年6月的一天,中共聊城地委办公室接到上级领导机关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说有《人民日报》社、文化部的若干同志,去聊城考察关于武训的问题,其中有位女同志……电话上不便谈,来人带有刘澜涛同志一封信,希望你们做好保密和保卫工作,要保证不出问题。口气相当严肃。来的是谁？又是由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刘澜涛亲自写信介绍,肯定来头不小。当时,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已经展开,聊城是武训的故乡,作为当地一级党委,当然不能置若罔闻。虽也组织人深入武训家乡进行了一些调查,但总认为这是文艺界和教育界的事,值…     

茅盾与电影《武训传》批判

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堪称新中国思想文化界第一个重大事件。尽管学术界对这场运动已有诸多研究,但对时任文化部部长茅盾的关注与记载却是甚少。在这场体制内的政治运动中,他是怎样参与其中的?作为直接主管领导,他又何去何从?欲知详情,请阅《茅盾与电影 < 武训传 > 批判》一文。     

开国第一文化冤案──江青与陶行知及其弟子的恩恩怨怨

1951年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建国以后第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运动。这场运动以文教界为重点,波及各行各业,狠揭猛批,上纲上线,开建国后历次思想政治运动之先河。而其声势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即在事过40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是够得上“等级”,有资格谥之为“开国第一文化罪案”的。 然而,对于当年运动的绝大多数经历者来说,无论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也不管是作为“动力”或“对象”的,他们在批判武训和当代新武训陶行知,以期努力肃清自身或他人头脑中的《武训传》流毒时,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评论武训和陶行知是…     

新中国“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发端——“千古义丐”武训与电影《武训传》风波

近日,一部拍摄于20世纪50年代的老电影《武训传》重新走进了公众的视野。60年前,这部电影经过短暂的公映后便匆匆退出银幕,今天,当这部＂新中国首部禁片＂浴火重生之后,再次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片中主人公武训生前身后的奇特遭遇,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批判陶行知始末

陶行知先生1951年因电影《武训传》牵连遭受到批判,迄今已60周年。这是发生在陶行知逝世5周年、新中国诞生不到两周年的一次重大思想政治运动。当年激烈批判陶行知的先生们,后     

“武训历史调查记”所提示的治史方法

人民日报社与中央文化部发起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在七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八日的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一工作的伟大成就,的确像郭沫若先生所说的:『这是向来的历史述作里面所几乎没有的新的成分,这一次的批判工作和调查工作为中国人民史学增加了光辉的一页,我们为这一思想工作上的成就表示庆贺』(读『武训历史调查     

《寻乌调查》中关于宗教的政治经济分析及其现实启示

在《寻乌调查》中,基于缜密调查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毛泽东对寻乌的政治经济和阶级状况进行了颇具实践意义的分析。其中,宗教问题作为联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重要论题,在毛泽东的阶级分析中得到了由现象及本质、由理论及实践的细致研究。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不仅将宗教现象还原至物质生产关系层面,更将宗教批判转变为分析、批判阶级社会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在各种意识形态冲击我国社会的当下,《寻乌调查》中宗教批判既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视角,更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宗教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     

五十年代历史学家的命运

随着毛泽东（1893--1976）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对逝者的纪念和对苦难的追忆才成为可能。文学是政治的晴雨表：五十年代的毛泽东利用文学——批电影《武训传》和批俞平伯（1900--1990）及其《红楼梦研究》——作为发动更大规模政治运动的试探,七十年代末的反思和批评文革的小说——刘心武（1947-）的《班主任》和卢新华（1954-）的《伤痕》——则成为开拓新时代的先锋。